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德国的职业教育给人类创造了两大奇迹，一是在1945年二战战败后迅速崛起，曾经有英国代表团跑到德国，说要把战争垃圾清除需要30年，结果在1968年德国不仅清除了战争垃圾，还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就是职业教育。而第二就是顶住了金融危机，大大缩小了东西德的经济差距。”
德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在汽车、机械、化工等高端制造业领域，有着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名牌。德国产品以其技术精良、做工细腻、品质过硬，赢得了广泛赞誉。而支撑德国制造业引领世界的源动力，则是一大批训练有素、精于创新的高级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而独具特色的职业教育则是德国工程师的摇篮。
德国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发端于工业革命，甚至在更早远的手工业时代，德国的作坊雇主们，就对工人的长远教育和劳资关系开始用心。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推出医疗、工伤、养老等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他们认识到，要使工人能全心全意地工作，就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而对工人职业技能的培养，则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德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教育传统的一部分，尤其在中等教育阶段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吸收了超过70％的适龄青年，而到上世纪70 年代以后，双元制职业教育逐渐向高等教育延伸, 出现了采用双元制模式的应用技术大学，数量达到了德国大学的一半。德国的职业教育不仅为本国经济起飞提供了动力，也为世界教育提供了一种典范。
德国教育三阶段
德国的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个阶段，初等教育即小学阶段，小学共４年，其后的五六年级为定向选择期或过渡期，为进入中等教育做准备。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选择进入普通中学（５年级到９年级）、实科中学（５年级到10年级）或文理中学（５年级到13年级）。
在普通中学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开始接受职业培训，同时上职业学校，约有60％－70％的学生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从双元制职业学校毕业后可获得工匠证书，进入工厂工作，也可以到职业培训学校继续接受培训，获得高级职业教育证书。
从实科中学毕业的学生，则可获得中级证书，进入职业学校和为以后进入应用技术大学做准备的高级技术学校学习。而文理中学的毕业生则可以直接进入高等院校，也可以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后再上大学。
根据2011年德国统计局对大学生来源的调查，综合性大学91％的学生来自文理中学和普通中学，而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生54％来自文理中学，33％来自职业院校。
统计局数据还显示，在高校体系中，应用技术大学（ＦＨ）约占50％，综合性大学占25％，其他的艺术学院、师范学院、行政管理高等专科学校、神学院等共占25％。但是从学生总数来看，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占64％，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生占33％，可见，综合性大学还是更多人的优先选择。
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慢慢发生转变。根据德国《明镜》网刊报道，“过去十年间，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多，现在ＦＨ毕业文凭与综合性大学毕业文凭相同，ＦＨ也一直在争取原来只有综合大学具有的博导资格。”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职业教育领域项目官员刘德（化名）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应用技术大学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人们将工程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升级，由此诞生了第一批应用技术大学。应用技术大学最初以技术类专业为主，后来逐渐开设了经济社会教育各专业，如今它的专业设置已经十分广泛。
刘德告诉记者，“很长时间以来，商人和工人家庭认为综合性大学是为培养精英设置的学校，而应用技术大学更适合自己孩子的发展。但随着时间推移，应用技术大学的实力发展迅速，学生数量增加了很多，文凭也等值化，到后来就到了跟综合大学争名分的地步，原来他们没有博导资格，现在也在争名分。”
双元制职业教育
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模式”，是指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教育任务，在学校主要学习理论知识，而企业则主要提供实践操作和技能培训。
双元制教学原本只存在于中等教育阶段，其特点是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在企业接受培训。据刘德介绍，职业学校由联邦州政府主管，在中等教育阶段，每星期只有１天在职业学校上课，４天在企业岗位接受培训，学校不需要太多设备，平均每天只有20％的学生在学校上课。
