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撰写的《大学的声音》一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为了完成这本书，黄达人用了半年时间，走访了国内21所著名高校，对24位校长和书记进行了访谈，记录下这些中国教育精英深刻的思想和理念，展示了高校领导者生动的个性和风采，相信这本书一定会给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人以启迪。
2012年1月，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撰写的《大学的声音》一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为了完成这本书，黄达人用了半年时间，走访了国内21所著名高校，对24位校长和书记进行了访谈，记录下这些中国教育精英深刻的思想和理念，展示了高校领导者生动的个性和风采，相信这本书一定会给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人以启迪。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黄达人除了归纳访谈体会、梳理办学心得外，也谈到了自己想法和做法上的一个变化——把对“985”高校校长、书记的访问告一段落，转而将目光放到高职教育的发展上。从去年8月起，黄达人开始了对国内高职院校的访问。
黄达人书中的这段话引起了记者的浓厚兴趣，是什么改变了这位著名大学校长的主意？又是什么引起了这位教育改革者的注意？半年多对高职院校的访问，给了他什么样的思考和感受？全国两会召开前夕，记者在翻看了《大学的声音》之后，又倾听了黄达人关于高职前程的声音。
不是说只有“985”大学才要创世界一流，不同类型的学校对于“一流”应该有自己的标准，都可以创造本类型的一流。
高职院校同样可以争创世界一流
记者：从去年8月到现在，黄校长都走访了哪些高职院校？
黄达人：这半年多来，我调研了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广西、重庆、四川、安徽、陕西、吉林、黑龙江、宁夏、新疆等地的20多所国家级高职示范校、骨干校和民办高职，还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与25位高职院长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考察了学院的实训场所。
记者：作为一所“985”大学曾经的校长，您为什么会对高职院校的发展产生兴趣？
黄达人：如果说走访“985”高校在任或卸任的书记、校长，是传播大学的声音，那么调研高职院校，则是关注高职的前程。
我对于高职的关注，并不是心血来潮，我在中山大学做校长时，就一直关注。我曾经在报纸上公开讲过，我们要打造一批高职中的清华、北大。不是说只有“985”大学才要创世界一流，不同类型的学校对于“一流”应该有自己的标准，都可以创造本类型的一流。中国的高职院校，也要有这个心气。而选择这个时间来作高职调研具体有三个原因。
第一，从精力以及时间上来讲，卸任以后，可以将注意力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不过像我们中山大学这一类型的高校，虽然也进行了扩招，但基本上还是走精英教育的道路，真正承担着大众化教育重任的是高职院校和地方本科院校。如今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第二，从经济发展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呼唤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高职院校在其中起着直接而特殊的作用，发挥这种作用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提供大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一线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此外，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而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扩大产能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当地是否设有高等职业教院校。例如，德国大众当初在广东设厂有两个备选地点，增城和佛山，最后选择佛山的重要原因就是当地有开设汽车专业的高职院校。
第三，从社会需求来看，高职院校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我国社会是典型的学历社会。由于高职院校在招生录取时批次靠后，在与普通大学进行生源竞争时明显处于劣势。有的学生适合走技术教育的道路，但却得不到社会和家庭的支持，因此出现很多达线考生放弃就读的现象和转向国外求学的倾向。此外，随着人口拐点的到来、高考生源逐年下降，不仅北京、上海等高教发达省市出现招考人数“倒挂”情况，去年像山东等人口大省也开始出现这一情况。长此以往，不但大大挤压高职的生存空间，而且直接影响我国在国际上的教育竞争力。
记者：您对高等职业教育面临形势的分析很精准，您的呼吁会让高职院校备受鼓舞。
黄达人：其实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我是既懂也不懂，因为高等职业教育毕竟是一种不同于普通大学的教育类型。不过，也正因为不是圈子里的人，没有审美疲劳，才会越看越有味道，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
以落实生均拨款、推进体系建设增强吸引力
记者：高职的院校长们确实十分不容易，所以才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需要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努力。
黄达人：我的调研活动一直得到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的支持。我与财政部以及教育部财务司也沟通过，他们也支持我为职业教育呼吁。这让我感受到，职业教育正得到很多领导、很多部门和很多人的关注。这半年，通过和高职院校长们的交谈，我似乎看到了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好的切入点。
记者：那真是太好了。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大家都看在眼中，希望能找到合适的推进路径。
黄达人：我认为，一个切入点是落实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我所调研的一些高职院校，有70%左右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城市贫困、问题家庭。由于高职院校办学成本高，而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落实对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因此学费一直降不下去，这样对学生尤其是家庭困难学生的吸引力就上不来。麦可思公司王伯庆常说一句话：“高职教育是中国最大的扶贫项目，也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和谐工程。”我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一项民生工程。因此，这次两会上，我写了一个“关于加大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建议”，建议根据“谁举办，谁出钱”的原则，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使高职院校在“十二五”期间的生均财政拨款与当地本科院校相一致。
另一个切入点是推进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可实施的方案。从目前的改革措施来看，主要集中在解决中高职的衔接问题上。
