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和教育部，工作关系非常密切。在人力资源开发中，一家是乙方，负责培养人；一家是甲方，负责使用人。所以，这两个部委其实是一个战壕里的两个亲密战友。
非常高兴能应邀到成都来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中职招生制度改革论坛。刚才鲁昕副部长讲话中说到了我，她说今天在座上百人中只有我是客人。虽然我现在应聘担任了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的所长，但我实际上是劳动系统的背景。过去长期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在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
劳动部和教育部，工作关系非常密切。在人力资源开发中，一家是乙方，负责培养人；一家是甲方，负责使用人。所以，这两个部委其实是一个战壕里的两个亲密战友。
不过事情就是这样，虽然大家走的是同一个目标，做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只要分成两个系统两个部，就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的事发生。我想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劳动部似乎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和教育部磕磕碰碰的事，就派陈宇去。凡是和教育部团结友好、礼尚往来的事，就派别的司长主任去。这样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后来发现，我在教育部的名声就有点问题了。
前些日子，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由于参加一个活动，正好和吴启迪副部长坐在一个桌上。她现在退休了，我们俩聊得挺热闹，感觉非常投缘。我们俩小时候都在上海呆过，后来到北京读书，后来又到云南工作。聊到最后吴部长脱口而出：“陈宇啊，我觉得你挺好的呀！怎么大家都说你挺坏的！”
唉，这不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我跟吴部长说：“您还不清楚我们这些当司长的吗？我们就是部长的狗，部长让咬谁我就咬谁！”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从规划纲要制定以来，我感觉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多次参加袁贵仁部长主持的会议。袁部长还跟我们一起吃饭，尽管是在食堂吃自助，我多年希望和教育部领导吃一次饭的愿望总算也实现了。
特别是鲁昕副部长主持职教工作以来，鲁部长提出：不能把兄弟部委当作假想敌看待。要用国家意识、历史责任、大局观念想问题；要以改革的精神、务实的作风推进工作。这些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鲁部长还提出，不能用别人听不懂、只有自己能懂的语言来讲职教；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职业教育要急国家之所急，想总理之所想；职业教育要为国家产业振兴、地方经济发展服务；要支撑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要大幅度提高职业教育的经济贡献率和就业贡献率。
鲁部长的这些意见，不但在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得到了劳动部领导的高度认可和评价。我向晓初副部长小建会长汇报时，他们都非常赞同鲁部长的意见。我认为，现在两部关系确实到了历史最好时期，可以说进入了蜜月期。
我认为，鲁部长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带领大家刮起的改革旋风，其矛头直指应试教育的命门要害。这个“应试教育”，你从这个词儿上就可以明白，它的目标就是培养考场上的成功者，培养考试精英。但是考场成功不等于职场成功。我听说，最近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做了一个调查，发现云南这几十年来产生的高考状元在职场上的表现都很一般。
其实对任何人来说，在个人生涯发展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是职场成功、是职业化的成功。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职业化的完成、职业化的成功，才是一个人成长、成熟的标志；是一个人自立、飞跃的标志；是一个人真正成了社会的人的标志。
所以学校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完成社会化。而现代社会的社会化就是职业化。就是帮助学生成为职场精英，而不是考场精英。这是世界教育思想潮流中的一个共识。
如果我们的职业学校都能够这样定位，就不会再搞照抄照搬普教那一套。我们职业学校过去很长时期有这个坏毛病，喜欢照抄照搬普教，在培养目标、发展业绩上都向普教的那个“应试”方向走。
如果我们所有的学校都能够这样定位，我看应试教育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所以，我认为当前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进行的改革，它的影响将不仅限于职教领域，它可能包含更深远的意义。
所谓职业化，关键是两个词，一个叫“职业”或者“职场”；一个叫“学生”或者“人生”。职业和学生怎么结合？职场和人生怎么结合？
要帮助孩子实现职业化，要让他们成为职场上有用的人、成功的人，我们每一位校长、每一位老师，最需要把握的就是这两个东西：职业或职场，学生或人生。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这两条恰恰是我们很多的老师，包括他们中的领导，比较薄弱的环节。
