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新应对（特别报道·新常态平常心③）

　　8月4日本版刊发“新常态平常心”系列报道第一篇《新常态，新在哪》。报道认为，新常态主要有四个特征：中高速，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优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新动力，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多挑战，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
　　8月11日本版刊发“新常态平常心”系列报道第二篇《新常态，辩证看》。报道认为，新常态不是退步，是进步，用全面眼光看新常态，中国经济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新常态下有风险，但能应对，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新常态下有挑战，更有机遇，短期而言，经济转型升级有不少有利条件；长期来看，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不搞强刺激，经济会不会硬着陆？不踩几脚大油门，经济会不会跌跌不休？今年以来，面对增速换挡回落、传统行业困难增多、各类风险交织显现等中国经济运行的新情况，许多人心存担忧。
　　半年过去了，没有实施“强刺激”的中国经济仍保持7.4%的中高速增长，实现了稳中有进。
　　适应新常态，中国正展现新理念、新智慧、新方法。
　　保持定力，有冷静的心
　　新常态下的增长是更有人情味的增长，只要不影响就业、民生，就没必要踩大油门
　　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我们能不能挺得住？
　　“就是自然界也有春夏秋冬，如果一年到头都把空调开足，身体和钱包都要付出代价”，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用这一比喻说明，宏观调控对增速放缓要有容忍度，“没必要为了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出入，就紧张得不得了。”
　　适应新常态，要保持定力，有颗冷静的心。
　　--保持定力，遵循规律。
　　中国经济步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符合经济规律。从国际经验看，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是现代经济体发展的普遍走向；从我国现实看，从2012年起，随着适龄劳动力供给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现实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下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传统劳动力优势减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大，都使中国经济发展难以承受过高的速度，经济增速放缓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按这个目标计算，保持每年7%以上的增速已足够。”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说。
　　--保持定力，不唯速度。
　　上半年，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波动不大、物价稳定、就业向好，经济总体仍处合理区间。更重要的是，增速放缓也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转向创新驱动，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将得以逐步化解。而这些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
　　“新常态下的增长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增长，是更有人情味的增长。只要增速放缓不影响就业、民生，就没必要踩大油门，搞强刺激。”范剑平说。
　　--保持定力，着眼长远。
　　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既能稳定市场预期，坚定企业转型升级的信心和决心，也可防止“滥用药物”导致“副作用”“后遗症”。
　　“不搞强刺激，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如果非要通过传统的调控手段将速度刺激到9%，也是做得到的，但是不应该也没必要这么做，因为这样会带来新一轮后遗症，比如杠杆率上升过快、经济结构重型化、产能过剩等。”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说。
　　在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看来，强刺激会在短时间内使经济出现比较活跃的状态，但也会带来产能过剩、楼市风险、地方债务风险等一系列苦果。“用跑短跑甚至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一定会生病。要治这个陈年痼疾，医生首先要冷静，求根治，不求速效，关注长期目标，不为短期的轻微的波动而闹心。”
　　顺势而为，有理性的心
　　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坚持区间调控、底线思维、定向调控、供给管理
　　宏观调控保持定力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而应顺势而为、积极有为。
　　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将经济从失速边缘拉回来，需付出巨大代价；同时目前我们还要警惕楼市、地方政府性债务等领域潜在风险交织集聚引发连锁反应，防止经济增速由波浪式换挡转变为台阶式减速。
　　“旧常态下，我们是优等生，但是旧经验未必适应新常态，他国经验也不能照搬，我们必须探索适应新常态的新思路、新模式，去打好现代化的下半场”，范剑平介绍，我国目前人均收入刚刚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7％，如果这个时候出现台阶式减速，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将加大。
　　适应新常态，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
　　--从“只盯增速”转变为坚持“区间调控”，调控更从容。当经济运行接近合理区间的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则加大调结构、促改革的力度。
　　--从“事后救急”转变为保持“底线思维”，调控更前瞻。新常态下，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有所显性化，出台任何调控措施，都应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在地方债务、网络金融、影子银行，甚至在公共投资领域中，都要有长期的风险防控意识。
