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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延林:建设应用技术大学重拾“手的教育”

2015-04-27 14:32:00 中国教育报 责任编辑: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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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的地方高校已经顺势转型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而有的学校仍在犹豫徘徊、观望等待。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话题。去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使转型发展成为了国家意志,中国应用技术大学的时代来临了。

  目前,有的地方高校已经顺势转型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而有的学校仍在犹豫徘徊、观望等待。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应用技术大学的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应用型大学强调实践操作,通俗地说它是对“手的教育”,而传统教育是对“脑的教育”。相比较而言,我们缺少对“手的教育”,手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从这一点说,应用技术大学既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教育的瓶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人才培养是核心,应用技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合格的教育者和合格的劳动者。而目前高校普遍存在两个弱化——学生培养的根本使命弱化,学生为中心的基础地位弱化,片面强调学校的利益和得失。
  二是“应用技术大学的形态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根据我国高校发展历程,高校形态大致分为新型、转型、定型三个形态。这三个形态,新型是起点,转型是需求,定型是深化,其中转型是关键环节。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体制要从传统的追求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这是一种现代创新,而非导向趋利化。为此,应该用平静的心态、平和的环境和平凡的追求,来对应用技术大学的形态再认识、再定位和再发展。追求“平”才能生“形”,以平和之心认清自己的形态,需要什么样的形态,成为什么样的形态;有了“形”才可能“转”,过去是什么形态,现在是什么形态,将来是什么形态;有了变化,才有“转”的基础;有了“转”才会推陈出新,适应新常态,履行新使命。
  三是“应用技术大学的体制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与欧洲国家相比,我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创办起步晚,保障体系滞后,利益攸关方的权利、地位、作用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导致了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主动创新不足。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还缺乏清晰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分类管理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水区和硬骨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高等教育按照以研究型为主的学术体系和以应用型为主的技术体系分类重建,已迫在眉睫。
  针对以上三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重建应用技术大学的价值。重建价值,首先要分析学生的属性,因为学生的属性引领着大学的类型,引导着大学的价值导向,也是办好大学的前提和基础。学生的核心属性是受教育者,此外,他也是教育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同时他也是学校口碑的决定者和未来的从业者。根据学生的这五个属性,应用技术大学应该体现五个价值:
  第一个价值,对于学习者的价值。应用技术大学兴起与兴旺,给了学习者一个全新的、清晰的引导,即:学习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升学。选择应用技术大学,就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特点的学习方式,就是选择了符合自己兴趣的专业领域,就是选择了今后的生活发展道路,进而选择了体现人生价值的职业类型,而这种选择是自愿的和双向的。
  第二个价值,教育本身的价值。应用技术大学培养的是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劳动者和合格的职业者,学校用平静的心态办平和的教育,培养平凡的公民,使受教育者享受幸福而平凡的人生,这才是应用技术大学应该给学生提供的大学教育。
  第三个价值,教育延伸的价值。中国学生只会用脑思考,而不会用手生活,其实在生活中手是第一位的,没有手的生活是不健全的生活。因此我们要注重手脑并用,既要教育我们的头脑,更要教育我们的手脚。技术型教育强调了对“手的教育”,但它只是整个教育环节中的一个节点,需要与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相融通,把日常生活技能、基本劳动技能、传统文化技能和科普技能贯穿学生成长的全过程。应用技术大学的价值重建,对于目前走向应试道路的基础教育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新导向,让“手的教育”、让动手劳动在生活中呈现出应有的理性价值,为培育出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奠定全新的人生基础。
  第四个价值,对于国家的价值。应用技术大学应该有鲜明的国家意识,践行国家赋予的使命,服务国家转型,提升国民的技术技能素质,培养合格的公民、劳动者和职业人,成为优质制造的助推器,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第五个价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应用技术大学的新价值理念应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传承,让学生有尊严地生存与生活,让技术爱国与敬业创业相融,让诚实诚信与友好友善相通,让自由、平等、法制与理想追求、富民强国、民主文明和谐统一。
  重构应用技术大学价值需要制度体系的规范和保障体系的支撑。在“十三五”教育规划的制订中,要推进高校的分类指导和分类调控,促进高校错位发展、特色竞争。高校则要把兴奋点和关注点从规模扩张转到质量提升上,专业建设要从目前的封闭式向开放型转变,通过制度设计形成产教融合新常态。 (牟延林 作者系重庆市教委副主任,本文根据牟延林在第二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