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研究显示，市场上技师或高级技师供不应求，市场每需要1 6名人才时，仅有1名求职者前来应聘。
据相关研究显示，市场上技师或高级技师供不应求，市场每需要1.6名人才时，仅有1名求职者前来应聘。
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高速增长近十年，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制造企业转向东南亚寻求更低廉的劳动力资源，而国内企业则朝着自主创新、技术升级转型。
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人才无处寻觅成了当下的难题。
高技能人才仅占5%
由摩根大通支持、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合作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称，中国正从产业链低端的“世界工厂”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者过渡，对拥有中、高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升。
数据显示，拥有一定职业资格等级的技能劳动者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9%左右，高技能人才仅占5%。
研究显示，2001年，从低技术人才到高级技师的求职者数量均高于市场需求，2013年，中低技术人才的需求略高于供给，而高技术人才开始出现缺口。技师或高级技师更为供不应求，市场每需要1.6名人才时，仅有1名求职者前来应聘。
上述研究还指出，劳动力规模缩减和老龄化将加剧技能缺口。预测结果显示，国内劳动力人口规模将从2010年的7.57亿降至2030年的6.27亿人，低龄劳动力减少9%，高龄劳动力增加11%。
二胎生育虽已放开，但无力逆转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趋势，女性就业还会因此变得更加困难。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对全国1%人口的抽样调查显示，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05。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郑路指出，这一数字甚至低于韩国的1.2，为全世界最低。
“待遇偏低是技能人才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只有把技能人才待遇提到社会羡慕的水平，才能改变当前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人社部原副部长何宪说。国务院近日印发文件称，将鼓励地方对重点领域紧缺的技术工人在大城市落户、购租住房、子女上学等方面予以支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袁志刚指出，让农民工接受教育、接触资源、获得技能，完成市民化，未来成为中产阶级，根本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寄望于财政丰厚，让政府从分配环节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希望并不大。”
应多元化提供技能培训
在中国，提供职业教育的主体，还是政府举办职业的职业院校。虽然这类学校多达一万余所，但不尽完善。研究显示，中职院校规模呈现出下降趋势，全国师资存在约9万人的缺口，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仅占总投入7.02%。高职院校的规模和师资相对更好，但从2007至2013年，财政平均拨付给高职院校的生均经费为普通大学的三分之一。
袁志刚认为，应多元化地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一般性的技能培训由国家承担，更多专有性的培训由行业和企业来进行投入，同时个人也可以是付费主体。
在日、韩等国，企业是职业技能的供给主体，政府则提供法律政策保障。在韩国，最常见的就是由企业出资创办、管理职业学校，为本企业职工提供培训，并负担学费。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指出，农民工在所有的劳动者中换工作最为频繁，企业会担心员工在接受培训后选择跳槽。
此外，职业技能的培训时间长，需要一定投入，中小企业所处的市场变化很快，生存压力大，不乏破产倒闭的风险，无力提供培训。
李强认为，中国的行业协会应该在职业教育上发挥作用。德国的毕业生在参加行业协会的考试后才能进入工厂工作，若未合格，行业协会提供免费培训，这种体系保证了工人较高的技术水平。
从员工自我培训的角度看，产业集聚能使人们有意愿为自身技能的提升而付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认为，对人才需求多的企业，集聚的需求更高，分享和溢出的效应更强，如硅谷、汽车城、化工城等。在这样的地方，人才有很多机会，会自动地去学习。政府的任务应是提供信息，让大家知道哪个技术应该去学习，同时给低收入的人提供教育补贴，发放低息贷款或教育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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