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研究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四千年前，学校教育形态出现；四百年前，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书院制度迭替盛衰；四十年前，恢复高考制度，春意盎然、万象更新。将四十年置于历史长河之中不过一瞬，但对于亿万国人来讲则是沧海桑田。正是由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使得我国教育事业开始了历史性变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也正是我国职业教育思想活跃、发展迅速、成果丰硕的四十年，这四十年见证了职业教育从“默默无闻”到跻身“舞台中央”的发展历程，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步入迅猛发展的阶段，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物质条件的同时，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也极为旺盛。党中央针对现实需要，系统化地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通过全面科学的战略部署，确定要求、明确目标，全力补齐教育改革中职业教育这一短板，持续增加对职业教育资金的投入、加大职业教育的招生力度、扩大办学规模，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逐步加强高等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切实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的变化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办学思想的变化、办学主体的变化、物质资源的变化、师资条件的变化及育人质量的变化。如今，党中央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机制，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发展质量，扩大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增强国际话语权，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生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基本建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改革发展中的各项工作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透过教育的视角，审视职业教育的当下，相比党的十七大“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党的十八大“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党的十九大对职业教育的提法有了重大改变：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这一提法与主动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思路高度契合。

 

　　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教育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的获得感更加充分，但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层次的职业教育需要更加旺盛，期待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会手艺到技艺精、从可就业到能发展、从“本地游”到“全球通”的转变。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量大但不强、社会吸引力有且不旺、产教融合浅还不深等问题。面对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面对新形势下党和国家赋予职业教育的高要求、新使命，惟有坚持不懈地全面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才能不负历史重托。

 

　　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应当有新作为。首先是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以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为导向，开发职业技术类培训课程资源库，推进优质培训资源跨区域、跨行业共建共享，为行业企业提供多层次、多类型、立足岗位需求的技术技能教育培训服务和学历继续教育，实现职业技能培训的终身制。

 

　　其次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挖掘产教融合的内涵，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精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深度融合、学历教育与在职培训齐头并重。把产业最先进的元素融入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中，真正解决职业教育要教什么的问题。通过为行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开发来深化产教融合的模式、拓展实现的路径。

 

　　三是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主动适应新时代经济现代化的需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四是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将两种精神作为学生职业素质训练和职业能力培养的核心文化，将精神培养和提高职业技能有机融合，构建科学、完善、有效的培养机制，在培养方案中予以融入、在教学实践中予以贯通、在工作生活中予以养成，将两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严谨、专注、精益求精成为每一名学生的自觉追求，努力营造劳动光荣的良好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论语·为政》中讲，四十而不惑。何为“惑”？“惑”即“疑惑、不清楚”。四十年，对于职业教育发展史而言如白驹过隙。而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社会发展不断赋予职业教育新的内涵与重任，职教人不断迎难而上，面对新问题、接受新挑战，在“惑”与“不惑”之间勇于担当，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之路，并因“惑”得福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职业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如何肩负时代责任、服务国家战略、进一步提质增效、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新实践成就新作为。职教人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有新作为，续写华章。

 

 

 

 

　　1980年前，我国并没有高等职业教育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地方短期职业大学设立，标志着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出现了高等职业教育这一类型。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世纪之交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实施以来，依靠党和政府立足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支持、扶植和激励政策，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逐渐从积极探索、规范办学到大力发展、加快发展再到创新发展，逐渐从改革试点到示范引领、优质建设再到逐步迈向高水平。在这个过程中，适应产业发展趋势和产教融合要求的政府双重支持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

 

　　1. 明确高教性和职教性双重属性有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职业诞生之初，对这类教育的性质定位和存在价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模糊不清的。社会有需求，地方有呼声，但理论上一直没有找到合理定位，甚至在高教性与职教性之间也举棋难定。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层次；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决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明确把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从此，高等职业教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规范指导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尽管在不同时期和关键时点，政策重点和学界认识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有所差异，如经历过短期职业大学、高等教育新的重要类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等不同表述，但总体而言，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在理论认识上不尽统一、不很明确，但在事实上有力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因为双重属性的定位，既可以在高等教育的视阈下找到倾斜发展的共识，也可以在职业教育的体系内找出大力建设的理由。

 

　　也正因为这样，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特的跃升，学校数量由少到多并超过本科院校，在校生规模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并形成基本内涵与鲜明特色，成为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途径，成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有效支撑，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引领者。

