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把“差生”也教好才是真的好学校
布拉克在小学期间的成绩不好,还曾蹲过一次班。小学老师因此不看好他,在毕业时推荐他去上主体中学(Hauptschule,主要对接职业教育,在德国四类中学中社会声望最低)。但是,布拉克的父母没有听从学校的建议,而是将他送入了哥廷根的一所总合中学(Gesamtschule,在德国四类中学中社会声望仅低于文理中学)。
入学后,失去自信的布拉克觉得自己将来一事无成,自暴自弃,经常调皮捣蛋。但是,这里的老师并没有惩罚他、疏远他,而是试着理解他,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并不断鼓励他,对他说,“如果努力一定可以学有所成”。最终,布拉克在这所学校找到了对自己的信心,成了一名好学生,并立志在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
这所中学就是乔治·克里斯托弗·利希滕贝格总合中学(Georg-Christoph-Lichtenberg-Gesamtschule)。在这所中学,还有许多类似布拉克的“差生”。在上小学时,他们的老师不相信他们日后有能力取得文理中学的毕业证书(即进入综合性大学的入学资格),因此推荐他们去上主体中学,将来参加职业教育。但他们的父母都没有听从小学教师的建议,而是将他们送到了这所中学。最终,他们在这所中学“逆袭”成功,取得了大学入学资格,证明小学教师当初对他们的判断是错的。
尽管收取了许多成绩不佳的学生,这所中学在全州统一的测试中,仍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2010年,全州最优秀的学生(平均成绩0.7分)就毕业于这所学校。25%的学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2011年,利希滕贝格总合中学获得“德国学校奖”,成为该年度的德国最佳学校。
位于北威州的朔尔兄妹文理中学(Geschwister-Scholl-Gymnasium)是一所实行全纳教育的学校。在这里,正常儿童、智力超常儿童、具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残疾学生、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患有罕见疾病的学生、还有来自问题家庭的学生都在一起学习。
该校负责个性化教育的教师认为,如果我们的学校可以培养好有天赋的学生,也应该可以教好残障儿童。这所学校在招生时不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原则上对所有的学生开放,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其他学校遇到问题的学生开放。尽管这样,该校学生的学习成绩仍高于北威州的平均水平,几乎没有留级的学生。在过去10年中,在713名学生中有711位学生拿到了文理中学毕业证书(这是进入德国综合性大学的文凭)。
考虑到学生们的起始条件,这所学校简直创造了奇迹。该校在2014年获得“德国学校奖”,成为该年度的德国优秀学校。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个性化教育。该校校长表示,我们不进行筛选,而是做诊断,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缺点,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促进工作。
在巴门总合中学(Gesamtschule Barmen),三分之一的学生具有移民背景。在五年级,甚至有一半的学生具有移民背景。这意味着许多学生在德语方面存在缺陷。这所学校所在的乌坡塔尔市是德国负债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所在的城区也是社会问题突出的城区。学校有1/3的学生来自失业者家庭,依靠社会救济生活。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许多来自移民家庭和失业者家庭的孩子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学习上的帮助,还常常受到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
尽管学生有这么“差”的起始条件,但这所学校的教师还是通过提供更多的德语课程,更多的工作时间投入,成功地帮助这些学生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成绩。入学时,虽然仅有17%的学生获得了文理中学的推荐(即学习成绩优秀),最终却有60%的学生升入文理中学高中阶段。在全州范围内的测试中,这所学校的学生也考出了比其他同类中学更好的成绩,高于该州的平均水平。2015年,该校获得“德国学校奖”,成为该年度的德国最佳学校。
以上这三所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能把各方面条件不理想的学生(“差生”)教好,也都获得了“德国学校奖”(der Deutsche Schulpreis)。这并非出于偶然。“德国学校奖”由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和海德霍夫基金会联合设立,自2006年以来每年评选出1所年度最佳学校和4至6所年度优秀学校,并由德国联邦总理、总统或者外交部长亲自向获奖学校颁奖。这是德国目前要求水准最高、奖金额也最高的学校竞赛奖项。
在评委会拟定的六项评价标准中,能否成功应对学生多样性所带来的挑战,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标准。而且这种多样性不只是体现在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差距上,还体现在学生在种族、语言、宗教信仰、家庭出身、身体健康、学习兴趣等多方面的差异上。一所学校只有在应对学生多样性挑战方面有良好的表现,才有可能获得德国学校奖,成为德国最佳学校。
评委会之所以将应对多样性列入评选标准,是因为德国学校没有筛选学生的自由,它们不得不去应对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并用教育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应对教育现实的复杂化,以充分照顾每个学生的特点。与德国相比,我国总是倾向于用简单的方式应对复杂的教育问题,例如把学校分成不同的等级,把学生分入不同的班,生成一个均质性群体,以便实行统一化的管理和教学。但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多元的,任何简单化的处理方式都是对现实的一种生硬切割,必然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当然,德国在评定最好的学校时,并非只看学校在一个方面的表现。除了上面提到的应对多样性挑战之外,还要看:
(1)教学成就,即学校在核心教学科目、艺术、运动领域或其他领域所取得的学生培养成就(以其自身的起点来衡量);
(2)课程质量,即看学校是否让学生独立负责其学习,是否促进深度理解式学习和以实践为导向的学习,是否持续性地改善课程等;
(3)责任,即看学校是否让学生在课内外民主参与决策、独立提出倡议、是否注重培养学生的集体精神;
(4)学校氛围、学校生活和校外伙伴,即看学校是否有良好的校园氛围,充满激励的校园生活,学生、父母和教师是否乐于去学校,学校是否与校外机构和个人建立起积极的合作关系;
(5)学习型学校,即看学校是否实行民主领导和管理,鼓励以结果为导向的教师合作,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持续性地进行自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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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经验显示,在评价一所学校是否优秀时,不能只是看它能否将尖子生教好,还要看它能否把各方面条件不理想的学生也教好。因为把尖子生教好并不稀奇,他们本就优秀。只有把这些“差生”也教好,才是真正的好学校。这就是德国学校奖评委会的价值标准。
此外,在对“好”的定义方面,当然不能仅仅把学习成绩好当作好的标准,还要看其他的标准,例如:学校有没有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独立自主,学会团队合作,学会承担责任,学会帮助他人,学会理解和包容异己、与异己和谐共生等。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在未来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
德国的学校正在这么做,这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学校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通过考试,而是为了让学生适应未来的生活。如果我国的教育继续以通过高考、而不是以适应未来的生活为导向,教育评价继续以考试成绩、而不是以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准绳,那么我们的教育在根基上就产生了偏斜。而在一个偏斜的根基上,人们很难再摆正任何东西。这不正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难以解决教育困境的一个症结所在吗?
孙进,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留德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