“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打心眼里却瞧不上。”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不要说市委书记、市长不送孩子上职业学校,恐怕就连职校的校长,在孩子有可能选择上普高、大学时,也不会选择职教。这并不是市委书记、市长或者校长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是每个受教育者的自主权利,而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严重问题。
对于职业教育,我国政府可以说是相当重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职业教育就先后三次被提及。回顾2004年迄今的10次政府工作报告,无一例外,全部提到了职业教育,且作为关键词共出现了28次。然而,职业教育为何却面临不受老百姓待见的尴尬境地呢?
这与政府只关注职业教育规模、数量,而没有解决其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有关。简单地说,就是职业教育学生不论在求学还是在就业、职业发展中,都低人一等。而这种制度,是政府部门一手制造的。
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被视为一个低于普通教育的“层次”。在中考招生中,职校放在普高之后招生,被认为是差生才选择的教育;在高考招生中,高职被安排在一本、二本、三本之后的最后一批招生。这样的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职校的地位。虽然近年来一些地方尝试中职自主招生、高职单招,将部分职校招生放在提前批,可这无法改变职教低人一等的大局。
职校毕业生的就业也是如此。有关调查显示,我国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已经高于本科、研究生。然而,很多职教毕业生还是感到前途迷茫——他们可能在毕业时不愁工作,可是职业发展的空间,却远远小于本科生和研究生。换句话说,就是看不到前途。在我国这个“学历社会”,学生和家长,往往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职校。
单从规模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在过去10年中发展“喜人”。2008年,中职招生规模就达到年招生规模810万人,和普高招生持平。但这不是受教育者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的安排使然——为达到职教的发展目标,各级政府明确规定,要确保中职和普高招生规模1:1。
这种发展思路,也为职教带来严重隐患。不少地区为达到职教规模,根本不重视职教的质量和特色,甚至还有的职校,做起了“民工中介”的生意——以免学费承诺招来学生,不进行任何教育,就以“顶岗实习”的名义将这些学生送到工厂,干的是农民工的活。这样“空心化”的职业教育,有多少家长会愿意送孩子去接受呢?——不上这样的学校,孩子不是也可以马上找到这样的活吗?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职教从业者还是职教学生,都对职业教育缺乏认同度——这对办学来说,是十分致命的,它导致职教学生普遍有失败者的心态,很难全身心投入学习中。一些家长之所以不愿意送孩子去职教,说白了,是担心孩子技能没学到,倒是学坏了。而由于成才的道路被局限在上大学,甚至是一本的重点大学,我国教育的路越走越窄,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更加严重。
职教面临的问题,寄望通过转变家长和学生的心态来解决是不现实的,有效途径在于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的变革。如果我国学校管理取消等级、学校招生取消重点校、普通校、职校,取消一本、二本、三本,就业中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不以出身论英雄,职教才能获得和其他教育一样的发展地位,受教育者的教育选择才会多元——选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是好的选择,这不但为职业教育找到出路,也为中国教育找到出路。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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