 

　　2.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地位有利于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支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形象地把我国的教育政策主要概括为3个方面，即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职业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在这一政策框架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到了三大重点享其二。

 

　　一方面，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类型，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国务院和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得到教育部、财政部推出的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项目的支持，如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规划教材等，做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举措，得到了招生指标和规模的倾斜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的支持，再加上由此带动的地方政府的联动和配套，尤其是在招生规模和生均经费拨款标准等方面的支持，大大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大和内涵发展；另一方面，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层次，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对高等职业教育采取积极支持政策，从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从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到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先后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国家和省两级重点专业、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和实训基地建设计划以及部委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和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等，这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和社会影响力扩大都是极有力的促进和推动。

 

　　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双重属性得到了双重支持，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3. 高等性和职教性双重要求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特色打造和水平提升。由于把高等职业教育既定位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部分和一个类型，我们不断地研究和探索适应高等教育要求的规律和举措，不断强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扎根中国大地办学，致力于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坚持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不断提高办学治校政治站位，从而大力增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沿着坚定正确的方向前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支持力量。

 

　　同时，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一直致力于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指示的要求，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坚持贯彻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原则，坚持专业建设为龙头，坚持把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育相融合，着力于围绕产业发展、市场需求等设置专业，在课程和教学改革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毕业生实现了较高就业率并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做大做强、树特创优。

 

　　由于在贯彻双重属性，落实双重要求上不懈努力，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博采众长、融合提炼、以我为主、自成一家，在扩大规模的同时致力于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特色不断彰显，并通过新一轮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和专业水平提升，为中国高水平高职院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

 

 

 

 

　　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步入一个崭新的质量变革时代，“优质”“一流”“特色”“高水平”建设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高职院校质量追求的目标。随着现代质量观念和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变化，过去的质量保障体系必然被质量保证体系所取代，质量监控与评价必然转向诊断与改进，质量管理必然提升为质量治理，从而激发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内生动力、升华质量文化，“质量保证”也就自然成为今后掀起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变革的时代标志。

 

　　1. “质量”是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永恒主题。纵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萌芽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探索调整”和“地位确立”，再到21本世纪初的“规模扩张”和近十余年的“内涵发展”与“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整整历经了40年，但真正迈入快速发展轨道，实际也就近20余年。而“质量”始终是高职院校赖以生存的“价值”和无法回避的“主题”，其阶段性特征呈现出两大阶段的演变。

 

　　注重“基础办学质量”的外延质量保证阶段（1999—2005年）。以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标志，高等职业规模扩张成为时代发展特征。截止2005年，全国高职院校数量规模达到1091所，在校生平均规模达到7666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6年的6%提高到2005年的21%，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办学规模”成为衡量办学基础能力的关键指标，办学质量及其水平以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作为判定标准，来衡量高职院校办学质量高低。

 

　　注重“项目建设质量”的内涵质量保证阶段（2005年至今）。以200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加强高职教育内涵建设和质量的政策文件为标志，十几年来，教育部、各省（市）主管部门以质量项目作为引领，带动高职院校强化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等“项目型”内涵建设，不断提升高职院校质量。以100所国家示范校、100所国家骨干校和若干省级示范校建设项目为龙头，百余个、乃至上千项的重点专业、特色专业、精品课程、双师素质教学团队、教学科研项目、教学名师、技能大师、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协同创新平台等人才培养能力水平和办学实力指标，成为了这一时期高职院校质量比拼和水平竞争的焦点。

 

　　2. “质量保证”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由内涵发展步入创新发展的新时代后，2015年教育部相继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和《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两个行动计划”中确立了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保证质量的方向。同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的出台，更加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为重点、教学质量诊改运行机制建设为核心、院校自我质量持续诊改为关键的内生质量保证转型发展阶段。在这种导向下，优质资源、办学特色成为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人才培养质量的“符合性”与办学效益服务区域的“贡献度”等体现“适应社会需求能力”强弱的指标及其水平成为判断和衡量高职院校办学质量水平高低的标准。自此，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由依赖政府外部控制下“外生的”“一次性的”“静态的”“评出来的质量”予以保证，逐渐转变为以自我诊改为抓手的质量管理常态化机制，内部质量文化正在形成。

 

