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职业教育今天受到高度重视，其实也是产业结构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倒逼所致。从德国的经验可以看到，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并非必然要把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当作“落后产能”淘汰掉，只留下几个行业巨头。中小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大有作为，甚至成为“隐形冠军”。中小民营企业才是经济活力之活水源头，需要扶植，引导，而不是粗暴地淘汰。
中国的职业教育，即将集中发力。600多所普通本科院校，将向职业教育转型。“两种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新制度也即将出台。这种变革，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更是中国产业机构向高端制造转型升级的时势要求。而职业教育享有盛誉的德国，无疑成为我们参考的重要样本。梳理德国职业教育模式与产业结构密切配合、互相促进的过程，以及这种配合所产生的结果—支撑起高端制造业的“工匠精神”，无疑对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要摆脱低端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也需要培育我们自己的“工匠精神”。职业教育，任重道远。
[开篇]寻找中国的“工匠精神”
时代周报评论员 孙乐涛
“如果让你经营一个拥有150头牛的养牛场，你如何精确计算出所需的水、电、农业机械、精粗饲料、药物的数量，以及雇工的工资、税收等各项费用？”这是德国一所农业职业学校的课堂上讲授的问题。然后，经过同学们的热烈讨论，校长再拿出畜牧研究所的权威报告，结合自己的经验加以分析、解释。
德国的职业教育久负盛名。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即将集中发力。在最近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中国600多所普通本科院校，将向职业教育转型，与之相适应，高考也将面临重大改革，“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将分途选拔，“两种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新制度即将出台。
【学徒工匠还是儒生士子】
与通识教育、素质教育、人文教育不同，职业教育不以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为主要目标，而是密切地以就业为导向，意在训练学生用来谋生的一技之长。用中国传统文化术语来表示，它的主体不是学徒、工匠，而是儒生、士子。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这两类主体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迥异。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面临的就是传统观念的纠葛。
当今各国，在职业教育与工人技能培训方面最为人称道的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也都是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极为发达的国家。一定意义上，制造业文化就是工匠文化，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往往需要从业者具备一种所谓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们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的要求，他们追求完美和极致，努力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工匠们热爱自己所做的事，胜过爱这些事所带来的钱；工匠们不跟别人较劲，永远跟自己较劲。”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主义化的描述。近年来，这个术语也开始在中国工商界流行，苹果的成功据说就是因为乔布斯、乔纳森等人的“工匠精神”，魅族号称以“工匠精神”做手机，TCL董事长李东生也呼吁“我们需要重拾工匠精神”。
德国的“工匠精神”最受推崇，日本的“精益生产模式”也体现了为人称道的“职人之道”，许多人乐于从历史文化、甚至所谓“民族性”的角度来考察这种精神的起源，并从中寻找德、日崛起的原因，以之来反观中国。
比如，基督教传统对体力劳动、对手工业者的接纳程度比儒家传统要高一些。耶稣是一名木匠，基督教的真正创立者、头号使徒保罗则是一名帐篷制作匠，他在漫长的传教生涯中经常要靠做手艺活来筹措经费。而儒家则向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宗教，孔子有“君子不器”的说法，论语中他对学生问稼穑之事很不以为然。按主流的儒家观念来看，匠人们营营役役、雕虫绣花，都是些末技，士君子不为也。士君子要修齐治平，不为物役。如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崇尚笔墨，讲求简、淡、疏、旷，贬斥工笔、色彩，“匠人气”、“画工气”、“匠气满纸”是对作品与作者最为不屑的评价。
近代以来则有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说法，认为新教改革赋予世俗工作以神圣意义，从而使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了关联效应，促进了现代世界的来临。具体说来就是，宗教改革时期产生一种“天职”观念，认为神职人员并不比普通信徒更神圣，上帝可能呼召你去做牧师，也可能呼召你去做商人，做工程师，做中学老师，做木匠、石匠，只要你努力做好自己的职分，就是荣耀了神，你的这项工作就具有了神圣的意义。于是信徒们拼命工作、赚钱，把自己的一份世俗工作做到极致，以及为“天职”，这样的工作伦理、职业伦理就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韦伯的这个说法十分著名，以这个说法来解释资本主义时代的“工匠精神”，或许有一定道理。韦伯本人也乐于比较儒家传统中“君子不器”观念与新教伦理的巨大差异。
平心而论，中国的传统观念确实对国人形成健康的现代职业、专业观念构成一定的障碍。比如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里的“读书”并不是指上技校读的书，而是指读“圣贤书”，读“圣贤书”才能成为“人上人”。圣贤书讲的不是如何做木匠做石匠、耕作饲养，而是讲如何修齐治平。
另外，中国传统中也缺乏欧洲或日本那样的贵族与平民长期“固化”的封建制，这样的封建制传统使人“安于本分”，而中国两千年前就实现了郡县制、平民社会，民众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意识、平等意识极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被写进蒙学读物，苦读圣贤书，一朝成为“人上人”的理念得到官方鼓励，成为极富励志性的正统观念。而以考察道德文章、诗词歌赋为主的科举考试成为这种观念得以落实的制度基础。
近代以来，科举制崩溃，现代知识、教育体系被引入中国，但数千年传统积习使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始终带有科举制的阴影。高考成为万千学子跳龙门、成为“人上人”的窄门，职业教育、技校乃是不得已、没面子的选择。