我们中等职业学校的很多老师不了解学生，也不了解职场。我最近去了几个学校，教师队伍中80后的教师已经占了多数，70后和60后的教师的比例都在下降。但是80后的老师不理解90后的学生，他们甚至非常反感90后的学生。他们和90后的学生无法沟通。好像是两个星球的人。他们说的话学生听不懂，学生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互相看不惯。主要是老师看不惯学生。
很多老师，对职场的知识也非常贫乏。专业课的老师对工作现场、生产现场的情况，对最基本的工作流程，以及最典型的工作任务都不清楚。
所以，我认为帮助这些老师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很可能是在中等职教推进改革的关键。
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个人总结了两句话：第一句叫：孩子是好孩子。第二句叫：职场是硬约束。
先讲第一句话：孩子是好孩子。我们中等职业学校的孩子，处在整个应试教育链条的最底层。小学6年、初中3年，有些老师说，这些孩子是“猪不啃、狗不咬、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甚至都没有被老师正眼看过。最后送到我们职业学校来了。但是他们不是坏孩子。他们只是不能够适应应试教育。他们是应试教育的地震和泥石流的受害者，他们来自教育的汶川和舟曲。
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呵护、理解，更多的尊重。他们可能对文字符号不敏感，但是对操作动作敏感；他们可能对理论学说不敏感，但是对实际活动敏感；他们可能对抽象思维不敏感，但是对形象思维敏感。他们不是“差生”。但是，他们的自尊心受到过打击，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过伤害。他们身上潜藏着的热情和才干，需要我们去发现去开掘。人们常说：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那么，如果我们爱的是别人家的受伤的孩子，恐怕就更神圣了。就象刚才鲁部长说的，那是“积德”的事情。是不是？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职业学校的老师的工作就非常高尚，但是难度也非常大，对老师的要求也非常高。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转变对孩子的态度。在转变了对孩子的态度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我们提出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一系列改革。
再讲第二句话：职场是硬约束。尽管职场是千变万化的，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对我们职业教育来说，它是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硬约束。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职场是“皮”，教育是“毛”。我们只能跟人家走，不能让人家跟我们走。传统应试教育最大的毛病，就是认为自己是“皮”。把自己搞成卡拉OK，自拉自唱、自娱自乐，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在那儿自我感觉还挺好。其实让别人都很痛苦，最后人家都不理你。
所以，我非常赞同、非常欣赏教育部这个《行动计划》中提出的这样一段话：全面推动中等职业教育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动”；跟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走”；围绕企业人才需要而“转”；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而“变”。这个跟着人家“动”、“走”、“转”、“变”，提得非常好。
紧接着下面还提出了：着力推进教育和产业，学校和企业，专业设置和职业岗位，课程教材和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的五大深度对接。
我认为这些话，把教育和职场的关系，彻底说清楚、说到位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落实了。
在以上问题清楚后，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招生问题的主脉络就清楚了。我们现在不是在为应试教育的独木桥选人才；我们现在是要为五彩缤纷的职场大花园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培养职业精英。我们就可以放开眼界、放开视线，让更多有不同背景、不同技能、不同条件、不同专长的人进入我们的招生范围。刚才鲁部长说甚至连年龄都可以不受限制。我看，从16岁到60岁，只要想在职场上成功的人，都可以纳入到我们的招生范围里来。我记得澳大利亚有个北悉尼职业技术学院，学习者的年龄就是从16岁到60岁。我们的思路完全可以更开阔些，我们的想象完全可以更丰富些，我们的办法也完全可以有更多的创新。
最后，我要用一首大家熟悉的古诗来结束我的讲话：
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一桥究可哀；
我劝职校重抖擞，不拘一格育人才！
（热情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本文是陈宇在全国中职招生制度改革论坛上的讲话，2010年8月18日，四川成都。由陈宇工作室根据会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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