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稽裘：新时代高职院校创新发展若干问题的探讨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后已进入新的阶段性转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在这一大背景下，职业教育面临怎样的新形势变化？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围绕这一原则，我们需要用变与不变的辩证思路把握好当前高职院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问题。针对高职院校发展的“稳中求进”，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稳中求进，即稳在何处；二是如何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好发展，即进在何处。

 

 

　　对于如何把握高职院校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给出了重要思路。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我们党一直遵循着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 稳中求进的“稳”最主要的就是要从主线上加以考虑。高职院校建设体现并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高职院校发展的基本规律发现，“稳在何处”体现在长期地、稳定地坚持以下基本规律。

 

 

　　高职院校的办学方向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这是最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不是简单雷同普通教育的办学方向，而是针对职业教育的特定职能提出的。这一提法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既有连贯性，又在发生变化。连贯性主要是指社会初级阶段的矛盾是社会发展需求水平与社会供给水平之间的矛盾运动，它始终是在“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矛盾中发展的。30年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虽有所改变，但仍然是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段很长的历史阶段，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和完全的发展，我国的生产力虽然不断提高，但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初级阶段历史长河中的进程性阶段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国家发展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这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需求——生存的需求。但到了当代，就新时代的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八个“更”：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说明人民的需要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存阶段，有了新的需要，这就必须变革供给侧，于是社会发展动力产生了变化。尽管我们在供和求两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人民的需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就是发展的新动力。所以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问题有两个方面要解决：第一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当代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科学发展，不断地解决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发展要满足老百姓的需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群众的需要永远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落实到高职院校办学，一是为国家的发展服务。发展是第一要务，办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解决主要矛盾，首要任务是坚持发展，因此高职教育为国家发展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二是为人民服务，为民生服务。就业是民生之本，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体现了人民群众核心利益的需要。随着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人的职业劳动和就业行为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就业方式从被动转向更为积极的方式，而且就业的本质也从满足生存转向满足发展，人民群众向往更高质量、更加稳定、更有尊严的就业劳动，因而，就业导向也引领职业教育自身走向更高境界的发展。正如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以解决人民富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我们党一直坚持的教育发展目标。对于学校来讲，就是要办人民满意的学校。学校办学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满意，因此首先是要让学生在学校习得真才实学。“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批示中明确谈到的。人人有学上，这是机会公平；人人学能成功，这是结果公平。从机会公平到结果公平，这是更高层次的公平，这需要通过更为艰巨的教育改革创新才能达到。这样的教育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样的学校才是人民满意的学校。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现代工厂制度中走出来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既是一种教育制度，又是一种劳动制度，是培养一代新人的唯一方法。供需对接、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特色的育人模式。要坚持发展与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还要构建与此相适应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高职教育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在发展中获得的最宝贵经验。

 

 

　　事物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职教育大体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扩招。上世纪90年代末的迅速扩招，同时将一批老中专院校改办成高职院校，再加上地方上办的职业大学，高职教育的家底就这么起来了。通过扩招，先把职业教育给办起来。第二个阶段是大建设。早期扩招后职业教育最为明显的短板是资源不足，所以搞大建设要以夯实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能力为前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优先办好一批骨干示范学校，把职业教育的基础给撑起来。通过大扩招，形成一种发展态势；通过大建设，夯实基础能力，高职教育基本上支撑起来。但是，由于此时职业教育在供给质量和效率方面事实上还有很大差距，没有优化，这样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在后重点建设时代，有些职业院校感到迷茫，对下一步发展不甚明确。这是因为没有与时俱进地把握住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个阶段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要持续推“进”职业教育从大走向强，要伴随着新时代的步伐走到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新的发展阶段上去。我们要从以下三方面继续前进：

 

 

　　高职教育的前期发展以量的增加为主要方式，一是靠扩招，二是靠投资。这种粗犷的发展方式，在初始阶段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和教育普及水平的提高，这种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仅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动力已不能满足高职院校前进的需要，需要创造新的发展动力。要通过深化改革，转型到创新驱动的新路上以获得新的发展。

