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教育领域思想不解放，就没什么进步可言

　　这些年来，中国教育方面的改革也不少，但教育系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在很多方面，似乎越改越糟糕。老实说，尽管中国改革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但人们最为担忧的还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教育领域方方面面的发展不仅没有实现人们对教育的高度期待，反而与这种期待刚好背道而驰。在一些方面，中国的教育不仅没有为国家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做出应当有的贡献，反而在阻碍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教育有了大发展，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非常低下。不难发现，在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教育所能给学生带来的价值在迅速减少；在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企业越来越找不到所需要的技术工人。

　　无论在哪个知识领域，知识体系的缺失是十分明显的。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知识具有普世性，中国尚可借助于“输入”的方式来填补。但也应当指出，即使是在这个普世的领域，中国并没有做出很多的贡献，中国在尽量输入西方的知识，就是说，应用西方的技术。中国能否继续这样下去？这取决于西方是否愿意向中国输出知识。西方对中国的知识输出，无论是研究还是技术产品，正在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在这个普世领域，中国也有一些创造，但其所创造出来的知识与中国社会所给予的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的投入不成比例。更为严重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科学研究群体，每年都在生产着不计其数的著作和文章，有效推动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统计显示，就出版作品的数量来说，中国早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业。同时，也因为中国知识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西方的研究“八股”（技术层面）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在西方杂志期刊上发表论说。不过人们要问，这个庞大的社会科学群体是在解释中国吗？大多数人所做的仅仅是寻找中国证据来论证西方理论。不难发现，大多论文都被冠以类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这样的副标题。多少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互相竞争的都是来自于西方的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

　　来自本土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领域到今天为止还是空白。实际上，就连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论述例如儒学也已经严重西方化了，所谓的对中国的研究仅仅是用西方“八股”所做的再解释罢了。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负面影响正在日益展现出来。很显然，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在缺失这样一个核心的情况下，何以有中国文明的复兴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文明正在复兴。相反，文明衰落的症状则到处可见。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教育和知识界处于这样一个难堪的困境？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力图从政府的各种教育改革政策、学界的行为入手来理解中国教育和知识界的局面，但很难找到一个令我们信服的理由。就教育部门来说，每出台一个政策，其都能找到很大的合理性，洋洋洒洒，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事业。但是，每一政策的实施则和政策的愿意有很大的距离，很多场合甚至是背道而驰。教育者和学者也一样。他们都是莫名其妙地为各种外在的力量（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还是社会上的）牵着鼻子走，在一些场合是被动的，在一些场合是主动的，但结果又是怎样呢？很多方面的目标都达到了，唯独他们的职业对他们的要求没有达到。而社会呢？社会没有参与教育部门决策的讨论，对很多政策，社会只能被动接受。一旦当政策对自己产生负面效果的时候，社会也就只会愤怒。社会对教育界不满尤其明显，花了那么多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但学校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教育政策部门、教育者和社会三者现在处于一个恶性的互动过程之中。

　　为什么教育改革越改越坏以至于社会对教育部门和教育者失去了信心？这里的因素当然非常多。我们想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来透视中国的教育问题，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哲学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因素。我们在考察西方世界或者其他国家近代教育制度兴起的背景时都能发现教育哲学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说，整个近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源自一种新的思想，也就是教育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要改变教育体制，首先就要改变教育哲学。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教育哲学，那么任何有意义的体制变革都将是不可能的。改变教育哲学也就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实际上，这不难理解，中国其他方面改革的成功或者进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教育领域没有思想解放，也因此没有什么进步。当然，也必须强调的是，思想解放不仅是对执政党及其政府决策者而言，而更是对知识界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