我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寻找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突破口，解决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的问题。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魏崴校长有句话说得好：“汽车流水线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但为什么生产出来的汽车不如发达国家，看上去是产品的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人才紧缺，但作为承担技能型人才培养任务的高职院校在社会上却未能获得考生和家长们的青睐。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赵居礼院长开玩笑说：“为什么一说体育加上职业，就是最高水平的，比如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可教育加上职业，就低人一等？”通过调研，我发现，并不是高职院校办得不好，相反，大部分高职示范校和部分骨干校比一些地方普通大学的办学水平要高。高职缺乏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整个职业教育的体系还没有建立，发展面临一个玻璃天花板。
同样为新加坡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支撑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是国内很多高职院校效仿的对象。我今年专门去访问了这个学校，非常有特色，在社会上很有吸引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加坡高等教育的立交桥比较完善。因此，重要的是推进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的版图。
记者：说起构建体系，很多人就开始琢磨，是不是要把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就提高了吸引力。
黄达人：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绝不是简单地让高职院校升格为普通大学。因为高职院校升为本科以后，虽然文件上要求仍然按应用性本科进行人才培养，但实际上由于应用性本科的办学成本要高于普通本科，升格后，学校从行政上也不再归职教部门指导，转归高教部门指导，办学很容易偏离原有的职业教育方向。
我去齐齐哈尔工程学院访问，曹勇安院长在学院升为本科后，提出三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路；坚定不移地走政校合作、校企合一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地去探索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规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记者：目前的专升本考试制度，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有帮助吗？
黄达人：专升本考试制度由于更强调学科性质，忽略了对技能的要求，因此只能解决部分高职毕业生提高学历的需求，却解决不了产业和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今年两会，我还要提交一个“关于高职院校试点四年制职业本科专业的建议”，建议在产业聚集、产业有强烈需求的部分地区，选择与当地产业紧密联系、有实际需求的相关专业，依托办学水平高、办学条件好的高职院校，进行四年制人才培养的试点。
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绝不是简单地让高职院校升格为普通大学。升格后，办学很容易偏离原有的职业教育方向。
高职院校姓“高”要体现大学功能
记者：以上两个切入点，都是提给政府部门的，从政策落实和顶层设计上进行呼吁，如果能够尽快推进，相信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将会大大增强。
黄达人：是的，下面这一点就是对高职院校的建议了，要加强自身建设。
记者：高职院校需要从哪儿发力呢？
黄达人：一方面，高职院校在进行技能教育的同时也要重视素质教育。
由于高职院校走的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道路，在学生的素质教育方面，有一部分高职院校的院长提倡通过企业文化或行业文化教育学生，这样学生一入学就可以感受到企业文化和氛围，为以后工作迅速融入企业文化奠定基础。
高职院校的素质教育需要企业文化，但我想，高等职业教育既然姓“高”，是高等教育的类型，就不能忽略大学文化的建设。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叶鉴铭院长说得好，为什么我们学会开车以后不会再回驾校看教练，而我们的学生毕业很多年后对母校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关键在于高职不是培训中心，而是大学，有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对学生的熏陶和引领。
许多高职院校都很注重大学文化的建设，比如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自创校之始就一直强调这一点；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把培养创新精神作为学院文化建设的载体；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洪一则提出建志愿者之校，我特别欣赏用志愿者精神的建设来作为大学文化建设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志愿者精神应该就体现了大学价值的终极追求。即使在一些
以工科为主、与企业联系紧密的高职院校，如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不是简单移植某个企业的文化，而是更注重引入工业文化。
前段时间，我参加全国高职素质教育协作会，在会上提出，素质教育不在于上了多少门课，而是靠养成，通过大学文化建设对学生进行熏陶。参会的杨叔子院士会后对我说，很赞同我的观点。他说，素质教育其实就是营造一个酱缸，把学生丢进去就行了。关于大学的文化建设，我认为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要有尊重学校历史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二是要有重视教学和创新的文化；三是要有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行政文化；四是要有制度文化。
另一方面，诸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大学功能应该在高职院校同样得到体现。
特别是科学研究，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在我访问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就把科研作为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的陈建新院长也提出，在高职院校同样需要科研，只不过，高职科研的方向不是关注国际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而是强调服务行业和区域。
在服务行业方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这几年主动做了一些为行业服务的事情。温州是中国电气之都，学院就有电机电气专业；温州是中国泵阀之乡，学院就有阀门专业；温州是汽摩配件之都，学院就有汽车电子、汽摩零部件制造专业；温州是鞋都，学院就有制鞋专业。学院每个专业都设有针对企业或行业的研发中心，实现了产学研的结合。此外，还有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为中科院及航天事业的特殊需求制造了专用机床，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研究用机器人技术解决焊接难题，这些都是为行业提供科研支持。
