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2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
除了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提供许可，《方案》为参与职业教育企业带来了更大机遇。除了提到2022年，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方案》还推出了1+X证书制度，即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政策红利之下，职业教育的春天真的要来了么？
“2019年，职业教育要‘下一盘大棋’。”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1月18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这样解释2019年职业教育计划，但这一盘大棋的开始或许比预想中的迅速。仅在春节假期后的第三个工作日2月13日，国务院就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为《方案》），对职业教育改革提出目标要求以及具体指标。
《方案》提到，职业教育改革总体目标为：经过5—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政策的放开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和资本参与职业教育的空间，并为不论是民办院校还是各细分专业的职业培训都带来了更大的机遇。
除了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提供许可，《方案》为参与职业教育企业带来了更大机遇。除了提到2022年，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方案》还推出了1+X证书制度，即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于职业教育机构们来说，提供X类证书相关服务，或是在许多职教垂直领域已成红海情况下的新出路。
职业教育的春天真的要来了么？
原因：人才缺口催生的职业教育改革
本轮改革首先源自国家战略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两个重要论断，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发展阶段的转换。”在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第五次对接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人力资源处副处长徐辉表示，两个论断是下一步推进所有改革的重大政策基点，这其中包括教育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人才体制改革等。
这正是整体经济转型布局和相关政策提出的核心原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提到，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换档升级的中高速增长时期，要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推动中国经济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升级，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批的技能人才作支撑。
国务院在2015年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中也有41处提到人才，并单独强调：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培养制造业急需的科研人员、技术技能人才与复合型人才，深化相关领域工程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
根据教育部数据，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834万，相较2018年增加14万，高校毕业人数再度创下新高。但由于高校教学变化较慢，院校学生所学落后产业实际等原因，逐年增加的高校毕业生不能满足快速变化的人才市场需求，甚至还出现“就业难”的问题。
与之相对的是，需求人才的相关专业技术领域，仍存在相当可观的人才缺口。根据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7年联合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到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力装备、新材料、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将成为人才缺口最大的几个专业领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会达到750万人，新材料、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也将分别达到300万人。
因此为满足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所需的人才需求，职业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自然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解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时提到，“职业教育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两类教育。”
将职业教育提升为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足以见顶层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个判断’主要是职业教育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和一定的基础，到了下大力气抓的时候。”王继平说。
重点：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
本次《方案》核心的改变是，直接了当的申明社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题作用，这是在历次职业教育改革措施中所未有的力度。
关于企业参与程度的表述，在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在2017年国办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为，深化产教融合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
《方案》直接在文件的总体要求与目标中提出，到2020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同时《方案》还单设章节提到，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
长久以来，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面临一定的阻力，一方面需解决政策不明晰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和院校对与企业合作的过度谨慎；另一方面，还需承担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也曾提到，此前在政策实施时，上级政府部门更热情，但是企业、高职院校以及普通民众并不热情，这是政策和机制中出现的问题所致。
《方案》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重要性的明确，将直接打破企业、院校和地方政府在开展合作之间的隔阂，打通产业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王继平在发布会上直接提到，企业本身办学仍然要鼓励，不论是高职、中职还是培训企业均可开办；另一方面，企业与学校可以合作开办职业教育。
除了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提供许可，《方案》为参与职业教育企业带来了更大机遇。《方案》推出了1+X证书制度，即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是毕业生、社会成员职业技能水平的凭证，也是学习成果的认定；并明确由人社部负责制定职业标准，教育部负责组织实施，院校与社会培训两个体系可以同时面向在校生和社会人员提供职业技能等级认证的服务。