 

 

　　职业教育发展的内涵转变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已初显思路，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张以后，中国的教育要走到提高质量、促进公平的道路上。在经历五年的实践之后，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指出，“要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在稳中求进中，质量和公平两个目标是不变的，那么阶段性的“更高质量”表现在哪里？“更加公平”又表现在哪里？

 

　　首先是质量。优化职业教育结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提高质量的主攻方向。体系建设归根结底是结构性问题。在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刘延东副总理指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优化教育结构的重要举措”，主攻方向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系统的、整体的、由上而下的、由典型到全面的构建，所以更高质量的重要表现是成体系、结构性的优化。同时提高质量还应关注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的构建。只有明确了哪些要素是核心素养，哪些能力是关键能力，职业教育才能有可以落地的更高质量的发展。

 

　　其次是公平。初始追求的公平是指机会公平，“人人有学上”。但当高等教育也逐渐呈现大规模发展，逐步走向大众化教育后，人与人之间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差别很大，如果只有一个培养标准，那么仅做到了形式公平，没有形成实质公平。真正的实质公平是由人人有书读转化为人人有适合的教育。今天的教育要强调更加公平，要人人成才，就必须多元化发展。所以职业教育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过程和评价等都必须是多元化的，以促进人的个性化发展。因为只有个性化得以发展，人的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才能形成人人出彩的局面。

 

 

　　职业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人，而且培养人的功能也在扩大——过去是培养少数人，现在是培养多数人。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职业教育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其自身就须能够有所创新。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有些举措对我国职业教育具有历史性意义。例如《决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职业院校要促进技术技能的积累与创新，成为国家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重要载体。这意味着高职院校的技术服务功能升级了，即高职院校必须具备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同时，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公司对高职院校的质量评估报告中，每年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加项目，2017年增加的项目是“国际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成为高职院校服务功能升级的标志之一。高职院校应以培养人才为基础，通过研究创新、国际开拓，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

 

　　综上，从稳中求进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明确应该坚持什么，继续前进什么。要辨证地把握好变与不变的思路，坚持发展的主题，同时不断地把握好阶段性发展特征。

 

 

　　研究发展问题基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目标导向，即通过分析综合把握全国和世界发展趋势，梳理未来发展愿景目标，谋划实施战略策略，制订可执行的规划。第二种是问题导向。目的是解决当前中国发展最困难的障碍和短板问题。当前，为了顺应新时代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方面需求，高职院校发展应该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尤其要重点关注和解决如何培养双创人才、复合型人才、技术技能型拔尖人才的问题。

 

 

 

　　双创战略的本质是要回归到人本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李克强总理多次讲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教育不是在于强调具体的创业和创新成果，其最本质的目的是调动所有人的创造、创新的积极性。生产力最根本的要素是人，是劳动者。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最大能力就是创新，人可以模仿、学习、创造，这是最为宝贵的。人的生物智能的最高级就是创新，把人的创新要素激发出来，就是以人为本的高位目标。所以，必须要明确双创战略最本质的内涵是人本意识，就是要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让所有人投入创新活动。

 

 

　　双创人才培养要有国家战略的自觉性。所谓自觉性，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十八大以后，国家就提出我国新的发展方式在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创新驱动成为了国家战略，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就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和政策，所以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有这种自觉，明确创新是国家最根本的发展动力。第二，创新本身也要有转型。过去我们谈创新就是专家、学者等高端人才做的事情，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观念是不对的。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推动六大转变”， 其中第六个转变就是“创新群体从以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小众与大众创新创业互动转变”。从小众创新到大众创新，这是国家战略的变化。高职院校要让所有学生都能有所创新，这是国家创新战略转型对高职教育要求的一个转变。所以，高职教育要有国家战略的自觉：一是创新要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二是创新本身要转型，这样才能明确高职院校双创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和路线图问题。

 

 

　　（1）高职院校进行双创教育改革是国家目标之一。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紧接着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高职教育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是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之一，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更为坚实的人才资源支持。

