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董刚：天津职业大学校长，国家督学，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荣获第三届“黄炎培杰出校长”奖。
董刚：天津职业大学校长，国家督学，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荣获第三届“黄炎培杰出校长”奖。
职教新政要“水流到头”，落到实处
教育在线：近日，职业教育利好消息频出，先是《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出台，接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作为一线职教工作者，你如何看待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董刚：首先，对于《决定》的出台我感到非常振奋，我认为职业教育正在开启一段新的改革征程，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意味着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未来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决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认为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职业教育工作的重点和发展方向，也是打开青年人通向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
教育在线：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哪些首当其冲的问题需要解决？
董刚：目前，职业教育还是一个“断头”教育，与普通教育“两条腿”走路，而且呈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状。我觉得目前最需要提上日程的几个问题包括：第一，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桥梁，为学生成长搭建“立交桥”。第二，打通人才成长通道，做好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教育的衔接。第三，加快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等。这些都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成之日，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职教体系形成之时。
教育在线:《决定》出台并不意味着政策落地，你认为今后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
董刚：良策已出，关键是“水流到头”，落到实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决定》的执行，往大了说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往小了说就是28条规定的分解落地。这28条规定虽简练，但很具体。比如提到课程开发与实施，已经具体到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等细节。再比如，《决定》中提到，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对于职业院校来说，目前都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吸引民营资本进入职业教育，这是好事，但关键是如何操作。我想这些政策的落地，都需要系列政策的保障，并非一句话两句话能解决。
教育在线：《决定》中特别提到，健全企业参与制度，深化产教融合，你如何看待目前校企合作“一头热、一头冷”的现状？
董刚：总体来说，目前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还处于浅层次阶段，仅仅是解决了学生的实习实训和就业问题，如果从校企深度合作来说，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邀请企业的能工巧匠进入职业院校任职教课，职业学校教师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等等。从宏观来看，校企合作需要政策保障，比如通过减免税收激励企业参与合作，从学校来说，也要提高科技服务社会的能力，更多地体现出校企合作的双赢。
不惧本科转型、民办升本挑战
教育在线：《决定》中提到普通本科向职业教育方向转型，这对现有的高职院校来说，是否构成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董刚：现在国家提倡部分本科院校根据办学特色和定位，自愿向职业教育方向转型，我认为这个倡导是科学的。但转型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对于目前发展比较好的高职院校并没有太大影响，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科院校面临师资转型。师资是学校的工作“母机”，职业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更高，必须具有“双师”素质，我称之为“双教”能力教师，不仅能教学生动脑，还得能教学生动手。本科院校的教师，学术水平很高，但实践动手能力相对欠缺。从学术性教师转向双师型教师，需要一段时日。
第二，课程开发、教学形式转型。职业教育最大的特色就体现在教学形式上，我们叫“教、学、做”一体，或者“理实一体”。但是本科不一样，理论和实验是分开的，由理论教师和实验人员分别完成。因此，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就面临着教师的实践和教学设计能力的提升，以及课程的重新开发、教学形式的变革等。
第三，实训条件的完善。本科院校的实验条件，很多都是基于验证性的基础设备，而职业教育的实训面向现实职业岗位，很多都是生产性的真实设备，这方面也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
第四，转变办学理念。从学术型向职业教育转型，最大的障碍应该是观念，以前是培养学术性人才，现在要转到技术技能型人才，从上到下都会面临着观念的转变。
第五，科学研究。本科院校的科学研究更倾向于“顶天”，侧重于知识的创新，承担国家“纵向课题”，而职业院校的科研则趋向“立地”，即知识的应用，技术的创新，承担企业委托的“横向课题”，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这些都需要转变。
但无论如何，本科转型，这是顺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是大势所趋，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好已有的办学优势，办出特色，以质量取胜。
教育在线：最近教育部审批通过了20多所民办高职“升本”，《决定》中也提到现有高职原则上不升本，这是否对公办高职带来一定压力？
董刚：这是国家的政策导向，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但是对于我们天津职业大学来说，我们并没有感到太大压力。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主要面向第二产业，即技术技能型人才，而大部分民办高校的定位主要是针对第三产业，原因在于，这些专业比如会计、文秘等文科类专业投入少、办学成本低，实际上，我们的招考分数比天津三本分数线还要高很多，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职业教育还是要质量取胜，特色取胜。
教育在线：您来天津职业大学之前，在天津大学工作过多年，两所学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董刚：两所学校是两种类型，天津大学培养的是工程科学型人才，是国家高水平大学，而天津职业大学培养的是技术技能型人才，也是我国高职院校中的佼佼者，都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但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决定了两所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手段、课程开发等都存在很大不同。其次，学校文化的差异。天津大学给学生呈现的主要是大学文化，严谨的学术氛围，而天津职大，除了自己的大学文化，还具有浓厚的工业文化氛围，比如在学校很多实训基地、教学大楼内，都有明显的工业文化的标志。但无论何种类型的学校，共同的任务都是“育人”。
董刚的“泡菜论”
董刚是职业院校里少有的学者型校长，言谈举止温文尔雅，记者偶尔插话，他会中断回答，让别人先说。
他学机械工程出身，聊天时思路清晰，逻辑缜密，面对很多现场提问，他回答时不假思索，信手拈来，像提前做足了功课，实际上应该是他平日全方位思考所致。
他也是少有的既主管招生，又主管就业的全能型校长，他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就业兴才能招生兴，才能学校兴，这是一个链条。招生的时候，他也会出动人马到地方集中宣传，聚集人气，更多的功夫做在平时，天津职业大学经常会和地方的一些中职、高中联谊，出资赞助对方的活动，为了未来的生源做准备；为了给学生找寻更多的就业机会，董刚的手笔更大，他推动学校参与政校企联合，在学校与天津港保税区等区域开展的合作项目中，他亲自担任项目负责人。此外，董刚是天津第一所引入第三方评价的高职院校，“人才质量如何？学生和用人单位说了算，教育评估应该走向多元，要有第三方评价，这是大势所趋。”
对外要面向市场，对内则要面向学生，董刚说，市场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两者并不相悖。
“招生兴如何达到就业兴，就是教育培养过程。这才是关键。”董刚请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做过一项调查，学校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60%的学生家长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文化基础最差的学生只认得英文26个字母。他不讳言职业院校学生的文化基础薄弱。
“学生输在了高考起跑线上，我们要做的就更多。”他按照学生入学的英语水平从高到低分成A、B、C三个班，分层次施教。学生“能上能下”，学习的劲头也更足，英语成绩有了明显提升。2006年至2009年，学校组织教师针对市场需求开发了将近500门课程，“职业院校的教学必须有职业特色。”董刚说。
听到很多人说职业学校就是培养“技工”，他不认同：“工厂能生产一模一样的杯子，学校能吗，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在他的观念里，职业教育非“制器”，而是育人。这也是他从天津大学带到天津职业大学最重要的东西，“教育就是全面育人，把学生变成他自己。”在他看来，除了教给孩子一技之长，重要的就是学校文化赋予他独特的东西。
他把大学文化比喻为泡菜，不同食材混合发酵形成泡菜汤，这就是大学文化，而泡菜中的黄瓜、圆白菜就是不同的学生，不同泡菜汤浸泡出来的“小黄瓜”既有个性，也有共性，“这就是大学文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 （解艳华）
腾讯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