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技术教育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虽然政府对大批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学设施，实验设备以及实习场所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投入。但是，在职业教育实践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总体质量不高，社会竞争力不强。在校的职高生中厌学混日子的学生多，破罐子破摔的学生多，学生管理困难，教育目标难以实现。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职业教育的改革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在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建言献策不说，正在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中国教育改革如何推进成为与会中外嘉宾关注的热点。权威人士表示，要破解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应以职业教育改革为切入点寻求突破，进而推动整个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然而，职业技术教育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虽然政府对大批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学设施，实验设备以及实习场所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投入。但是，在职业教育实践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总体质量不高，社会竞争力不强。在校的职高生中厌学混日子的学生多，破罐子破摔的学生多，学生管理困难，教育目标难以实现。另外，一些学校教师水平不高，校方管理混乱或无所作为，加之职业教育投入不够，一些办学者压缩办学成本，甚至想从学生身上牟利，导致职业教育质量没有保障，也就难以培养高素质的技术人才。总体来说，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职业教育是远在普通教育之后发展起来的。由于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绝大多数的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而成龙成凤的唯一途径是读普通大学。于是很多学生和家长认为“上职业院校没有前途，是万不得已才会选择的道路”，初中毕业生只要能上个一般的高中不会选择职业院校，高中毕业生只要能上三本，哪怕花昂贵的学费家长四处举债也会让孩子圆大学梦。
出现如此怪圈难道怪孩子和家长不理性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的纪宝成道出了其中的秘密，他称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鲁昕介绍，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不少舆论认为，此次教育部提出高考分为技能型人才高考和学术型人才高考，是重大突破。其实，分类高考在我国多省市早已开始实施。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这样的分类考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同时指出，要说实施分类高考就能提前为学生进行人生规划，解决减轻学生负担、让职业院校办出特色等问题，未免过于乐观。
笔者以为，鲁昕副部长的想法也许是好，但有过于理想化之嫌。没有人在中学时就计划或被计划今后一生就做一个普通的维修工人什么的。去做个调查，孩子自己或是家长希望自己的的孩子张大了做什么，估计大部分都是回答做什么家什么家的，恐怕没人会说：我儿子以后让他搞一辈子电焊吧。而今，职教毕业的学生，虽然不愁就业，但总体而言，在人才市场上还处于低端水平。莫说是官员的孩子，普通百姓也更愿意孩子念本科，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选择念职业院校。公众有类似想法并不奇怪，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反应。
事实上，公众不愿意送孩子上职业院校，只不过是近十来年的事情。在大学扩招之前，上职业院校依旧是一条很好的人生的出路。当然，大学扩招不是公众对职业院校有偏见的根本原因，应该说，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出路困境，才是公众不愿意送孩子及学生本人都不愿意上职业院校的关键。而所谓出路困境，主要就体现在就业歧视、职业晋升等方面。归根结底，不愿意上职业院校，在于公众对阶层流动缺乏信心。
众所周知，德国正是靠其发达的职业教育，创造了全世界最成功的高端制造业；同样，美国高中毕业生有近一半的学生选择社区大学。社区大学一是提供大学一二年级的基础教育，二是提供广泛的职业教育。前者，学生两年后可以转入四年制大学读后两年专业课程，不仅可以转入普通大学，更可转入像哈佛这样的世界一流名校。后者，按照市场需求培养人才，并永远为愿意学习、学习优异的学生提供升学机会。
办好职业教育，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比较和国外职业教育的差距，我国从制度和财政支持层面，改变职业院校地位，提升其教育质量刻不容缓。还应看到，当今中国，贫富悬殊、阶层固化、“拚爹”现象愈演愈烈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打通阶层流动阻塞的现状，不是教育和观念本身的改变可以起到效果的。如果阶层流动问题不解决，莫说是职业院校学生，普通公众就算获得了本科及以上学历，依旧面临上升空间狭窄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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