　　诊断与改进：有效激发高职院校质量保证的内生动力。从外部评估到诊断与改进，可以说打破了高职院校长期以来依赖教育行政部门衡量质量的观念，打破了借助“质量工程”项目引导下“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的质量提升路径的依赖。未来要围绕创建具有世界水准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目标，建立全面提升各高职院校质量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①进一步提升质量理念。将质量的源动力聚焦于学校本身，回归质量初心，充分发挥质量要素的功能作用和学校自我保证质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进一步优化质量机制。通过健全完善全面质量保证组织系统，构建系统化的质量目标与标准体系，完善全过程的质量监控系统、制度系统、资源系统、支持系统等全面优化质量保证机制。③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以质量生成主体身份制定适合自身实际的标准，建立完善的目标链和标准链，以需求为导向建构保持质量提升愿景与动力的内部质量保证标准体系。

 

　　质量治理：全面升华高职院校的质量文化。由过去高职院校主要依靠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行政组织、教学职能部门的力量来进行的“内部质量管理”模式向内部质量治理转变。这种转变的着眼点是促进各质量要素主体积极参与质量事务，人人做质量计划和质量自检，在程序上既自上而下，也自下而上，实现全方位的质量治理，实现“三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质量保证的重心逐步下沉，质量保证的水平不断提升。

 

　　建立高职院校教学工作自我诊改质量运行机制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创建高等职业教育内生质量文化，这既是学校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寻求自我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是国家质量强国战略实施的紧迫需要，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保证，更是高职院校应对当前质量强国战略实施及其质量变革的基本策略。对此，呼唤着高职院校的责任、使命与担当。高职院校必须以教育部职业院校内部质量诊断与改进制度的落实为契机，将质量聚焦到人（校级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专业带头人、师生）、聚焦到物（专业、实训基地、课程、办学设施）、聚焦到质量产生的过程、聚焦到质量催生的结果，最终融入具有高职特色和学校特质的质量文化中，形成高职院校师生的自觉行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日新月异，高职教育在其国际化发展道路上激流勇进，成绩斐然。从教育服务输出与输入的角度看，可以将其发展进程归纳为从被动到主动、从单向到双向、从借鉴引入到分享输出的跨越式发展。

 

　　1. 从“请进来”到“走出去”，国际化历程彰显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壮大和特色经验。改革开放之初，为满足工业化战略调整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巨大需求，也为了拉近与国外先进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我国高职教育通过各类政府间的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或派遣专家赴境外研修等途径，学习德国“双元制”、澳大利亚TAFE学院等先进的职业教育办学经验，寻求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援助与支持，不断引入和借鉴来自国际社会的优质职教资源与发展经验，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与各国际组织、国外政府间的各项合作日益深化，并开始通过项目合作引入世界一流的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及其培训体系。与此同时，以金陵职业大学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学生分段式联合培养为代表，开启了我国高职教育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的先河。21世纪以来，在坚持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职教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高职教育也开始着力“请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展，并相继在招收来华留学生、境外办学、服务境外企业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这意味着我国高职教育在单向引入的同时，也开始走向国际化发展的新征程，与世界分享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特色经验。

 

　　2.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高职教育“走出去”成效初显。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深化，高职教育“走出去”因其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推动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天然优势被寄予厚望，俨然已然成为当前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引擎。《2017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年度质量报告》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高职院校中开展“走出去”实践的共有505所，约占全国高职院校总数的38.1%，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走出去”企业培养了大批旅游、建筑、水电等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了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为沿线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境外职业技术人才。2017年《全国高职院校年度质量报告》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172所高职院校接受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留学生总数超过7000人。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自2007年开展援外培训以来，已为113个发展中国家开展97期培训，培训学员达2012人。逐渐规模化的境外人才培养，在有效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认可与肯定。

 

　　产教协同，服务“走出去”企业需求。随着“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格局的构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去”寻求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在此过程中，我国高职教育以其独有的专业性更显优势。2016年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达59万人日，其中187所院校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超过10人日；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指导时间达5.9万人日，其中162所院校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指导时间超过10人日；除此之外，我国高职院校积极探索与“走出去”企业合作，在境外设立职业教育或培训机构，就地开展教育培训，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人才支持。如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高职院校联合中国有色金属矿业集团，在赞比亚筹建“赞比亚能力建设学院”二级学院，培养机电一体化、土木工程等专业人才。

 

