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创新成为国家经济巨轮的引擎，低效率的创新成果转化却桎梏着巨轮前行的脚步。
当创新成为国家经济巨轮的引擎，低效率的创新成果转化却桎梏着巨轮前行的脚步。
经济的发展需要借助科技力量改造并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这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在此过程中，创新成果转化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今，创新成果转化环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国之大计”。
创新成果转化是指高校科研与企业及市场需求对接，将高校科研创新成果服务于社会。从当前的高校专利数量、论文发表及引用数据来看，中国的高校科研已经跃升世界前列。但实际的创新成果转化率却只有一成，高校科研创新与企业技术需求间的“最后一公里”成为阻碍中国创新发展的一道瓶颈。
长久以来，政府、高校及社会对于创新发展的认识仍停留于技术创新层面，将经费大量投入于科技研发，试图通过加大研发的项目数量带动创新发展。然而，传统的大规模投入科技研发模式逐渐失去效率，以创新转化为核心的新型创新组织方式成为应对挑战的关键。
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如何解决？高校创新成果转化的瓶颈在哪里？建立新型创新成果转化机制的关键是什么？经济观察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对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刘晓静进行了专访。
经济观察报：在经济领域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高校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刘晓静：高校的发展规划应当从服务社会及国家战略的落脚点出发，顺势而上，牵住创新的牛鼻子，把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工程与学校发展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而高校学者也需要将自己的学术能力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实现自我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对于中国高校创新成果转化现状的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从高校技术专利的转让和应用情况出发，认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极低，与发达国家存在极大差距；也有学者从知识流动的视角考察，认为我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情况总体比较乐观，甚至好于欧、美高校。你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刘晓静：我认为评判科研成果转化现状应该以成果转化利用率为标准。目前，高校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极不匹配，能够成功转化并利用的科研成果不足10%。数量巨大的论文发表引用数、拥有的专利和新增专利数，与中国成果转化数量和质量形成巨大的剪刀差，表明国家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不高，存在着巨大的浪费。
高校提供的创新供给对实体经济发展、消化落后产能实际贡献率不高，与国家科技进步、企业转型升级的结合度低。高校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企业也不知从哪里准确找到科研资源，双方各说各话，浪费大量资源。所以需要探讨将高校与企业对接通道打通的方式，让高校与企业站在同一平台对话交流。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国创新发展的瓶颈是什么？传统观念中，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存在哪些问题？
刘晓静：受理念惯性和机制惰性的影响，大家对创新的认识长期以来还局限在技术创新层面，误以为抓创新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好科研活动、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投入、引导和激励机制上也继续沿袭习惯方式。
要么大量投资于科技研发，试图通过研发的项目数量拉动经济增长；要么盲目加大成果转化激励力度，科研团队转化分成甚至从百分之六七十飙升至百分之九十几；要么鼓励科研人员直接下海兴办企业或者带着成果去找老板谈交易，成果转化过程简单粗放。
目前，创新转化效率低和质量不高，“创新的有效供给”严重匮乏，是国家创新发展的瓶颈。科技创新和转化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被动局面，上家找下家或下家找上家都处于盲目、无序状态。而大投入、强激励的模式不是突破瓶颈的有效方法。
经济观察报：高校科研当中有一部分是无法与企业需求直接匹配的基础型研究，是否应当以成果转化能力作为高校科研的评判标准？
刘晓静：实际上，不论是应用型研究，还是基础型研究，对社会发展而言都是非常必要，是国家创新能力体现的两个方面，两者又互为前提和条件、互相促进，应当比翼齐飞。比如我的研究领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按学科类别划分归属于社会科学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致力于文化遗产的挖掘、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尽管不能与经济效益直接联系，但也是相当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与实践性工作二者不可分割。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创新转化效率低的原因是什么？校企双方作为创新成果的供需主体，为什么会存在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刘晓静：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低一方面与高校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相关，另一方面双方的对话不在同一语境之中，与价值取向差别相关。高校现行评价体系更看重论文发表，教师们的科研更多是兴趣导向，而企业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两端没有相向而行。大部分企业看不明白高校的成果与专利，更看不懂艰深的论文，海量的科研成果并没有变成有效的创新供给。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创新转化效率低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刘晓静：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条件下，只要做到统一创新供需的语境，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快速匹配等问题。还需要为创新转化引入主动、科学、周全的第三方服务，培养专职于创新转化的中介人。目前中国的技术转移、交易还停留在简单初级的阶段。实际上，生产第一线的技术需求大部分不能直接对应某一篇论文、专利或由一位教授单独解决，更多需要对很多科研成果分割、拼接、融合，重大研发还需要协同创新。
创新成果转化需要高校整合创新资源，把相关学科的成果挖掘整合成可转化的项目后，再推向市场、交给企业，从而实现精准转化，提高效率。在这过程中，就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第三方“超级中介”，他应该是既了解科学技术又了解市场、还能够主动引导研究和需求的新型人才——“创新转化经纪人”。
实际上，中介化早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基本组织单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全面的“中介化”结构性改革。亚马逊、谷歌、阿里巴巴、腾讯、滴滴打车这一类的新经济形态，都是“新中介”的典型例子。它们通过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上的创新，有效地调动了供给侧的闲置资源，创造和提升了需求侧的消费体验，从而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如何建立这种新型的创新转化中介机制？创新成果转化中介模式在国外是否有可供借鉴的经验？
刘晓静：在高校中设立创新转化学科是一个路径。这个学科的特点是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实践验证孪生。开展对创新转化过程的工程化研究，建立有利于成果转化的系统模型和技术实现手段。
在操作层面，可以通过建立国际创新转化案例库，分析各种创新转化模式，运用国际交流、国内合作等手段，推动多学科、多领域交叉，集中多方科研力量开展研究，探索创新转化的内在规律，建立创新转化知识系统。
目前，不论在中国或是国际上，创新转化学科都是一个崭新的设想，实践中有与“创新转化经纪人”类似的机构或个人，但尚未形成专门化的职业分类。一些大学也已经开始了对创新转化学的探索，比如山东大学，去年率先建立了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并在创新转化学理研究、人才培养、实践平台和智库建设等多方面寻求突破。
这个学科的国际合作空间很大。去年，山东大学与剑桥大学签订协议。两校计划通过共同建立和传播“创新转化经纪”的理念，以“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国际创新转化中心”为载体，以山东为核心辐射全国乃至全球，推动逐渐形成以“创新转化经纪人”引领的创新转化市场，促进创新供给和市场需求的紧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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