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上半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表了题为“有效知识供给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改革成效”一文，提出了“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的观点，并把改变这种“知识短缺”困局的希望寄托于当下的新型智库建设，认为智库要侧重于中国知识建设，从而改变知识短缺的局面。
2016年上半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表了题为“有效知识供给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改革成效”一文，提出了“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的观点，并把改变这种“知识短缺”困局的希望寄托于当下的新型智库建设，认为智库要侧重于中国知识建设，从而改变知识短缺的局面。如郑永年所言，这种“知识短缺”所指向的正是解释中国发展经验、提炼中国发展模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效知识供给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深刻指出当前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这实质上，正是挑明了当前智库研究支撑中国特色实践的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核心命题。
在当今中国，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不仅存在于经济学界，更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的学科。高层提出了一些改进中国制度体系的政策目标，但因为没有足够的政策研究，在实践上不能到位。而这种状况，在新型高校智库发展领域也十分突出。
高层推动新型高校智库发展以来，新挂的高校智库“牌子”成倍增长，高校智库的知识“产量”大幅提升，仅2015年，国内高校智库的知识产出量达到4.3万份咨询报告，比2009年（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要求高校“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前一年）的5679份增加7.6倍多，高校智库的知识供给量急剧扩张，这与同时期高校智库的数量大幅增加相一致。
这种快速的知识产出，大幅度提高了高校智库的知识供给量，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研究需求，推动了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从“质”的层面观察，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数字”，2009年高校智库知识供给的咨询报告采纳数为3347份，采纳比例为59%，而2015年的采纳数为2.2万份，采纳比例仅为51%，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从深维的角度观察，这种“质增”落后于“量增”的困局，主要根源于现行的以“短平快”为特征的高校智库知识供给体系，没有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转型的战略调整，难以支撑中国实践发展的战略需求。
“跟随者”总是“滞后一点”
高校智库知识供给体系呈现出“短平快”的特征，是因为传统高校智库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其“跟随者”的定位及其逻辑惯性。从逻辑形态上看，传统高校智库的发展逻辑是一种“跟随式”或“依附式”的逻辑，即依附于“行政权力”而存在，跟随行政的决策步伐，显示出强烈的行政主导的形态特征，也暴露出其虽“如影随形”但始终“滞后一点”的制度性缺陷。
在“短平快”的知识供给状态下，高校智库丧失了政策研究的主体品格，政策研究的“知识产出”主要是围绕政府提出的政策问题或意图展开研究，其研究的立场和出发点在于服从或服务于政府的决策与政策推行，重心在于为政府的政策推行做前期准备并对实践问题做预见性研究，形成的政策建议基本上是政府推动政策的阐述、配套、深化和推行的方法方式。
然而，伴随“中国模式”与国际化、全球化的深度融合，我国当前改革全面向“深水区”推进，从形态上看已经进入了一种全面深化改革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一个显著形态，是政府的政策需求更趋向于战略思维和长远发展，这就需要更多的前瞻性、战略性、预见性研究。这种形态特征的出现，不能仅仅简单地认为只是一种需求的转变，实质上这种形态的出现蕴含着深层次的逻辑转变，意味着高校智库发展逻辑已经发生重大变革。
“跟随者”的高校智库发展逻辑，知识供给的动能来源于“政府出题-智库干活-政府采纳”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模式下政府的政策需求往往是明确的，基本上处于政府要推动某项政策前后的聚合研究，目标明确，简单直接，高校智库知识供给路径主要呈现以“获得项目-产出知识”为表征的驱动模式。而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代，面对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形势变幻，政府很大程度上已经没有能力直接把握政策的定位和走向，政策研究需求更趋向于由专业化的高校智库提供战略性、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有效知识供给。这就要求高校智库实现由“慢一步”到“快一步”知识供给重心调整，以便最终实现政策的科学化和精准化，否则，简单粗犷的政策推行，有可能导致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国家和社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要“快一步”就得成为“引领者”
从“慢一步”到“快一步”，高校智库就必须由“跟随者”切换成“引领者”，高校智库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有“真材实料”，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需要面向未来，开展创造性研究。而显然中国高校智库大多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种逻辑变化对智库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变革，这也导致当下高校智库支撑中国特色实践的有效知识供给不足，滞后于中国实践的发展需求，推进高校智库知识供给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那么，高校智库如何从“跟随者”转型成为“引领者”？借用1984年约翰·W·金登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中提出的多源流分析框架来观察新型高校智库知识供给的路径转型，我们会发现其核心使命在于打破“跟随者”的思维惯性，以“引领者”的姿态，立足中国实践，关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围绕“研究中国问题、形成政策学派、联动政治窗口”三条核心路径，开展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政策研究，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有效知识供给体系的发展。
一是以中国问题为起点，提升精准的有效知识供给。立足中国实践，研究中国问题，是新型高校智库知识供给转型的逻辑起点。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智库的发展逐渐显示出两种流变，一种是“中国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智库的研究热点，一种是中国智库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两种流变的核心背景在于“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的快速崛起，中国发展的硬实力在世界发展中已处于重要一极，在某种程度上研究中国问题就是研究世界性问题，而研究世界性问题，势必研究与中国发展相关联的问题。可以预言，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实践，研究中国问题必将产出一批具有深远政策影响的知识成果，从而催生世界一流的高校智库。在此背景下，新型高校智库知识供给的逻辑起点在于立足中国特色实践，汇聚政府、社会、媒介等各类渠道信息，精准寻找和把握住“问题源流”，精准把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分析其根源，抓住问题的实质，提出对策和应对的方案。避免从理论到理论，从知识到知识，甚至习惯性从西方经验中寻找直接“替代品”的思维惯性，切实立足中国实践，丰富并拓宽知识供给的“中国土壤”，形成支撑中国实践的有效知识供给体系。
二是以政策源流为核心，发展中国政策学派。“政策源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围绕“问题源流”而产生的不同的并为高校智库所恪守的“政策流派”，其具体体现为智库恪守自身研究立场所提供的研究报告，包括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从中国发展的实践观察，指导并支撑中国实践发展的有效知识供给，需要可持续的政策研究支撑。这种可持续性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机行为，而是要扎根某个领域或某个行业的“精耕细作”。中国特色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高校智库知识供给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既有中国的政策源流如何走向世界，形成“中国模式”或“中国方案”的需求，也有国内经济社会改革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需求，或某行业、某区域的体系化政策发展需求，不同的政策研究需求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需要可持续性的有效知识供给，需要形成专业化、深耕细作的政策学派，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和“行动计划”。高校智库要以政策源流为核心，围绕某个领域的政策研究需求，做深、做细，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的政策研究学派，形成支撑中国实践的政策学派。
三是以政治源流为关键节点，构建知识供给网络。高校智库知识供给的最终目的是要影响决策。在多源流框架中，高校智库有效知识供给存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被金登称为“政策之窗”，这些“窗口”是由紧迫的问题或是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打开”的。高校智库要主动追踪和高度关注“政治源流”的变化，洞察和把握“政策之窗”开启的时机，否则“政策之窗”可能“稍纵即逝”。要发挥中国特色治理语境下高校智库与政府机构制度化关联的优势，建构并优化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的网络关系，维持均衡对等的固定联系渠道，形成有效的“政策源流”传递网络，以便在“政策之窗”开启时，有效地传递政策建议或研究报告，实现高效的对接与互动，建构一个网络化的知识供给体系。
（作者：张宏宝 系华南师范大学现代大学战略发展与绩效评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系广东省社科类社会组织课题“广东新型高校智库分层发展研究”部分成果，文中数据来源于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2015）》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腾讯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