　　联合开发职教标准，携手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共同发展。开发境外认可的各项职业教育标准不仅是高职院校把握境外人才培养目标、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同样也是规范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去”实践推进的重要参考。2016年全国有100所高职院校开发了283个国（境）外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应世界中餐业联合会要求制定《海外中餐业行业标准》，规范海外中餐业的运营管理。

 

　　3. 加快推进“走出去”，为世界高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结合当前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各项实践来看，其仍旧面临着缺乏“走出去”的政府统筹与政策指引、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协同“走出去”的探索创新以及“走出去”相关标准体系的构建等诸多挑战。因此，要把握好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空前契机，需要将其作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予以推进。为此，当前应在以下3个方面努力。

 

　　加强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制度建设。加强政府统筹规划，发挥政策指引作用。要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相结合，制定职业教育“走出去”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如结合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的实际需求，分区域确定优先“走出去”的学校和专业类型，引导高职院校循序渐进地开展“走出去”实践。高职教育“走出去”实践，尤其是境外办学、境外培训等是一个需要耗费极大人力、财力的大工程。因此，需要有效拓宽经费来源，为高职教育“走出去”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地缘优势，充分发挥各级示范“骨干”校的专业示范引领作用，扩大“走出去”的发展规模。

 

　　发挥产教协同“走出去”的多元主体作用。从高职教育“走出去”的行为主体来看，其主要涉及国内外的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等。因此，要充分发挥境外企业在推动高职教育“走出去”的主体作用，构建政府、院校和企业三者协同“走出去”的互动机制。

 

　　完善高职教育“走出去”的标准体系构建。高职教育“走出去”的标准主要是指诸如各项“走出去”实践开展院校的选拔标准、境外办学机构设置标准、师资配套标准等，需要系统规划各项规范的制定与实施。以援外项目为例，商务部就专门制订了《援外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对外援助项目评估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规范条例，提升了援外项目的质量。同时，需要引进第三方评价机制，严格效益评估。我国高职院校已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走出去”实践，但是关于相关实践的过程监督以及效益评估，仍缺乏相关机制的健全。为此，可以考虑对当前开展的实践项目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进行优质项目的遴选，并将其作为不同实践项目类型的“样板工程”予以宣传推广，提升高职教育“走出去”实践的质量保障。

 

 

 

 

　　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才培养从数量到结构再到质量不断优化，从尝试探索到规模发展再到质量提升，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路径。

 

　　1. 寻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尝试探索（1978—1995年）。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在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各行各业方兴未艾，对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等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旺盛。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试办一批花钱少、见效快、可收学费、学生尽可能走读、毕业生择优录用的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各地根据实际开始兴办职业大学，进行高层次职业人才培养探索。可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基于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需求的探索和尝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发挥中等专业学校的骨干作用，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体系。”对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进行引导，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构想。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要是基于市场的主动反映，专业设置能够立足地方，较为紧密地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在人才规格、学制安排、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等方面主要是借鉴和学习普通高等学校的办学经验，各地区依据自身发展设置职业院校，探索人才培养的路径，但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特色不够明显，人才培养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普通高校“压缩饼干”的情况。虽有不足，但初步探索了一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行业企业发展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路子。

 

　　2. 拓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规模发展（1996—2013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越来越大，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结构中的地位，更是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从学校数量上看，截至2013年，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1.23万所，普通高中1.34万所，中职学校与普通高职数量基本持平；高职专科院校1321所，本科院校1170所，高职高专院校在数量上超过普通本科院校数量。从学生规模上看，“1996—2013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年招生从514万增至674万，在校生从1320万增至1922万，分别增长31％和46％；高等职业教育年招生从46万增至318万，在校生从123万增至973万，分别增长近6倍和7倍。”可见，职业教育不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学生人数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要求转变办学理念，推行校企合培养模式，努力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其中，2006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意见》指出，加快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提升师资队伍水平等，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提高教学质量指明了方向。在规模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不断进行探索，产学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已经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共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路子越拓越宽。

 

　　3. 开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2014年至今）。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了新时期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时代重任、发展方向、支持重点和各方职责，强调了“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这一指示对职业教育发展及人才培养给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遵循。同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设立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相关活动的组织，对职业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组织保障作用。2015年，教育部发布了《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明确提出了要“开展优质学校建设”，并明确了31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设200所左右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的任务，这成为各省教育行政部门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助力高等职业院校内涵立校的重要抓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同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2018年初，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遵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工作部署。为探索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指明了努力方向，开辟了发展道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迈入了质量发展的黄金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