安徽休宁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木工班为了提高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与自豪感，学校别出心裁为毕业生颁发“匠士”学位。每年毕业典礼上，毕业生身着隆重的“匠士”服，头戴“匠士”帽，庄严肃立。据校方的解释，“匠”代表了娴熟的职业技能、谋生能力，而“士”则代表了一个人的文明修养、人生信念。这大概体现了校方把职业意识与传统观念相对接的苦心。然而，效果并不是很好，木工班已连续多年招不满学生。校长的解释是：“休宁县自古被称为"状元县"，家长觉得学木工很没面子，上大学才有出息。”中国的职业教育要取得充分发展，需要克服传统观念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
【“工匠精神”与比较优势】
德国式的工匠精神与职业教育发达，与较少排斥手工业的基督教理念有一定关系，也与中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城市形成的行会制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行会是一个城市中同一产业的手工业小业主结成组织严密的同业公会。行会规定了严格的等级制，从业者一般分成学徒、帮工、师傅三个可以逐级上升的等级。手工业者的进入、培训机制、生产程序、技术标准等在行会体系内被监督、完成。在欧洲列强中，16世纪，英国的行会制度就基本消失了。德国由于民族国家、统一市场形成较晚，直到19世纪，传统行会制度才逐渐消失。因而，适应中小企业的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的职业教育传统，在德国也相对较为深厚。
然而，当代德国工匠精神与职业教育的发达，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上述传统因素的结果，而是其基于在现代世界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而作出的一种主动选择。
英美国家长于范式性的科技与制度创新，并享有这种创新带来生产力与思想文化优势。与之相比，德国以及日本这样的国家，范式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其比较优势在于在科技范式革新之后，能够积极跟进，在工艺上精耕细作，制造出性能优良的产品。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正是他们在国际竞争协作体系中的最佳落点。笼统地说，他们与英美国家的区别犹如工程师与科学家的区别。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德国最擅长的在于较传统的汽车、机电、机械、仪表等产业，而在计算机、互联网、生物科技、金融等高科技、前沿创新领域则并不突出。这也正解释了并无基督教与行会传统的东方国家日本为何也以工匠精神与职业训练著称，这是其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
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结构必须与其产业结构相适应。而人力资源结构主要是由其教育结构决定的。德国的产业结构主体是高端制造业，而美国则是高科技、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这样的产业机构决定了美国无须、也不能实行像德国那样的分流化、二元制的教育体制。以创新、创意为核心的产业主体要求美国必须更加重视学术型、通识型的教育模式。
中国从20世纪末已由一个农业国家发展为以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为产业主体的工业国家，在未来可预计的几十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将更加类似德、日这样的国家，而不是美国。我国的人力资源结构自然也应向德、日模式靠拢。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教育结构恰恰是与不分流的美国非常相似，而异于分流化、职业教育发达的德国。长期性的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才出现了近年来日渐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技术技能人才短缺并存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国务院、教育部即将出台的教改方案，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作出的一种“拨乱反正”。
【小庙也能走出大菩萨】
德国发达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是与其产业传统密切配合的。与美国以科技创新、金融运作加大规模工厂生产的模式不同，德国存在大量中小企业，它们多实行家族化的管理。这些企业就是著名的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所说的“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集中在高端制造业，它们声名并不显赫，但在各自的细分市场内则往往雄踞世界之冠，甚至包揽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如德国卷烟机械制造商Hauni。赫尔曼?西蒙著名的研究结论认为，这些“隐形冠军”正是德国出口额长期雄踞世界第一的根本原因。西蒙的《隐形冠军》一书已发表20多年，波恩中小企业研究所2012年的调查报告仍显示，家族企业占德国2011年出口份额的42.5%，这些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比达到4.6%，超过德国企业平均水平（据《财经》(博客,微博)杂志数据）。
与深入介入资本市场的大企业相比，家族化管理的中小企业有其长处，它们更能培育“工匠精神”。家族企业一般不上市，极少与VC、PE等金融资本打交道，没有短期盈利压力，其战略眼光放得更长。主要靠自有资金运作，资产负债率较低，抗金融风险能力强，这也正是德国经济在近年来金融风暴中受影响较小的重要原因。规模小，技术人员可以同客户较密切地接触交流。管理者与员工往往是生长于同一小镇的熟人，互相之间长期合作，信任度高，对培养新员工以及老员工的进修学习可以放心投入。这一切使得德式高端制造业与“双元制”职业教育相得益彰。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企业在高端制造领域成绩斐然，并以良好的员工技能培训系统著称，其企业的家族化管理模式也是一大特点。高端制造、工匠精神其实非常依赖与企业长远稳定的战略以及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中国的职业教育今天受到高度重视，其实也是产业结构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倒逼所致。从德国的经验可以看到，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并非必然要把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当作“落后产能”淘汰掉，只留下几个行业巨头。中小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大有作为，甚至成为“隐形冠军”。中小民营企业才是经济活力之活水源头，需要扶植，引导，而不是粗暴地淘汰。
上述经验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则在于，高端制造业的发达需要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的保障与激励机制，也需要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重建，需要社会伦理关系的更新。至于职业教育如何实现，“现代学徒制”如何落实，与上述问题相比，倒是不那么棘手的技术性问题了。当然，前提是上述问题的解决。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网
腾讯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