曾在德国留学多年的对外经贸大学史世伟教授告诉《凤凰周刊》，“德国的学校大多数是公立的，实践部分是由资方负责，大多数是私人企业，因此双元制是公私合作的典范。学生在企业培训不但不用交钱，还可以拿一部分工资。”
双元制模式由三方主体——学生、学校、企业——共同选择，学生先有自己的职业定向，想好要去哪个企业，再向企业提出申请；企业会根据自身岗位需要，决定是否接纳，如果企业决定培养，就会与之签订一份培训合同，然后学生再去周边找职业学校学习。
因为是需求导向，企业培养的学徒不会出现过剩的情况，很大比例的学生在毕业后就留在了培训企业。如果对某个工种没有需求，企业就不会提供培训岗位。
刘德介绍，德国唯一的一部与教育有关的法律是《职业教育法》，其中规定18岁以下的适龄人口必须参加职业教育，所以，“不论是综合大学还是应用技术大学，学生都是带着不同的职业教育背景进来的，学生素质的差异性很大，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实践经验”。
双元制模式后来延伸到高等教育阶段，也是职业培训结合学术教育，学生在企业接受实践培训与在大学学习的时间各占一半。
通过双元制模式，三方主体能够实现共赢，学校在内容上同企业密切沟通，以需求为导向进行课程设置，同时可获得资金支持；学生获得学位与国家承认的职业培训证书，还可以节约时间成本，实现经济独立；通过实习和培训，直接留在企业的几率很大，大约有85％的学生在上学期间就已经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而企业则可获得高素质、主观能动性强的后备人才，缩短新员工的磨合期。
为何选择职业教育？
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是政策、文化、利益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史世伟看来，德国是典型的“合作式资本主义”，“德国企业组织得非常好，各种协会和工商会紧密结合。德国的工商会是强制性的，所有的企业必须参加。工商会是代表全德国工商界利益的，所以它承担了很多国家性任务，有点半官方的色彩。加入了工商会，你的企业就要承担一定的社会任务，劳资双方的矛盾通过这种手段来缓和。工商会对职业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对此，刘德也有同样的认识，“德国的企业想得很明白，要想得到有素质、符合要求的员工，就要尽早让这些学生接受自己公司岗位的培训。”
德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比中国靠前，他们有自己的手工业协会和工商会，一些中小企业没有能力自己培训，工商会或者行业协会就会承担起为整个行业培训某个工种的任务。德国有明文规定，达到某一规模的企业要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来投入职业教育。
当然，政府不能强制企业招多少人，因此，在经济不景气、企业提供的培训岗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就会发出呼吁，召集企业协会首领商议，让他们提供更多的培训岗位。而雇主方也会借机提出要求，要政府做些让步，比如减税、减少官僚主义等，提出他们的利益诉求。工会也要作出让步，比如在工资方面，用这样的协商机制来促进发展。
职业教育之所以能被德国民众普遍接受，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技术人才能够在德国获得体面的工作收入。刘德谈到，“在德国，一个技工并不一定比白领挣得少，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工人师傅，他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他会很骄傲自己是一个4S店的师傅，他的家里人也会为他自豪。”
许多人选择应用技术大学，也是出于一种现实的考量，因为如果跟企业有密切深入的互动，上学的费用就有了一定保障，甚至实现经济独立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大学期间就能经济独立，且能学到一门扎实的本领，何乐而不为呢？相反，上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可能是没有太清晰的职业规划，对未来还比较盲目。
长期的制度会形成一种文化，这种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已经深入到德国经济肌理。史世伟举了一个例子，任何人打个电话说要到某个企业实习，他们不管是否接受，都一定会回一封信，因为德国企业认为，接受受教育阶段的人来实习是企业天生的义务，就算要拒绝，也要公开的拒绝。但是在中国可能很多企业理都不会理你。
正是由于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德国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这也为德国战后重建提供了人才基础。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德国的职业教育给人类创造了两大奇迹，一是在1945年二战战败后迅速崛起，曾经有英国代表团跑到德国，说要把战争垃圾清除需要30年，结果在1968年德国不仅清除了战争垃圾，还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就是职业教育。而第二就是顶住了金融危机，大大缩小了东西德的经济差距。”
在俞仲文看来，德国职业教育在缩小地区差异方面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因为中国东西部差别太大，我们的职业教育也可以大有作为。有句话是，教育是把金钥匙，但是职业教育是把万能的金钥匙。因为它可以缩小地区和阶层的经济差距，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都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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