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科学的思想观的形成,都必然经历一个演化的过程。要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习近平职业教育观的发展脉络,首先需要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合理的阶段划分。众所周知,人们思想观的形成是基于客观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下对某一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在不同时期认识问题存在着差异,而正是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决定了不同时期思想观念的实质性区别,因而构成思想演化阶段划分的重要依据。
习近平职业教育观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既有国际方面的因素,也有国内方面的因素;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因此合理地对其进行阶段划分就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一、习近平职业教育观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职业教育观以建设一个以“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为风尚,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互补共生,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方式,以能够为新时期中国输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为核心,[1]为我国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理论指导,指明了发展方向。习近平职业教育观的发展脉络,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成长经历相适应,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期”“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期”和“全面深化改革期”等阶段,其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也从培养“生产能手”“能工巧匠”发展到“大国工匠”(见表1)。
二、习近平职业教育观的阶段性内涵
习近平职业教育观与相关重要论述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阶段性内涵特征。
(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期(1982—2002年):培养生产能手,快出人才
20世纪末是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变动最大的一个时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世界由“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使得各国都在加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在多极化的格局下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如何快速提高经济基础和国家实力、抢夺战略发展时间是这个时期各国发展工作的重点。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阶段,其突出贡献是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习近平对职业教育改革与实践等相关核心问题的思考正是基于这个时代背景,服务于当时中国的主要战略任务。
习近平在正定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就已经显示出对教育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思考,并进行了实践。作为分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习近平认为教育能改变干部的传统思维模式,通过引进“各类能工巧匠,由这些外来和尚带动本地人才的创新思维和技能更新”[2],同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虽然当时正定县还没有系统的职业教育,但是习近平已经具备时代的前瞻性,他“抽出力量转办、筹备了新安农中、北楼农技校,研究了发展商业、司机等职业学校的规划”[3],认为要从战略高度重视教育,“加强初中级人才的培养”,“多出、快出、出好人才”[4]。在办学路径方式方面,他认为,“民间办学的路子是对头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适应了实现社会化、专业化生产的需要,适应了广大群众勤劳致富的需要,适应了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5]。对教育的一贯重视正是后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观得以不断完善、充实与发展的根本原因。
1988—1990年,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越缓慢越难办教育却越需要办好教育的“马太效应”,在《摆脱贫困》这一著作中提出了他的应对之道。他认为转变闽东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首要方法,就是发展“适应并且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6]他以列宁的职业教育理念——“提高劳动者素质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职业技术知识的本领”为基础,[7]对当时中国的职业教育地位、作用和目标进行了清晰的定义,他认为社会需要的是“各种更能够尽快脱贫致富的实用技术,而不是常规的系统的专业理论,欢迎的是生产经营的熟练劳动力和初、中级技术人才”[8]。所以要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是培养新一代劳动者和中、初级技术人才”的重要途径,[9]“一定要教给学生实际本领,让他们回家后有可能成为生产能手”。[10]对于职业教育的出发点,他认为职业教育理所当然要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农民脱贫致富的需要紧密结合”,[11]“在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要讲求办科技教育的效益”;[12]在开展职业教育改革内容和道路选择上,他认为“开展职业技术教育要重视实践”,“必须走一条国家办学与社会办学相结合的路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筹措经费,增加投入”。[13]因此,在1995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发起“千家企业建千校”爱心活动,福州一家企业全体员工捐款52万元兴建学校。虽然这个时候的校企合作还停留在“企业出资,学校出力”的初级阶段,但为后期校企共建、工学结合的创新职业教育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同时,他认为在发展职业教育的时候,要注意“把发展基础教育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结合起来”,[14]通过多层次、立体化的教学体系建立起完善的中国特色职业技术教育。
习近平该阶段的职业教育观集中体现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1989年2月)和《我们应该如何办好教育》(1990年2月)这两篇文章中,习近平还在一些会议、报告、讲话中对职业教育改革的其他核心问题——劳动技能教育、公平教育、劳动的创造性价值等进行思考和实践。他提出的“培训与培养‘生产能手’”“多出、快出、出好人才”“向职业技术教育要实效”等职业教育理念,都是适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期(2002—2012年):培养“能工巧匠”,人人成才
21世纪的前十年,是中国面临重大转折的十年:冷战基本结束,经济全球化、世界性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成了不可扭转的必然趋势。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如何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成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战略任务。
