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景忠，现任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非领导职务五级职员，兼任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全国财经职业教育语文研究会会长。
昨天下午，我去幼儿园接外孙重威。老师给了重威一朵纸叠的小红花，说是让小朋友给妈妈的“三八节”礼物。小红花到了重威手里，三下两下地就被他弄坏了。老师说，你怎么把花弄坏了？每个小朋友只有一朵，弄坏了怎么办呢？重威似乎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拿着已经“残败”的花朵不吭声。老师见状，便从屋里又拿了一朵小红花给重威，并交代说，这一朵可别再弄坏了。
我拉着重威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重威自言自语地叨叨不停。最近重威已经开始说成句的话了，但遇到句子太长、意思有些曲折的时候便有障碍了。尽管如此，我们家人还是能听懂的，重威在路上念叨的一番话，我翻译过来，大意是：老师给的花，回来给妈妈，妈妈会说，孩子你真棒！
回到家里，重威便把小红花随手丢在了桌上，然后就开始专注地看“猪猪侠”（动画片）了。关于小红花的事情似乎已经从他的记忆中抹除了。
这件小事又让我联想到了教育（真是积习难改啊）。
“三八节”来临，幼儿园的老师很用心，亲手做了小红花，让小朋友献给妈妈，老师的爱意不言自明。但显而易见的是，老师的用意和小朋友的实际生活是相脱离的。像重威这么小的孩子，显然理解不了什么是“三八妇女节”。对孩子来说，去做一件理解不了的事情无非是两种结果，一种是所谓的好孩子，这类孩子会非常爱惜小红花，会按照老师的交代，祝妈妈“三八节”快乐。在这种情形下，“小红花”就成为驯服孩子融入成人社会的手段。另一种是所谓不听话的、调皮的、难管的孩子，对这类孩子来说，小红花不构成任何意义。因此，重威才会随手将小红花破坏掉，才会把第二朵小红花随手丢弃在桌上。通常情况下，前一类孩子会受到老师表扬。其实，这两种结果都不是教育所期待的、所应有的结果。如果把这两类孩子相比较，我倒宁愿看到重威现在的表现——顽皮、任性、做自己。
幼儿园的“小红花”让我产生两点感悟：
其一，做教师的要永远让自己的内心柔软、细腻、丰盈，要一刻不忘地提醒自己去体会孩子的天真、童趣、好奇心，然后尽一切努力去维护、激发和成全。这是教师的天职。
其二，理解、尊重、顺遂儿童的天性，不把成人世界的规则、规矩过早地强加给他们。这是教师的责任。
晚饭时，我边喝酒边和家人讨论这件事情。家人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我分析的是对的，无论哪种教育，都应该是适应孩子成长的教育；一派认为幼儿园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孩子虽然不懂什么是“三八节”，但慢慢会懂的，无论懂与不懂，让孩子向妈妈表达爱意是没错的。家人意见的分歧，恰恰说明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同一个教育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用不同的价值观判断，有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
幼儿园老师的用意自然是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好的用意未必有好的结果，这是教育的特质所决定的。因而，我坚持认为，学校里（包括幼儿园）的一切教育行为都必须来自或根植于学生生活，脱离了学生生活的教育行为是不会收到任何教育效果的——有时甚至会产生负面的作用。
检视我们当下的教育行为，套用毛泽东当年给一位教师的回信即是“此类问题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2016年3月9日
腾讯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