 

　　（2）双创教育是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和基础性素质教育。国家创新讲求的是大众创新，所有人都要参与，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一个专业化的问题，这就要求双创教育与高职院校现有课程进行融合性发展，这种发展主要有三种渠道。第一，平台课程。所谓平台课程是学校集中开设几门创新创业基础课程，所有学生都要参与学习，这是大的平台课程。第二，专业课程。高职院校的院系应该结合自己的特点，开设一些与创新创业紧密结合的课程，就是要在平台课程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特色建设课程。第三，在每门课程中嵌入富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知识的教学模块。比如，开展一次结合专业的社会实践调查，做一份商业计划书，或让学生进行小发明、小创作，既对学生有普遍性的要求，也能够分层次地深入。所以，双创教育并不是从总体上让高职院校重新单独建立一个系或建立一个教研室，而是要进行融合性建设，把创新教育变为高职院校的一种通识教育，成为基础性的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

 

　　（3）技术创新是高职院校双创的核心。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 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总体上是社会中较高层次的人才，应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科技优势引领社会、推动双创。因此，高职院校要以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为平台，将技术创新作为双创的核心活动。高职院校是培养双创人才的重要基地，要开展与技术技能的积累和创新相关的研究活动，并结合自己的专业课程，不断地探索技术创新、技术变革道路，通过发明创造带动整个社会的创新。

 

　　（4）创业园建设是高职院校构建面向人人的双创平台的有效途径。目前，低门槛、广覆盖、大众化的创业园建设已初成规模，创业园建设并不只强调科学发明或研究发现，而是要人人参与到这种社会实践中，体验什么叫做创业，什么叫市场经济，为自己未来更加自主积极地就业提供更加有益的经验。

 

 

　　人类的创新形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引进、吸收、消化过程的再创新，也就是通过互相借鉴，把别样的东西以迁移性思维变为自己的东西，可以说90%的创新都是这种方式；第二种是集成创新，是在更大规模、更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形成的更高水平的发明创新；第三种是原创性的创新。集成创新已成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突破点。

 

 

　　中国的创新，在人人参与的大众创新氛围中，进一步提升创新水平，有许多研究工作已经进入集成创新范畴。学科交叉是我们新技术、新产业成长的基础，这是从普遍规律上来讲的。从中国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国家提出了新型工业化建设。新型工业化就是用信息化拉动传统工业，也就是传统工业与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所以现在“互联网+”成为一个普遍的创新方式，很多创新成果都是在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和其他专业或领域形成的一个跨界交叉。2017年国务院公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在互联网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大数据、云技术，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态势，将引领新的技术高潮。很快“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提升“互联网+”的进程，如果说“互联网+”更多的是强调“联上去”，那么“人工智能+”更加强调的是智能化。在互联网提供的大数据中获得增强人类智慧的成果以促进发展，这就是更大的复合。

 

 

　　从我国产业进步的现实情况来看，在智能制造产业里，单一专业型人才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已经提上了议程，这是教育改革必须要走的一步。传统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一般通过攻读双专业进行培养，但是事实证明，简单的、机械的双专业培养方式具有局限性，实际上是降低学科建设水平，两个专业机械地叠加，根本没有融合，教育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革。从实践来看，双专业培养效果也不甚理想，学生多花了一年时间，加读第二个专业，但读完后学生还是一个专科水平，享受的还是专科待遇，从教育经济角度来看，学生和家长都吃亏。

 

 

　　要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真正改革，应该面向技术应用的问题导向，构建多学科交叉的复合专业类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两个专业的简单拼凑，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解决学科交叉中真正的融合问题。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引领的改革强军战略思路，建设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立体主战指挥，国防建设所需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已转向联合指挥人才培养目标。现代职业教育更是如此，要用恰当的培养模式去解决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问题。

 

