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教育研究的论文，每年要发表上万篇，遗憾的是，这些论文离开真正的研究还很远。但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却需要真正的研究来支撑。
在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教育实证论坛上，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袁振国从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方针规划纲要制定的切身体会出发，提出——
中国的教育研究，需要引入三个核心词——证据、量化、可重复。
他认为，这三个核心词，是所有学科要谋求的目标，如果研究有证据，并且也能量化能重复，那么教育研究的水平就将出现一个飞跃。
袁振国 /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据称中国每年要召开各种各样的论坛10万多个，也就是说，每天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的论坛在300个以上。甚至有些同样主题的论坛也开过很多次。
教育类的论坛同样如此，比如“教育现代化”，从我80年代进校初一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论坛在讨论同样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学者常常谈到的教育的国际化、本土化、多样化、信息化等等，重复了30多年的话题，之所以进展缓慢，最关键的原因是没有实证研究的成果。
据统计，现有教育杂志六七百种，每年发表教育研究论文上万篇，80%都是没有什么研究的，充其量只是前研究——对某些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加上智慧，发表一些感想而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研究状态。
这并非没有意义，但这离开真正的研究还很远。
什么叫研究？研究就是要给人提供一些确切的新知识。
教育的研究要有三个核心词，在说这三个核心词之前，我想先说一说确切的研究对重大决策的重要意义。
第一个例子。
我很荣幸参与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在纲要制定过程中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于缺少研究难以决策，有些问题经过研究以后，有了明确答案。
比如说在规划纲要当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要逐步取消高中文理分科”。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几乎没有疑义，大家认为现在的人才需要综合发展，文理分科对学生发展是不利的，不管是领导还是学者，都认为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没有反对的声音，所以就这么写了。
没想到在征求意见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很大关注。
调查发现，赞成文理分科和不赞成文理分科的人差不多是各有一半。继续调查发现，赞成的人多是学者、领导，不赞成的多是家长和教师。家长的想法非常朴素，担心进一步增加学生负担。
他们的问题是：你们能保证不增加负担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这句话就写成了“鼓励文理渗透，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第二个例子。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呼声一直很高。很多家长、社会人士，包括著名学者、两院院士以及领导都认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需适当降低教材难度，一度，“适当降低教材难度”已经写进了 《教育规划纲要》文本。
但是，中国的教材到底难不难，并没有可信的研究。
如果在没有进行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就把大中小学校教材的难度降下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发现是一个错误选择的话，那后果就太严重了。
因此《教育规划纲要》的最终文本是这样写的：“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
这既积极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又保持了审慎的态度，为今后开展专题研究提供了空间，留下了伏笔。
随后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中小学理科教材的难度国际比较研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综合）科学6个学科；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洲10个国家。
2011年2月至2014年5月，历时三年多、集中了150多位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在10个国家中，中国教材的难度大都排在4～6名之间——我国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在比较国家中属中等水平。
接下来的研究表明，我国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是由于课外加码和教不得法所致。学校实际教学难度比教材难度平均要超出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又大量布置作业，重复练习严重，占用了学生大量课余时间，而且造成了学生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个事实让我们充分认识到重大的决策没有研究基础是很容易出现偏差的。
第三个例子。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是，2020年毛入学率达到40%。这曾经受到很多人的质疑，甚至有人批评说，这是在搞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担忧呢？
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生入学率还不到10%，1999年我们开始扩招，2011年时我们的入学率达到了25%，提高了十五个百分点。10多年扩招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和资源紧张，大家都身在其中，无需说了。今后十年要继续提高十五个百分点，很多人都觉得太快了。有人甚至说，要达到40%的目标，还要办万人大学500所。
一时间达到这个目标成为很大的疑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2010年我国18岁到22岁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是1亿2千7百万，而到2020年时，18岁到22岁适龄人口将下降到8千6百万，根据这一趋势，我国高等教育无需任何发展，到2020年毛入学率就会自然增长到35%。
实际上40%不是一个冒进的目标，而是一个谨慎、压缩规模的目标。
这说明，有效的研究要靠实实在在的事实支撑。
但是教育研究的核心在于什么？
第一：证据
有外国学者曾经跟我说，这几年每年都要来中国，中国的教育不能不关注。但中国的教育研究可以不关注，因为中国的教育研究没有实证内容。这意味着，中国教育研究要走向世界，一定要靠证据说话。
证据不等同于数据，但数据是证据的重要内容。我们的证据来自很多方面，考古研究，文献研究，实验研究，问卷调查，访谈调查，课堂观察，案例研究，统计分析，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大数据分析都是获得实际证据的方法。中国古代也有实证研究，文字考据，特别是乾嘉学派，讲求无一字无来历，达到了相当严谨的实证水平。
第二：量化
量化的层次、形态是多种多样的。用非常复杂的统计学方法，处理数据当然是一种量化，比较定性的也有量化。就是解剖麻雀也离不开量化，在观察的时候，做笔记的时候，访谈的时候，怎么会不用到统计的方法处理信息呢？
有人嘲笑量化研究就是把人们的常识具体化，没有什么重要发现。这不符合事实，很多重大发现是在量化之后才得到的。但我要说的是，把常识量化也非常重要，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魅力所在。
费孝通先生在回答什么叫社会学时说，社会学就是把人们知道的常识确定下来并加以量化。
量化才有“度”，知道它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什么情况，到什么程度。
量化才能发现规律，量化才能使我们的对策合理有效。
凭着感觉的判断绝对不是研究，也绝对不可能改变问题。
第三：可重复
可重复才是科学，不可重复是感觉。
一项研究你做了，并且告诉我研究的方法、条件，我照此办理，得到和你相同的结论，能够被验证，这才是科学。能验证就需要讲方法，讲规范。我们很多研究都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突破，由于量化手段的创新学科才走向成熟、走向科学的。
心理学从古希腊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是一种灵学，处于前科学状态。艾宾浩斯发明了无意义音节测量的方法，得出了量化的艾宾浩斯曲线，心理学才成为科学。
皮亚杰用他发明的泥丸、棒棒、烧杯、试管的“摆弄”使思维形式外显化，可以进行测量和记录，思维研究才成为科学。
所有学科的发展，无一例外伴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和手段、工具的更新。人人都知道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研究很重要，他们通过推理发现了物质运动的新秘密，但是只有吴健雄在实验里证实了他们的推理后，他们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可重复是所有学科所有科学要谋求的目标，如果研究有证据，并且也能量化能重复，那么教育研究的水平就将出现一个飞跃。
腾讯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