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是否将有数百个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为应用技术型高等学校的讨论不绝于耳。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表示，今后基本走向是将通过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学校转型发展为应用技术型高等学校。转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转型应该避免什么问题？是否会演变为新一轮院系调整？也许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些教育家的声音。
(原标题：别让转型成为另一次“院系调整”)
近来，教育部官员提出，将数量众多的普通院校转为职业教育院校，并且也在考虑把部分“211”、“985”等重点高校包含在其中，“推动他们面向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为何要转型？教育部官员表示，转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教育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乍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实际上并非这样简单。
在教育史上，早就有教育家提出这种“适应论”，同时也有对此的批判。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教育家杜威就提出教育“适应论”主张，而赫钦斯则对这种主张提出批评。
赫钦斯提出，认为教育目的在于使青年一代适应他们的社会，不管环境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是可悲的。
赫钦斯认为，适应论至少是不适合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变动中的社会，而且一直是个变动中的社会。七千万美国人今天所住的房屋不同于他们十年前所住的房屋。美国是技术改革非常迅速的最卓越的榜样。成千工人所从事的职业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消灭，被一天以前还没有想到过的别的职业所取代。”
赫钦斯提出，适应论的教育倡导教育职业化，但学校的职业教育是没有效率的。“在战时我们了解到，飞机公司能在几星期内培养出飞机技工，比学校几年内培养出的更好。在学校里必然是由过了时的教师，用过了时的机械来训练学生。”
显然，赫钦斯所想的，是真正的大学教育应该怎样进行。大学教育反对职业化，这是赫钦斯的观点，也是历史上许多杰出哲学家、教育家的共同看法。
现代大学教育发源于德国。其指导思想，首先是康德哲学。康德提出：“人不应该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决、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大师费希特也指出：“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要去培养人们去适应传统的世界。教育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的，不是首先要去传递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我性、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能在还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德国教育家洪堡也指出，大学教育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提高通识性的修养，这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
今天，我们有必要听听这些教育家的声音，不要让这次“转型”成为另一次的“院系调整”。
（来源：微信号“教育思想网”，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唐晓敏，文章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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