　　（1）以单一学科设置专业的局限。以单一学科设置专业会造成学生不完整、不全面的学习认知过程。传统的专业设置是一个学科建立一个专业，但专业的设置原则和学科发展原则是不能简单地等同的。人在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全过程中的完整认识过程有两个飞跃：第一个是从实践到理论，第二个是从理论回到实践。第二个飞跃比第一个飞跃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形成生产力。第一个飞跃是解决人对规律的认知问题，所以第一个飞跃实际上是大学科，主要是指纵向发展。但是到应用的时候，就会涉及多种学科的不同环节。第二个飞跃就是横向发展，当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需要把多学科的东西综合起来。从哲学角度上看，以单一学科来设置应用性、工程性、职业技术性专业，并不符合人类完整的认知过程和学习过程。

 

　　（2）技术工程教育的发展趋势。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要进行多学科技术联合。多技术融合就成为工程问题了。多技术交叉应用的系统工程，叫作技术工程。既然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不能通过建设双学科、双专业来进行改革，那就可以采用项目工程，实施项目教学。借鉴本科工程教育政策，例如，化工类“新工科”改革涉及四个学科的复合，第一年，通过通识教育，学生提升基础性素质。第二、三年分为四个模块，学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化工工程参与实践。而四个模块中的四个学科的知识比例是不一样的，是模块化的组合。第四年是学生实践，学生可以围绕化工工程的某一个问题进行实践。所以总体来说，项目教学将成为融合性发展的主要教学改革方法，鼓励所有教师积极参与，形成一种联合的教学形式。

 

　　（3）复合型教学转型的特点。教学转型的特点是从简单机械的叠加到交叉，最后真正的融合。复合型人才是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学改革是具体和深刻的，尤其是高职院校的学生如何面向实践，如何将知识用于实践，这都是培养复合型人才需要解决的问题。学科是专业体系的基础，但复合型专业的多种学科要解决相互融合，必须对单个学科进行结构化重整、模块化处理，这是对学科知识体系的结构性编成，便于与其他学科模块相互联结，灵活整合形成新教育力，因此，这种改革是要求每个专业教师对学科知识“动手术”，是要花真功夫进行改革的。

 

 

 

　　提到精英人才，传统观念都认为是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学术型、学科型大学所培养的人才。那么，技术技能型人才是精英人才吗？职业教育能培养精英人才吗？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到，谈职业教育不要混淆为层次观念，不要误认为职业教育是低层次的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是不同类别的两种教育，职业教育同样需要超群的、拔尖的人才，他们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战略资本。因此，职业教育对于精英人才的培养也需要慎重的思考。

 

　　首先，要研究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的关系。这就好比珠穆朗玛峰是在青藏高原上产生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不可能产生珠穆朗玛峰，这是高原和高峰的关系问题。所以，只有提升普遍的、大众化的职业教育综合水平，才有可能不断地涌现出技术技能型拔尖人才。大众化的职业教育不是单指人数众多，也指面向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性教育，而普通劳动者的基础职业素质是工匠精神，职业教育要着力打造劳动者的工匠精神。作为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工匠精神，那么对这个劳动者的教育是不成功的。

 

　　其次，精英是有结构的。2010年5月，中央召开人才工作会议对人才的描述是“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是层次结构问题。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到了人才保障的问题，要求“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中国拔尖人才的保障要重点关注四类：第一是战略科学家，第二是工程和技术领域的领军人才，第三是优秀企业家人才，第四是拔尖的高技能人才，这是类别结构问题。同时由此可见，高技能人才是国家拔尖人才中的重要一类，是国家精英人才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宝贵的战略资源。目前，蓝领培养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在大众教育的基础上还要有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应该是结构优化的。

 

 