对于职业教育机构们来说，提供X类证书相关服务，或是在许多职教垂直领域已成红海情况下的新出路。希毕迪教育创始人周海涛认为，1+X既解决了多年来“证出多门”的混乱局面，同时也为近几年来多项职业资格证书被陆续取消后带来的真空地带。下一步要看人社部与教育部就职业清单、认证体系与实施办法的具体贯彻落地情况。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表示，1+X证书试点工作将计划于2019年3月启动，从五个领域的证书开始，年内陆续启动10个左右。首先在部分省份和学校，围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部署启动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再次明确鼓励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希望这一政策对于目前社会资源和资本对于参与职业教育的观望情绪有实际的促进作用，能真正吸引一批有实力、有专业性的企业和投资方参与到职业教育的发展中来。”周海涛说。
机遇：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春天
“到2022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有较大提升，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打造一批优秀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推动建设300个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尽管自2017年底国办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来，关于推进产教融合的政策层出不穷，但本次《方案》首次单独在文件中提出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项目。王继平表示，“我们会把社会当中对举办职业教育、参与职业教育做得好的，认定为产教融合型企业。”
相较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行业其他赛道，产教融合型企业都是发展周期相对较长的细分赛道。曾有专注教育投资的投资机构表示，“我们一般不看产教融合，因为回报周期太长。”慧科集团创始人方业昌也曾对芥末堆讲过，创业之初没人知道慧科模式能否获得成功，毕竟高等教育需要更长的培养周期，“我们得等学生毕业，至少需要用三年时间去验证这个模式。”
但本次《方案》的出台或将对整个产教融合赛道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虽然相对其他年龄阶段的教育赛道，产教融合赛道模式周期较长。但与此同时，产教融合型企业与院校合作模式也将会更加稳定，由于很多场景在线下进行，其准入门槛也更高。
尤其是在本次《方案》中，除了强调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扩大了在校企合作中学校的自主权，提升了学校的积极性。例如《方案》中提到，校企合作中，学校可从中获得智力、专利、教育、劳务等报酬，具体分配由学校按规定自行处理。
周海涛告诉芥末堆，近年来，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很多职业院校的校内实训基地为了更充分体现实训实践特色，都正在或希望开展面向行业和社会经营的实训型窗口企业，尤其在汽车维修、多媒体制作、美容美发等专业比较突出。但职业院校们均面临一个问题，即实训经营过程中的收入所得分配没有政策依据这导致很多学校为了规避政策风险，直接关掉实践经营型企业或工作室。而上述政策出台，给了学校和校长充分的自主权，从制度上解决了校企合作、校内实训基地建设过程中的经营管理问题。
此外《方案》中罕见将为“社会公众”提供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认证服务放在了为“职业院校在校生”提供服务的前面，足见国家对于打通“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体系”、打通“产业”与“学校”的决定与力度。
对于学校而言，除服务于在校生以外，为社会公众、行业企业提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岗前及在岗培训将是更大的社会职能，也是更大的发展机遇。事实上，这类服务也正是产教融合型企业产业闭环的一部分，政策的放开和需求的扩大将使得产教融合型企业在开展这类服务时更加顺利且具有更大市场。
除此之外，《方案》中还提到将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条件的，可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这并非一个小数字。仅地方教育附加一项内容，根据《财政部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统一为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税额的2%。
不论是面向企业、学校还是政府，政策的各项促进都将为产教融合型企业带来更多发展契机，和更多资本的关注。同时，相对许多在线教育公司，与高校进行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性企业或许更会受到A股市场的青睐。
“2018年10月，教育部已经开展第一轮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申报工作。希望能尽快落地试点。同时希望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认证，公平对待国营大中型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周海涛说。
思考：政策利好同时或将带来行业监管
“在举办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要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向来教育都是欢迎社会资本进入的。我们欢迎各种资本进来，但是不能够违背公益性这个原则。教育的基本原则是要坚持的，放开并不代表就作为产业去办。我们要避免把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办成摇钱树或者印钞机。”王继平说。
《方案》的公布在政策带来利好的同时，同样也对整个行业提出了相应的监管方案。根据《方案》，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民办职业教育准入、审批制度，探索民办职业教育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退出机制。
王扬南同时表示，严格末端监督执法，严格控制数量，扶优、扶大、扶强，保证培训质量和学生能力水平。在1+X证书审核方面，以社会化机制公开招募并择优遴选培训评价组织，优先从制订过国家职业标准并完成标准教材编写，具有专家、师资团队、资金实力和5年以上优秀培训业绩的机构中选择，政府部门要加强监管，防止出现乱培训、滥发证现象。
因此也有行业从业人员的观点认为，监管内容的出台或许意味着今后对民办职业教育的监管会更加严格，职业教育可能会像整治K12培训机构一样，同样出台相关整治民办职业教育机构的相关后续文件呢。
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郭建如并不这样认为，“民办职业教育会规范一些，但不意味着监控会更严格，因为职业教育培训恰是将要大力发展的内容。”周海涛也有同样的观点，对待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与K12的整治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供给量不足，所以民办职业培训需要为产业提供更丰富的人才，所以叫管理不应该是整治，对于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是在鼓励和在发展上的规范。
“负面清单制度是指在规范清单上说不可以做的，那就不能做。但只要没有在清单上的，就都可以做，这是这个文件的约定。同时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审批一直是前置手续，就是审批通过才能办学，否则就是非法。”周海涛说。
但不论监管政策如何规定，良币驱逐劣币都是全行业所有环节所乐见的成果。职业教育最终解决的核心始终都是，有好学上，有好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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