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采取“严进宽出”的培养模式，大部分学生在大学经过3～5年的学习之后，不论学业成果如何都能顺利毕业。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由于严重的学业问题造成不及格率高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究其原因，除不同生源地学生的质量有所差别，部分学生步入大学之后就放松对自己的学习要求、降低学业目标无疑更为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采取“严进宽出”的培养模式，大部分学生在大学经过3～5年的学习之后，不论学业成果如何都能顺利毕业。
在此环境下，高校教学质量方面的改革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最终的教学质量，而在松散的教育环境中“混”毕业的学生，在进入就业市场时难就业的情况又会通过“就业率”倒逼高校改革。基于这些现实背景，高等教育的改革已到了必须思考如何从“严进宽出”的瓶颈中走出来的问题了。
高校的“严进宽出”，要从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实行招生、考试、毕业分配统一管理制度说起，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生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筛选。1999年开始扩招之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还是处于“精英教育”的阶段。在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时期实行“严进宽出”，是基于在当时我国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种“严进宽出”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得基础好、综合能力强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大批量的专业人才。
但时移势迁，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当年相对合理的“严进宽出”原则在今天已经悄然随着大规模的持续扩招变为“宽进宽出”。笔者并不反对师资队伍水平影响教育质量的观点，但是要探究目前形势下“宽出”的真正原因，则更需要跳出高校的局限，放眼社会这一大背景。
当前，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处在转型升级的发展变化时期，多元文化不断碰撞、融合，“规范”和“标准”本身就不断遭到质疑。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教师被广泛宣传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较高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也相对稳定，在此社会环境中，广大教师认为自己的职业无尚光荣，使命感强，全身心投入。而如今，高校教师普遍科研任务重、收入水平不高，“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一再让位于各种科研考核、职称评定、社会兼职；另一方面，学生的心态和学习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过去教育资源紧缺严重的时代，“生存”和“命运”的压力使得多数大学生能够在宽松管理的学习环境中自觉追求高的学习质量。而现在的大学生多数没有亟须“通过努力学习改变命运”的学习动力，优渥的生活条件又缺乏积极有效的精神引导和制度约束，混混沌沌“混”完大学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总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是时代的产物。无论是哪种人才培养方式都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出现明显停滞甚至大众评价下降的情况下，“宽进宽出”的培养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当前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有关调查显示，53.1%的人建议要改变目前高校的培养机制。截至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2.7%，这说明，绝大多数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在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方面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从这个角度讲，“宽进严出”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然而在“严出”方面，则需进一步改革。
首先，要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在人才培养上，一方面要努力改善人才评判“唯分数论”的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注重科学严谨地综合评价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精神和综合素养，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及创新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努力培养与时俱进的高质量人才。
其次，建立严格的学生淘汰机制。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高校的学生能够在规定年限内完成所有学业顺利毕业的只占56%，这意味着应届学生的毕业淘汰率为44%。实践已经证明，用淘汰率给学生施加一定的压力要比授课教师、班主任的监管和督促更能激励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所以，提高高校学生的淘汰率是执行“严出”的有效措施之一。
第三，建立高校间的学分互认制度。学分互认的实践可以从教考分离开始，高校可尝试小范围的校内教考分离政策。任课教师可以把评价学生的权力上移，即把学生平时和最终的考核权力交由教研室主任来进行，从而实现校内的教考分离。校内的教考分离逐渐成熟时，可以考虑实行高校间的教考分离。如果某一学生被学校或专业所淘汰，转入到其他学校或专业学习时，先前学校所修的学分仍然有效，即可通过高校间的学分互认促进学生个性发展。高校间的学分互认可以减少由于淘汰率给学生和家长带来的损失。
总之，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已经一去不复返，“严进宽出”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被历史尘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时期，“宽进严出”的培养方式将会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必然选择。
（作者系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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