　　技术技能型拔尖人才的成长环节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发现、跟踪培养、聚集发展。（1）早期发现。早期发现有一个有效的方法——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原教育部部长周济说过：“普教有高考，职教有大赛”。但目前技能大赛还需要不断完善，不能全国几百万人参赛，最后选出几个人。这几个人的成长虽然体现了国家高级资源的开发过程，但如何将这些开发的经验普遍地进行应用，实现共享，这涉及公平和效益的问题。（2）跟踪培养。就当前而言，跟踪培养有两个环节需要加强。第一是个性化。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拔尖人才也有某些特定的才华，如何扬长避短地进行培养，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个性化、定制化。第二要建立激励机制。劳动人事制度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对技能大赛中出现的好苗子，要及时地通过劳动人事制度中的相关条例进行鼓励，比如对获奖学生进行技师等级的鉴定，把培养过程和激励机制结合起来实现跟踪培养。（3）聚集发展。发展是需要氛围的，一两个人才孤零零的成长有时候是会被“淹没”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特殊（特许）学校，把尖子生聚在一起培养。尽管是不同的专业，但是放在一起可以实现相互提高、相互促进。如国外的谷歌公司跟美国宇航局（NASA）合作创办了奇点大学，汇聚全球最优秀的年轻人才，并采用跨学科的教学方式。也有的学校充分利用网络和社会的条件，形成联盟，共享经验，共同促进，形成聚集发展的态势，高效地促进技术技能型拔尖人才的成长，我们期盼着涌现出能培养大国工匠优秀后备人才的“北大清华”。

 

 

　　（1）大国工匠绝技的传承问题。我们常讲目前大国工匠绝活的传承存在问题，在调研中发现，有些企业的机床，所有的零件都是自己加工的，没有外包出去，但是现在生产出来的装备，还不如若干年前生产出来的品质，因为整体总装配中的具有绝活的工匠已经退休了。所以，大国工匠的绝技传承问题，是关系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问题，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待。

 

　　（2）绝技的特殊性。大国工匠拥有的绝技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其特殊性表现在：第一，缄默性知识。所谓缄默性知识简言之就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高职教育教学研究成果很多是以论文形式呈现的显性知识。但绝技往往是讲不出来的，需要在实践中感觉它、体验它才能抓住它、传承它，这样才能成为职业教育最顶尖的人才。第二，内隐式学习。绝技实际上是学习者在无意识过程中的一种把握，是在实践中对一种复杂规律的敏感，是学习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出现的自然而然“顿悟”的结果。绝技无法用书本来呈现，是一种内隐学习，具有特殊性。

 

　　（3）绝技传承过程的特殊性。第一，绝技关键是动手做好，与动手实践能力有关。第二，绝技是在反复实践中获得的。有人认为人工智能产生了，重复劳动就可以被替代。但是有些隐性的复杂规律的感知就是需要通过不断重复才能获得真谛，只有在不断重复中才能发现的学问，这些认知是要有较高的智能才能获得，许多人“麻木不认”，但有些人高度敏感成为大国工匠。所以对于人工智能能替代什么、不能替代什么需要研究。职业教育中能被替代的是简单的动作、重复的动作，不能替代的是人的智能。作为人的创造性，人工智能是不能替代的，所以传承过程就有其特殊性，这是我们教学研究的顶尖问题，也就是职业教育研究的本质性东西，但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4）大国工匠的培养途径。要通过供给侧改革的推行，改变培养方式，最后实现重大问题的突破，实现教育教学的创新。近几年，高职院校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学徒制也随着成长起来了。中国历史上有过学徒制，但中间有一段时间学徒制被取消了，变为单一的学校制，现在又开始关注学徒制了，可以看出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现在教育部门提的是现代学徒制，企业提的是企业学徒制，这两个学徒制要对接起来，即学校和企业联合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真正的一代劳动者，这才是培养大国工匠的思路。

 

 

 

　　高职教育要抓住技术技能的积累与创新，融入国家创新战略，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高职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逻辑起点在哪里？陈宝生部长讲到：功能决定结构，结构决定标准，标准决定质量，质量决定竞争力。这其实就是思考高职教育发展的逻辑。高职教育到底能为社会做什么？这就是功能。功能是不断发展的，一旦社会产生需求，高职教育就应该通过供给侧改革主动适应，满足社会需求。恩格斯讲：“社会一旦有了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社会进步”。所以矛盾运动就会产生发展，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与我们相对不足的发展，在矛盾运动中，在平衡、不平衡、再平衡中发展。高职教育需要在这个社会矛盾运动中抓住机遇不断发展，提升自己的服务功能，这就是它的逻辑起点。