在服务区域方面，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在现阶段，高职院校并不强求做到科研支撑。天津职业大学的董刚院长告诉我，在天津大型企业聚集，即使是国内著名大学，对这些企业的科研支撑也是有限。不过，我认为高职院校可以通过专业设置的调整实现对区域经济的服务。例如，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抓住空客项目落户滨海新区的契机，围绕产业链的发展，先是开发培训课程，通过培训把师资和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紧密结合，然后申报飞机制造技术专业。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原首钢附近，首钢搬迁后，该地区要建设成“中国动漫基地”。该校就撤销针对钢铁行业的专业，并把计算机专业改造成动漫专业。
因此，我认为高职院校也要更进一步提倡产学研结合，把科研作为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我在访谈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司徒渝院长时，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高职科研的这个“研”字，主要应落实在管理创新、产品更新和工艺流程改造上，而非科技创新。
记者：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您这种扎实调研、履行职责，反映呼声、敢于直言的工作作风很让人钦佩。
黄达人：作为人大代表，提出的每一项建议或议案，都应该力求准确。尽管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看了20余所学校，并努力反映全貌，但我深知，自己只是看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局部，观点不一定都正确。前不久，我到东北作调研，聊起二人转，当地人问我能看懂多少。我答，看懂70%。结果，当地人说，那看不懂的30％才是二人转的精华。我想，我可能也只是看懂了高等职业教育的70%。
总之，我想尽己之力呼吁一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到今天，有了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在新的发展契机下，有必要进行重新定位，展望未来的发展。而且，我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如果有一个好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本身必然是一种促进。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的徐建明院长曾说过一句话：“当高职院校对普通大学形成冲击的时候，高等教育真正的发展就到来了。”很对，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
拖拉机的作用是汽车不可替代的，比如说耕地，但是如果非把拖拉机放到高速公路上，最差的汽车都比它跑得快。
高职院校和普通大学是类型而非层次之分
记者：您谈到了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不同于普通大学的教育类型，这一点，还有很多人，包括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人都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
黄达人：在调研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普通大学与高职院校是类型之分而非层次之分。长春职业技术学院的马军院长在归纳这两者的区别时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话：你攀登的是珠穆朗玛峰，无限风光在险峰；我是住在山底下，有山有水有河流。
记者：这些比喻，确实非常形象。不同类型的学校，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评价。
黄达人：半年调研，让我对高等职业教育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
首先，我感到，高等职业教育正日益受到关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调研中，宁夏职业技术学院的撒承贤院长对我说：“通过这几年示范校的建设，高职院校在硬件上和国外相比，可以说一点也不差。”确实，近十年来，尤其是教育部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以来，高职院校在内涵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院校，高职教育的职业性特征逐渐显现，在职教战线上，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起到引领、示范及核心作用。高职院校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队伍、实践教学条件、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其次，我感到，高职院长对所从事的事业付出的心力丝毫不亚于国内著名大学的领导，
甚至他们面对的困难更多。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的徐建平院长告诉我，只要高职院长有激情，就可以办成很多看起来办不成的事。高职院长们对教育制度、政策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普通大学的办学者。几个月前，我偶遇我们学校的李延保老书记，他为了调研创新人才培养，走访了一批学校，他的感受是，中学里有一批教育家。而我说，高职里也有一批教育家。
我深深为高职院长们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热情和执著所感动。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俞仲文对我说，在现行的招生体制下，高职院校的学生在高考成绩上不如普通大学学生，但学校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培养。培养学生，高进高出，是名牌；高进低出，是冒牌；低进低出，是杂牌；低进高出，才是品牌。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赵居礼院长也表示，要变“补短”教育为“扬长”教育，树立学生信心，挖掘学生潜力。
我能够感受到高职院长们办学的艰辛与责任。在访谈中，有两位高职院长，都是东北汉子，性格豪爽，说到动情处，甚至流下了热泪。
高等职业教育既然姓“高”，是高等教育的类型，就不能忽略大学文化的建设。
黄达人 1945年4月生，浙江象山人，数学教授。1962年至1968年就读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到浙江临安农机厂工作。1978年至1981年在浙江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至1986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做访问学者。曾任浙江大学教务处处长、副教务长等职。1992年至1998年任浙江大学副校长。1998年11月调任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1999年8月至2010年12月任中山大学校长。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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