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教育正处于变革和转型的洪流中，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以其深远意义和艰巨任务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如此评价，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是高等教育领域继管理体制改革和扩招之后又一次深刻的变革。
当前，中国教育正处于变革和转型的洪流中，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以其深远意义和艰巨任务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如此评价，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是高等教育领域继管理体制改革和扩招之后又一次深刻的变革。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大改革，地方高校转向应用技术型的紧迫性毋庸置疑。面对转型大势，占据中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民办高校作何反应？生源减少，加之专业设置偏重文科且互相雷同的低成本扩张将一大批民办高校拖入水深火热的“红海”，“民办高校倒闭潮”不断出现。是“顺向而动，顺势而为”进行转型？还是沿用原有人才培养模式拷问着民办高校举办者和管理者。对于转型怎么转？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北京城市学院院长刘林接受了《大公报》大公网的专访。
民办高校搞转型不盲目跟着公办高校跑
去年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此次计划将600多所“专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随后，一些地方高校开始“试水”，转型也在教育主管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宣传推动下不断提速。
而需要转型的地方本科院校主要是指，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的新建本科院校，这类学校主体是从普通专科学校、专科层面的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院和成人高校等独立成本、改制改建或合并升本而来。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了，民办高校转不转？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北京城市学院院长刘林提醒和告诫民办高校举办者，“民办高校搞转型不能盲目跟着公办高校跑。”
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结构发生变化，需要懂技术、能创新创业的复合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的目的，是为了引导高校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培养应用技术人才，从而破解现存的“就业难”和“技工荒”困局。
在刘林看来，这才是地方高校转型的症结所在。“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多数沿袭了学术性、理论性高校的传统，导致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楚，以及培养的人与经济社会脱节，所以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向应用技术型转型。但民办高校不同，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诞生的基础就是对接市场，培养实用型、应用型人才”。刘林直言：“民办高校早已经在轨道上了，而且在轨道上走得很远了。如果民办高校现在也喊转型，就等于走回头路，否认自己的历史。”刘林认为，民办高校在转型中应充分发挥体制机制的优势，在更高层次和更高阶段上实现转型，而不是在原点或者起点上转型。
是所有民办高校都需要转型？还是加以区别、分类发展？
教育部官员此前曾公开表态，搞教育不能靠运动，不能“刮大风”，高校是否转型，还是要看基础和特点，不会一刀切。
刘林赞同，不是所有民办高校都要转型，学校要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转型发展道路。一是应该以满足地方需要为主，如果有的地方仍然对学科性教育有一定需要，高校就应该继续承担学科教育的职能。二是拓宽学校职能，在发展应用型科研、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上做文章。
转型对学科专业建设是洗牌和重构的过程
向应用技术型转型，培养懂技术、能创新创业的复合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破解“就业难”和“技工荒”困局，民办高校能否胜任？其中存在隐忧。
由于文科类专业办学成本低，中国大多数民办高校热衷于设置外语、经济管理、国际贸易、旅游、会计、市场营销等投入少、易招生的短线专业。以福建为例，民办高校共设有100多个专业，90%是文科类专业。而这些专业恰恰是最难就业的。
刘林承认，民办高校中确实存在这种现象，“由于资金来源有限，一些民办高校在发展传统的工科类教育上受到限制。”
如何让传统热门文科类专业更实用？
目前，日本正在敦促大学进行专业调整。《读卖新闻》针对日本各国立大学校长的问卷调查显示，日本全国60所开设有文科专业的国立大学中，近半数计划从2016年度开始撤销部分文科专业。
在中国，地方高校转向应用技术型是大势所趋，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是，民办高校文科类专业众多，是否具备转型的条件？应用技术型大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重在实践育人，由于建校短，一些民办高校基础设施、办学条件都比较薄弱，能否承受转型之重？
目前对转型讨论和研究还不够准确深入，刘林认为要正确理解应用技术型的概念，”应用技术型不仅涵盖工科教育，还应包括文科、财经、社会科学。”。
触及当前民办高校基础设施薄弱等敏感问题，刘林并不担心，他相信可以借助科技手段解决。“过去实习实训需要建立基地，购买大量设备，投入大。现在可以运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建立全真情景实验室，又可以控制成本，减少投入。”民办高校应该利用自己体制机制优势，充分地重视前沿技术和新文化对教育的影响，运用于此，改造于此，发掘新的发展契机和动力。
刘林表示，转型对学科专业建设是一个洗牌和重构的过程。民办高校要突出“土特产”，围绕地方的支柱产业、特色产业提供人才培养、技术咨询、应用科研和社会服务；突出高科技、新文化，用它们来改造、调整、创新我们的教育内容。
政府要正视中国式职业教育困境
地方高校转型争议最大，也是导致转型难以推进的关键是身份问题。转型后的本科院校到底是职业学校？还是普通本科？
由于职业教育在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得不到社会和家长的认可，民办高校从招生、学校层次、“面子”等多方面考虑，根本不愿意和职业教育联系在一起。与以往不同，在这次民办高校转型中，职业教育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个词。
有一段时间，教育主管部门要给新升本科院校重新命名，有人就提出这些学院可以叫职业学院。网上开始盛传，我国有600多所地方高校要转向职业教育，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家长纷纷向学校求证。“学生家长很不安，担心学院会改为职业学院，都快把我们学校办公室电话打爆了。”刘林说，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还不认可职业教育，“不是把这类教育冠名为职业教育就体现职业教育发展了。”
“这是政策造成的，一批民办院校办得是职业教育，但不愿顶职业院校的名。”刘林强烈唿吁，“政府应该正视中国式职业教育困境了！”
何谓中国式职业教育困境？刘林说，一是叫好不叫座。“我们都说职业教育重要，但谁也不把自己的孩子送职业学校，受传统观念和体制影响，职业教育已经变成一种低层次教育的代表。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社会现象。”二是企业需要技能型人才，但相当一部分企业给技能型人才的待遇远低于学科型人才。“企业一面喊着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一面又把高工资、好岗位给了‘985’‘211’学术型高校。”
这是有教训可寻的。1999 年 1 月，教育部、国家计委印发《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提出“三不一高”，即对高职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发教育部印制的毕业证内芯，不发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招生批次放在普通专科后。
“这一下子就把职业教育做低了”，制定了“三不一高”的政策时，刘林全程参与。“1999年发展高职惨痛的经历告诉我们，现在设计的政策往往是出发点和设计的目标不一致，很多政策是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
我们正视中国式职业教育困境，要给职业教育更好的政策，而不是把职业教育当成一种改革的实验品，还是按原来的政策思维去发展，政府设计的政策思维一定跟市场思维对接，要让老百姓从一开始就接受转型之后的应用技术型院校。
刘林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对本科及以上阶段的职业教育进行分层称唿。“专科及专科以下仍叫职业教育，本科及本科以上叫专业教育或应用教育，这和国际惯例也是接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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