　　“在一个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速都易变的时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区间调控，即一方面要守住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还要守住风险底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说。
　　--从“大水漫灌”转变为坚持“定向调控”，调控更精准。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从过去的传统粗放转为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这就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上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半年，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实施了旨在支持“三农”、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支持棚改的专项金融债等政策，以“喷灌”“滴灌”代替“大水漫灌”。
　　“旧常态下，企业、地方政府和媒体一喊紧，宏观调控就放松。新常态下，国家应加强对包括高频失业率在内的宏观数据的体系建设，让经济学家用实证的方法去研究产出缺口、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调控精准度。就像医生出诊，不能只靠病人自述，应尽可能多用一些诊断仪器，把看不见的病灶找出来，比较精准地判断病的严重程度。”马骏建议。
　　--从单一需求管理转变为引入“供给管理”，调控更长效。
　　新常态下，宏观调控不仅要关注速度的短期变化，更要关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等更为长期的目标，为此必须引入重视释放经济增长源泉、挖掘中国经济长期动力的供给管理。
　　“党中央、国务院在完善需求侧调控的同时，更为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实行供求结合的调控方式。政府的手缩短了，企业的手延长了，调控与释放微观活力紧密结合起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说。
　　推进改革，有火热的心
　　该放的权力要放到位，该补的短板要早补齐，该完善的考核机制要快完善
　　“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
　　“我们不需要政府补贴，我们就希望公平”。
　　在近日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与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不约而同地“婉拒”了优惠政策。
　　给钱、给项目、给政策的旧常态“三给”调控不好使了。市场主体呼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各归其位。
　　新常态下，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更为迫切，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清除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要想站稳新的增长平台，归根结底还得向改革要动力。”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
　　--激活力，政府该放的权力要放到位。
　　“我们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努力挣脱低效率的审批，但审批依然处处看得见，约束依然处处摸得着，博弈仍然如影随形。改革就是要让看不见的手能够看得见，让看得见的手不要成为闲不住的手。”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说。
　　--挖潜力，政府该补的短板要早补齐。
　　当前，很多领域的公共产品仍然缺失，中西部地区的软硬件建设也还不足，这些既是民生需求所向，也是政府职责所在，更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对此，政府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改革，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
　　“现在食品安全、环保等百姓意见较大的地方，往往就是政府缺位的地方。今后政府作为应当守住一条红线--让百姓成为发展最大的得利者。”范剑平说。
　　--添动力，政府该完善的考核机制要快完善。
　　马骏认为，应引入以民生指标为主的地方干部考核体系，实质性地扭转以GDP论英雄的激励机制；引入市场化的国企经理人选拔机制；从制度层面解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等。
　　新常态，新应对。“新常态不是一个新的周期，而是一个新的时期，调控和改革的难度前所未有。新常态下最关键的，就是把对经济增速的关注，真正回归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上来。”潘建成说。
　　经济刺激的得与失（延伸阅读）
　　传统古典主义认为，政府应避免利用经济政策来稳定经济，而是让经济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短期波动。但这种自动恢复的过程往往伴随长时间的高失业与低增长，而这种状态是民众无法忍受的。在近代，经济几乎没有自动恢复的成功案例。比如，面对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美国胡佛政府反对政府干预、恪守自由放任政策，以至于1932年的工业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46.2％，工业产量倒退到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末的水平。
　　罗斯福新政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也开启了各国政府干预经济周期的先河。罗斯福政府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先后投资近400亿美元用于建设飞机场、校舍、桥梁等公共事业，从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降低了失业率。货币政策方面，1934年1月，美国宣布发行30亿美元纸币，扩大货币供给，有效刺激企业进行投资。到1936年，美国的实际GDP比1933年上升了近65%。
　　然而，经济刺激不当或过猛也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上世纪70年代，尽管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已回落到5%以下，但只要实际增长率一跌到8%以下，日本政府就试图通过放宽货币政策和扩大财政支出来维持过去的高增长。此举使实际经济增长暂时超过潜在增长率，但也吹大了房地产泡沫，引发1970年至1975年的严重通胀。然而日本政府仍持续实施强刺激政策来维持经济“表面繁荣”，最终导致上世纪90年代日本楼市与股市断崖式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