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形成的“普高职低”的观念严重影响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步伐。连年的高就业率也并未给高职院校带来相应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突出体现为招生连年陷入困境。
长期形成的“普高职低”的观念严重影响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步伐。连年的高就业率也并未给高职院校带来相应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突出体现为招生连年陷入困境。
按照常理，“出口顺”必然带来“进口畅”，不过这一法则对于高职院校却是渺不相涉。除了受招生政策掣肘和高职院校本身层次较低等因素影响外，毕业生就业虽有百星，却难有一月，也直接影响了其美誉度。由于高职毕业生的学历层次较低，虽然在工学交替、强化专业实践和具体操作的严格训练中，习得一手比较娴熟的动手能力，然而，就业却主要集中于利润微薄、饱受歧视的小微企业，工作岗位辛苦、薪酬水平较低，许多高职毕业生的待遇与民工并无太大差异。他们难入声名显赫、待遇优渥的国企、外企或大型民企的“法眼”，同样也很难通过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设立的学历筛选门槛。
因此，必须在继续坚持原有办学方向、保持高就业率的基础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要通过完善徒承师艺的现代学徒制度，在各个行业培养一批身怀独门绝技的巨匠，从而带动和提升自己在业界的影响力。
时下，我国传统的学徒制虽然正在日益淡化，然而，它在培养顶尖大师方面确实功不可没。分布于诸多行业的各类“工匠大师”，几乎都是传统学徒制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许多技艺精湛的国企师傅倾囊相授、金针度人，通过选带较高素质徒弟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堪当大任的中青年技术骨干。彼时，青年工人都以能成为厂内某位著名师傅的徒弟为至高荣耀，进而推动全社会形成了技术比武、攻坚无难的良好风气。即使是在罕有外国专家和技术援助的艰难情况下，我国能够在国防军工和广大民用工业领域保持较高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这一培养模式可谓居功至伟。他们中已经有一批顶尖人才成长为“大国工匠”。
当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并将在不远的将来进入普及化阶段。如何解决量大质低的问题，学徒制无疑是值得尝试的重要转型升级平台。一方面，我国学徒制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相当成功的实践样本；另一方面，现代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锻造一批技术巨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职学生与以前的学徒相比，互有优劣。前者理论水平、专业素养明显优于彼时文化程度偏低的学徒，但实践能力稍逊一筹。总体上看，当代高职学生的综合能力更强、后劲更足。
既然是学徒制，就不可能“批量化”。无论是师傅还是学徒，都必须优中选优、宁缺毋滥。在高职院校与若干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或紧密合作的基础上，既要挑选若干责任心强、愿意默默奉献的高水平师傅，又要通过严格选拔，在相关专业中遴选出少量特别优秀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精细化、长期化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一个“高徒”所花费的时间是漫长的，十年或更长时间都不为过。无论是师傅抑或学校、企业、社会，都应当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更要有一颗包容之心，允许学徒们在成长过程中犯错误、摔跟头。只有经过千锤百炼，方能培养顶尖技能的“大国工匠”。
现代学徒制的稳步推进，必须以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匠心精神”为切入点，即形成终身敬业、乐业、精业的神圣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努力培育学徒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崇高信仰，认真打磨每一件作品，实现“零次品”“零瑕疵”，以次品、残品为终身之耻，永远追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高远境界。这种精神不但是贯穿于中国学徒制的基本精神和成功决窍，也是西方学徒制的一条永恒红线，更需要在现代学徒制中发扬光大。以意大利为例，自古代“家庭学徒制”和中世纪“行会学徒制”以来，这种精神就在各行各业成为一种与宗教无异的最高信仰，并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所以，在西方各国中，意大利拥有一支数量最多、分布领域最广、从未断层、技艺精湛的“大国工匠”队伍，他们是该国众多世界顶尖奢侈品牌长盛不衰的可靠保证。
当然，在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不利环境下，远离“高大上”的现代学徒制只属于“下里巴人”，必将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屑、冷眼甚至冷嘲热讽。现代学徒制只有不断传承、光大“匠心精神”，才有生存的土壤和基础；如果这种精神日渐式微或干脆缺位，那么，现代学徒制非但徒有虚名，若干年后甚至连虚名都难以维系。
（作者系广东嘉应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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