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产教融合，校企双方互相支持、互相渗透、双向介入、优势互补、资源共用、利益共享，实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职业院校和企业共赢发展，这是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常态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国家高新区政策绩效评估与发展转型研究”课题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站在职业教育促进国家高新区发展的战略高度形成此文。鉴于文章较长，本网分三期登载。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成为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重要来源，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高职教育发展还面临四个方面突出问题：一是针对高技能型人才的产学研合作项目较少；二是高技能型人才供需结构不够合理；三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较弱；四是现有的合作机制和政策激励还不完善。因此，必须加快高职教育改革步伐，使其能更好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新要求，主要从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转变教育发展理念等方面入手，以更大的人才红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国家高新区成立20多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吸引了一大批创业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与此同时，伴随高新技术产业门类不断增加、规模逐步扩大，对技术技能人才总量的需求也急剧攀升。当前，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必须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对于产业长远发展的作用，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步伐，以更大的人才红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二、产教融合中高职教育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作为未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历史性重任。这为今后一个时期教育界与产业界共同推进产教融合指明了工作思路。近十年来，高职教育积极探索集团化办学、校企一体化办学、行业与学校对话协作等模式，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校企合作不断深化拓展。各类职业院校共培养了7000多万名技术技能人才，成为实体经济产业大军中的中坚力量，对我国主要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1%。但同时也应看到，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职业教育自身还缺乏足够吸引力，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根源问题尚未解决。
（一）针对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合作项目较少、层次较低
一是合作导向上片面强调对高层次人才引进。资源信息对接方面，主要局限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资源和科技供求信息整合。政府搭台举办的各类产学研合作洽谈会、企业需求洽谈会中涉及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引进的合作项目较少。此外，还存在资源共享信息不对称性问题。服务保障对象方面，重点倾向于高层次人才培养及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比如各类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留学生创业园、大学生创业园等创业平台建设，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持力度明显较弱。
二是合作机制上侧重对高端人才的政策支持。比如近年来实施的“国家千人计划”，先后有一大批海外专家学者回国创业，担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领军人物。相比之下，现有的产学研合作对高技能人才的政策支持仍停留在实训基地共建、人才“订单式”培养、教师企业挂职锻炼等方面，缺乏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在技术研发和工艺流程改进方面的深层次融合。
三是企业与高职院校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层次较低。一方面，相比研究型人才而言，技术技能人才的自由流动较为频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商业机密流失的风险。这主要是由于技术技能人才薪酬偏低，缺乏良好的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培训机制。另一方面，技术技能人才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新环境，比如生产装备高端化、生产工艺精细化、生产流程复杂化，许多高职毕业生缺乏技术模仿与创新能力。
（二）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供需结构不够合理
近年来，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业迅速增多，平均从业人员数从2005年的663.3万人增加至2013年的1293.7万人，不到十年的时间增长了近一倍，主要分布在电子通信、医药制药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但是一些行业领域中高级技能人才仍然缺乏，“职业技术人才荒”频现。技工紧缺现象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
人才需求方面。“十一五”时期，职业技术岗位的求人倍率远大于1，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平均值依次为1.41、1.42、1.63、1.91、1.89。据有关研究预测，2009-2020年工业领域每年对技能劳动者的新增需求量达20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需求约60万人。从当前需求结构看，技术技能人才增速呈现高低不一的特征。高级技师和技师年均增长分别为17.3%和14.2%，而高级工和中级工年均增长仅为4.7%和1.7%。从未来需求倾向看，重点需要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生产一线的实用工程和技能人才，以及面向工业生产的相关服务业的高素质工业设计人才。
人才供给方面。其一，人才短缺与技能老化落后并存。特别是随着紧缺的老一代高技能人才逐渐退休，有的企业已经出现了人才断档。一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和位于产业链末端的组装加工环节，人才和知识技能的老化使得技能水平难以有效提高。在产业转型升级中，能够解决关键技术和工艺的操作性难题、提出工业创新方案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严重不足。其二，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的学生数量总体偏少，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当前产业转型升级要求还不适应。高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在实际操作能力、岗位适应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较弱
一是参与合作的内在驱动力不足。德国、美国、日本的职业教育模式的共同特征是内生自发形成的，始于企业自身的需求表达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相比之下，我国职业教育自发展之初就是在政府与学者的设计下形成的，虽然这种意愿符合企业的自身利益，但毕竟不是企业自己主动表达的，因此容易在相互博弈中最终成为职业院校的单方面行为。最为关键的是，由于目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还没有真正从依靠简单重复和廉价劳动力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企业缺乏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内在动力。
二是企业对校企合作缺乏战略发展理念。当前，我国企业由于缺乏系统和长远的发展战略，使得企业对与其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如校企合作行为很难真正认同，也不容易找到双方共同的利益点。目前企业参与的合作项目大多数还停留在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岗位的层面，而且相当一部分合作关系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
三是高职院校对企业的服务保障能力较弱。在技术服务能力方面，当前高职院校能够从事技术产品研发的项目还比较少，仅限于提供“廉价”的实习服务或者简单的生产劳动，很难吸引企业进行深层次的合作。在人才培养创新方面，许多高职院校对人才培养的职业性、技能性和创新性认识不够，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调研不够，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岗位需求存在差距，在专业设置、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难以实现与产业需求、职业标准、生产过程的对接。
（四）现有的合作机制和政策激励还不完善
一是职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尚未建立。我国推行职业准入制度的最大困难是缺乏统一的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目前，劳动力市场上证书种类繁多，证书的含金量、权威性大打折扣，使企业对职业资格证书难以选择，干扰了企业对员工的评价。同时还应看到，我国职业学校归教育部门管理，而职业资格与标准由人事部门颁布，容易导致教育培训体系与劳动人事系统相脱节，职业教育内容与企业工作实际需要的能力相脱离。
二是已有合作协调机制的实效性、针对性不强。比如，一些地区分行业组建的职教集团组织较为松散，大部分流于形式，一旦涉及到资产、资金的整合问题很难有效解决。政府主导下的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虽然在人才培养培训、校企共同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发挥了指导作用，但在吸引企业积极参与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又如，现有的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大部分还是各自为政，对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需求和现代职教体系的认识还不够，更没有落实到实处。
三是鼓励企业主动参与的政策激励机制有待完善。一方面，国家已有鼓励行业企业办学的政策落实不到位。调研发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涉及校企合作的六条税收优惠政策在具体合作层面很少能够得到落实，企业的职工培训教育经费的使用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这也从企业的视角反映出政策执行力度不够、信息交流不畅的现状。另一方面，已有的税收政策优惠对企业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大，现行的补偿政策程序则显得较为繁琐。企业为了降低风险成本，不愿意在人、财、物上投入更多。企业办学还面临许多体制障碍，比如，行业企业举办的学校无法和公办学校享受同等待遇。
（作者龙海波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国家高新区政策绩效评估与发展转型研究”课题组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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