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农村孩子是否应该上大学，这是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农村孩子上大学是否能改变命运。或者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性价比到底高不高？在若干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招数里，“上大学当蓝领”近来成为一很主流的出路。
别急着炮轰“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
两会上，几则教育新闻备受关注。比如，在谈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并没有改变大学生就业难的窘境时，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崔向群表示，现在的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没有什么区别；在谈到农村孩子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语出惊人，“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
把研究生等同于中专生有失偏颇，好在崔向群代表还加了“定语”，“现在”的和“以前”的。以前的中专生确实都是高学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专生录取分数很高，远远高于高中录取分数，所以，那个时候从中专毕业出来的学生，说他是高素质一点都不夸张。
至于农村孩子是否应该上大学，这是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农村孩子上大学是否能改变命运。或者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性价比到底高不高？在若干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招数里，“上大学当蓝领”近来成为一很主流的出路。既然铁定了要做蓝领，菜馆、面片馆、包子馆、美容美发店里的工种还需要我们去上大学镀金么？没上过大学也不见得没有传奇，比尔盖茨、卡耐基不也没上过大学也都成了一代富豪么？可是如果卡耐基活在今天，还从摆地摊起步从当童工起家，他能获得当年那样的成功吗？教育这一关过不了，他根本进不了高层次的竞争，他又怎么可能出人头地呢？
讨论来讨论去，上大学是否有用是否值得？我们还是一脑混沌。在这一片混沌中，似乎也不仅仅是中国教育的问题，它和中国的经济结构还紧密相连。有识之士说了，中国经济发展在明显地走向“粗笨化”。这种产业结构失衡反映在劳动力需求结构上，就是知识型服务业岗位——基本上属于所谓“白领”岗位——需求相对不足，对蓝领型岗位却产生了旺盛的需求。如果产业结构那么渴求蓝领，而即便你受过了很好的高等教育，其中的大部分人还难以逃过当蓝领的出路，而做一个蓝领并不一定需要高昂的大学投资，当真如此，这样的投资不要也罢？
可我们真的能够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感召么？有谁又情愿做一辈子蓝领么？在当下的中国，“‘黑爪子’干活挣钱‘白爪子’花”已经成为一线蓝领工人的真实写照。现实中上大学未必是农村孩子的最好选择，那么职业教育能否为他们提供理想的未来呢？
暂且不说王平委员所担忧的“农村孩子上了大学就回不了家乡”是否过于矫情，单单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中国的职业教育发达，职业教育也许是农村孩子一条理想的出路。
中国近现代职业指导理论的集大成者黄炎培先生,亦曾将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换句话说,就是职业教育的人文价值也在于对人本身的关注和对人自身素质的完善和超越。
世界上但凡经济发达、制造精良的国家,如德国、日本,无不是职业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职业教育的职业属性使其成为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又以其鲜明的教育特征——通过教育为个人架设起生存的桥梁,满足个人基本的生计需要和生活需求。有媒体通过对北京、四川、广州、江苏等地的职业学校和相关部门的采访中发现,职业教育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经济的腾飞、企业的需求也为当地职业教育的壮大提供了源头活水。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无论从政策还是从财政投入上,对职业教育的重视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当下中国职业教育可谓正处于“春天里”。遗憾的是,正处于“春天里”的职业教育本身却没有真正“发育”起来。一方面职业教育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不容乐观,它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夹缝中苦苦生存,而另一方面,一些职业教育院校的负责人唯利是图“自毁招牌”。
职业教育为何会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这和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是分不开的。可以批建业技术院校的部门可谓五花八门,有教育部门的、有劳动部门的、有行业的；有省一级的、有市一级的,还有县一级的。政出多门且没有统一标准,职业教育的混乱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由于批建和管理部门不同,同是职业院校享受的政策待遇也迥然不同。并且它们之间缺乏很好的沟通衔接,教育、就业与培训之间也脱节分离。由此看来,仅仅有好的时机并不一定能发展好职业教育。
都知道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快慢、好坏的晴雨表。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各类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前所未有地正被人理解且受到尊重、重视,我们必须珍惜这样的时机。除了观念上更新对职业教育的认知,财政上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体制上也必须理顺对职业教育的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制止职业教育在“春天里”自毁招牌,让职业教育更快地茁壮成长起来,撑起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明天，也才能为农村孩子提供性价比高的好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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