 

 

　　1.学术活动是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的“本钱”，而这个“本钱”的“底子”在于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得到积累就能掌握知识体系和科学规律，那么这个专业的建设就有底气了。否则， 新设一个专业，照搬其他学校的培养方案，马上招生，东拼西凑弄几个人搭个草台班子，这样的教育质量肯定不行。高职院校的学术活动，是以自己学科领域日积月累的大量丰富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为基础，是专业发展的基础，是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2.高职院校学术活动的定位

 

　　学术活动分为两部分：学与术。所谓的学就是学科知识体系，术就是应用中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技术体系。但现在有的院校学术发展存在不全面的问题：重学轻术；以论文第一，解决问题第二；在处理学术和教学时，学术在前，教学在后。高职院校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明确“国家鼓励并组织职业教育的科学研究”，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国务院发的文件也引导职业院校的学术活动要有自己的特点，其定位中更强调的是技术技能的积累和创新。高职院校关注和研究的重心不是科学原创性的创新，而应该是进行技术技能创新。首先，要给术正名，不能重学轻术，术也是重大的科研成果。其次，校校都要搞术。高职院校应根据国家的需求明确定位学术活动，增强自己在技术技能积累的创新能力，提升技术技能服务功能和水平，使我们的高职教育的功能体现国家意志。

 

 

　　高职院校在经过了国家重点、示范建设之后，要大力提升自己的双创能力，这需要调整内部制度来开拓技术技能创新水平。

 

　　1.校内双创平台的关键要素建设

 

　　在新的条件下，加快教育信息化步伐在高职院校形成建设智慧校园公共基础平台，这是高职院校开展双创活动的一个大基础。高职院校要在“互联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争取科研项目，组建有领军人物牵头的创新团队，整合校内外资源，搭建综合性的创新平台。示范学校、骨干学校要名副其实，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2.校内促进双创的关键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主要是体制和机制两个内容。体制关键在于打破单位所有制，跨院校、跨学科、跨部门之间能够进行协同联动；而机制关键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比如现在的科研，有成果怎么奖励？绩效工资怎么改？这就是机制问题和积极性的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平台促进终身学习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终身学习视角下，职业教育与开放教育、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将有利于全社会乃至全球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有利于教育改革机制的完善。高职院校要面向社会，面向终身学习做好转型发展。

 

　　1.完善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统筹发展的供给侧结构

 

　　我国的高职院校大多还按照精英教育的模式培养人才。高职教育主要面向高中毕业生，学制三年，是一次性的学历教育。从供给结构的角度来讲，高职教育提供的是传统的正规教育；但从完善的现代教育角度上，除了正规教育还应该有非正规教育，这个结构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高职教育要继续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突破传统的职业教育单一体制，既突破单一的正规教育，又突破单一学校教育。发展终身教育要依靠大量的积累性的教育和培训来完成，所以要进一步完善供给侧结构，发展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

 

　　2.建立以学分制为核心的继续教育管理制度

 

　　为了方便人们的学习，学分制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实现方式，能够灵活地满足学习者不同个性的学习需求和个体发展。要满足不同生产生活需求对教育的多样要求，就不能用“定餐制”的方式，而要采用“自助餐”的方式去满足不同学习者的要求，建立以学分制为核心的继续教育管理制度。高职教育不仅要为高中应届生服务，更要为所有的学习者服务，走向大众教育、终身教育，这是现代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

 

　　3.建设后现代课程动态开发体系

 

　　课程的设置、开发要以人民的需求为中心，一切围绕人民的需求。以前课程开发是专家来做的，现在课程开发是专家跟学习者共同完成的。以人民的需求为中心，以人民的参与为特色，这就是后现代课程体系，即面向社会的多样式的课程体系。

 

　　注：1）本文已发表在《当代职业教育》2018年第1期；

 

　　2）周稽裘，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当代教育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