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高度重视中高等职业教育,认为办好职业教育是改善就业难问题的根本措施,“职业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掌握了一技之长,就能在社会上立足发展”。[15]他认为应大力促进职业教育创新、深化职业教育改革。首先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创新。职业教育应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者,[16]充实我国的“高级技工队伍”,“真正地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7]其次是职业教育体制创新。职业教育应“建立符合受教育者全面发展规律,激发受教育者创造性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不断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把社会力量办学纳入教育发展总体规划”,“形成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18]尤其是要“开展以资产为纽带的产学研联合”。[19]校企共建的职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企业从前一个时期的单纯出资筹措办学经费的资助者角色,到这个阶段发展转变到以市场为基础、以资产为纽带、以技术为依托,更加紧密的校企共建人才培养主体,职业人才的社会、经济、行业适应性更加得以凸显。
这一时期,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日趋缓和,习近平的职业教育观也从追着职业教育要实效,“多出、快出、出好”人才,发展成为突出教育“质”的提高,走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道路;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总体方针指引下,高度重视教育的公平性。2003年,他提出“人生道路千万条,各行各业都能成才”;[20]2005年,他再次强调必须全面发展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关注各类各层次人员”,[21]努力实现教育公平。2013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2]
(三)全面深化改革期(2012年至今):培养“大国工匠”,人人出彩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需要一大批“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技高一筹”的大国工匠,[23]推动我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中国智造”转变与飞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进入新时代,中国成为全世界职业教育学校最多的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数量普及阶段,进入了一个坚持内涵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公平接受教育的愿望,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的需求持续不断地提高。
习近平在2014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所做的重要指示以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表述,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观无论从体系架构还是价值观树立上,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日臻成熟。习近平重要指示和系列讲话逐渐形成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的历史任务与目标、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工作方针及办学方向、职业人才培养的规格等核心问题的完整、系统的表述。
1. 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任务
习近平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在中国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24]正由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习近平多次强调,“抓好职业教育工作,既是教育改革的战略性问题,又是重大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25]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要上下共同努力进一步办好职业教育,脱贫攻坚期内,要重点做好职业教育培训,国家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2019年,习近平主持审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6]
同时,习近平也提出了职业教育在新时期面临的空前严峻的历史任务: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承担着“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历史重任。[27]同时,职业教育还担负着作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战略突破口和转变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战略支点,推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助推“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和“精品制造”的历史职责。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从初、中级的“生产能手”到“高级技工”,上升到侧重培养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技能的“大国工匠”,更好地适应了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
2.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知行合一、创造光荣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认为,职业教育在顶层设计上必须牢固坚持社会主义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28]要特别重视“教育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29]
习近平将他最朴素的劳动观融入了与实践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职业教育观中,将21世纪初就要求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30]的观念融入职业教育过程中,注意培养受教育者创造性地劳动。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重要指示中,他提出,要注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31]“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32]。职业教育过程中,“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33]同时,他还鼓励职业人才要“长期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专业技能,才能不断提升技能”,[34]成为工匠型的新时代劳动者。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观以公平、共享为根本出发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观以教育公平、机会共享为根本出发点建设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习近平倡导建立“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职业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能充分享受到充满生机的教育。习近平提出要“搞好未就业初高中毕业生的职业技术培训,使他们在校学一手,就业有技能”。同时,他还关心民族地区的学生,通过办好“内地高中班,使民族地区来的学生和当地孩子和谐互融、共同成长”。东部地区要在职业教育方面,“通过联合办学、设立分校、扩大招生、培训教师等多种方式给予西部地区更多帮助”。[3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人人成才”的公平理念上,而是上升到“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的共享理念。
自从十八届五中全会党将“共享”列入新发展的理念开始,习近平也将“共享”概念贯穿在职业教育发展理念中。他指出,通过不懈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不仅可以让受教育者“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36]同时也非常符合中国职业教育资源分配在地区之间不均衡的现实情况,将公平的概念范围从“人人平等”扩展到了“地区平等”,开拓了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思路。
4. 探索实践立体式“大职业教育”模式和“全要素”为纽带的产教融合改革路径
习近平指出,“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37]这过程中就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38]通过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的互通衔接,打造一个多层次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让受教育者都能够寻找到适合自身学习能力和职业生涯规划的多样化成长渠道。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在已有的中高职衔接之外,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进而形成一个人才培养层次分明、无缝衔接的立体式“大职业教育”体系。
习近平认为,职业教育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最关键还要“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39]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随着生产要素的不均衡发展和生产要素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仅以资产为纽带的产学研合作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校企合作共建、共育人才的需求。为适应时代的需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允许企业或者民间组织机构“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40]以“全要素”为纽带,将更有利于中小型“双创”企业以各种生产要素投入为方式,加入产教融合育人的队伍中,让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更具有灵活性和创新性;在产教融合中通过办学主体机制创新,赋予企业享有相应的主体权利,使企业不再只是简单扮演资助者的角色,能够大大强化企业在办学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让产教融合不再浮于形式。
三、习近平职业教育观的发展特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观是秉承以人民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坚持社会主义的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对马克思主义职业教育方法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的理论成果。习近平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在其日臻完善、渐成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如下三个发展的动态特征。
(一)理论继承性
习近平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41]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实践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观中对许多核心问题的思考,都是根植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的职业教育理念。
马克思职业教育理论认为,职业教育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综合技术教育是职业教育实施的主要形式,半工半读是职业教育理想的学习模式;列宁认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职业技术知识的本领;毛泽东则主张“教育与职业、学问与生计合一”,[42]职业教育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措施;邓小平则提出,“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43]
习近平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职业教育理论的教育整体性、综合性的方法,并将马克思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具体化、细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职业教育的立场观点,还吸收了列宁关于职业教育目标的表述,借鉴了毛泽东、邓小平系统化的职业教育体系等重要理论成果,坚持古为今用、兼容并蓄,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理念,也在职业教育理论领域绽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
(二)时代发展性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必须要“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44]习近平关于职业教育观的重要论述,正是因应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中国战略布局和战略任务的每一次转变,而进行动态调整、逐步成熟与完善的。
从人才培养规格上,习近平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从培养“生产能手”型的初、中级人才,到“能工巧匠”型的高级技工再到“大国工匠”型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体现了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切实需求;从职业教育出发点上看,从向职业教育要实效,到“人人成才”的公平教育,再到“技高一筹,人人出彩”共享教育,体现了发展职业教育从以经济社会效益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学中心和出发点的转变;从职业教育办学主体上看,从“企业出资,学校出力”到“以资产为纽带”的产学研联合,再到全要素为纽带的产教融合,一次次的观念转变与提升都是时代的缩影。
(三)自我革新性
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观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其主要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都是在认清世情、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革新、大胆求索产生的思想硕果。在习近平职业教育观的萌芽期,我国当时为了抢占冷战结束后短暂的缓和期,为我国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抢夺战略时间,在职业教育方面也要求“多出、快出”人才,向职业教育要实效。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和教育历史性任务的调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观打破“向职业教育要实效”的桎梏,强调要“有序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把职业教育当作“管长远的事业抓好”,正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观能够自发地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创新,把各种改革的实践性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我国职业教育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首先是职业教育观发展转变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观的形成、发展和成熟,需要现实的实践土壤,更需要有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的理论思考,这离不开习近平长期以来对世界发展形势、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准确把握和趋势判断。他对职业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思想高度、理论深度与实践厚度的有机结合,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富有生命力的教育观,必将指导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迈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责任编辑: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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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庄惠明,男,福建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教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42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高职中青第1期)学员,主要从事经济与教育研究;曾靓,女,福建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与教育研究;王斐兰,女,福建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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