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大源：关于加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的思考（连载二）

 

 

 

　　只有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才能更好地落实“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的总体目标，其立论的第一个关键因素，从劳动科学的视角来看，是一个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力结构问题。加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是基于合理的劳动力结构的应然逻辑起点。

 

　　1.反思之一：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劳动力年龄结构供需适配的诉求

 

　　削弱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将加剧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失衡。因为从远期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我国年龄适宜的劳动力供给不足，而非适宜年龄劳动力的供给却有余。亦即未来我国新增劳动力中，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年长劳动力的占比偏大。这是一个涉及劳动力结构与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匹配度问题。

 

　　根据美国生涯发展大师萨泊（Donald E.Super）集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职业社会学及人格发展理论之大成，系统提出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论”的观点，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划分为成长（0～14岁）、探索（15～24岁）、建立（25～44岁）、维持（45～65岁）和衰退（65岁以上）共5个阶段。其中，探索阶段为14～25岁。这个阶段的任务是：使职业偏好逐渐具体化、特定化并实现职业偏好。该阶段又可划分为3个时期：一是试探期（15～17岁），主要是考虑需要、兴趣、能力及机会做出暂时决定，并在幻想、讨论、课业及工作中进行尝试；二是过渡期（18～21岁），主要是进入就业市场或进行专业训练，更重视现实，并力图实现自我观念，将一般性的选择转为特定的选择；三是试验承诺期（22～24岁），主要是生涯的初步确定并试验其成为长期职业生活的可能性，若不适合则可能再经历或重复上述各阶段以最终确定职业方向。显然，从职前教育来看，试探期的15～17岁，正是中等职业教育的任务；过渡期的18～21岁，正是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就业的时段；而试验承诺期的22～24岁，则是个体确定职业生涯的最重要时期。实际表现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后的反复实验阶段，也是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的初始就业阶段。无疑，只有经历了职业生涯的探索阶段（15～24岁）之后，才能进入最具创意时期的职业建立阶段（25～44岁），从而进一步确定在整个生涯中属于自己的职业。

 

　　基于此，世界劳工组织将初始就业年龄定为15岁。世界银行（World Bank）定义的区间为15岁及15岁以上。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hor Statistics）则将劳动力人口年龄区间定义在16岁及16岁以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将初始就业年龄定为16岁。尽管我国法定的就业年龄为16岁，但实际上16岁和17岁的就业率都在50%以下，而18岁以后的就业率才达到50%以上。这意味着，相应于萨泊“职业生涯发展阶段论”的职业探索期，我国初始就业年龄要晚3～4年。

 

　　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这样一个职业生涯的理论框架，已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实践表明，在提供足够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该国劳动力结构中年轻劳动力的比例紧密正相关。印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度人口的年龄结构非常年轻，人口中位数仅为26.6岁，其劳动力处在职业生涯最具活力的黄金阶段。因此，2015年发表的《联合国人口展望（2015）》预测，印度近几年将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国家。而与之相左的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世人皆知的1992年日本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力结构导致的供需失衡所引起的。日本在1946—1973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年均增长8.9%。在1950年，日本的劳动力与老人之比为10，即1个老年人的抚养由10个劳动力分担，社会负担轻。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之后，1974年日本经济衰退。1975年石油危机结束，这一年劳动力与老人之比下降至7.5，经济已无法恢复到曾经的增长速度，1975—1991年年均增长仅为4.4%。1992年，劳动力与老人之比开始低于4.8，并迅速下降到2013年的2.3，其经济增速再次跳跃性下降，1992—2013年年均增长仅为0.84%。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2年开始下降，到2015年降幅已经扩大到487万人。短期内，我国无法通过扩大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认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我国劳动力供需关系出现转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将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将可能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所带来的劳动供给的减少，会导致因储蓄率下降引起的物质资本积累的低增长，而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又必然促使工资率上升，进而诱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对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巨大挑战。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总之，如果减少或取消中等职业教育，其结果将使得初始就业年龄高移，从远期的发展趋势来看，这将导致人力资源结构中，处在人生职业生涯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黄金阶段的年轻劳动力，也就是19～22岁年龄段的青年劳动力的缺失，使得因劳动力结构与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匹配度偏离而导致的供需失衡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就是说，远期将出现适宜年龄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

 

　　据此，出现了第一种博弈。

 

　　博弈之一：劳动力初始就业年龄的上移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引发“一上一下”的博弈。

 

　　这里指的是，如果减少或取消中等职业教育这个高中阶段的教育类型，放弃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基于教育重心上移以及教育的滞后性，将使得劳动力初始就业年龄同步上移，由此不仅会出现我国劳动力总量下降，而且会出现劳动力个体的总劳动年限也随之同步下降的情况，进而造成劳动力创造的财富积累不能支撑社会的正常运转，形成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双重下降”叠加效应的影响下，从发展的走向来看，这“一上一下”的博弈，将加剧全国劳动力总量尤其是青年劳动力总量下降的窘境，而由于抚养比急剧增加，必将使得我国劳动力结构与总人口年龄结构因匹配度偏离导致的供需失衡问题，更加严重。

 

　　研究表明，必须对两个重要的劳动力要素给以更多的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一是劳动力总量。总量的减少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关键因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年减少345万，是200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2011年下降0.60个百分点，这也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的情况。劳动年龄人口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潜在产出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二是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是衡量劳动市场变动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近10年来，我国劳动市场变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劳动参与率的逐年下降。总体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的77%下降到2010年的74.2%，下降了2.8个百分点。而对劳动参与率下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的研究表明：青年人口入学率的提高降低了整体的劳动参与率。

 

　　基于此，必须加速、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即在可获得新技术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尤其是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地位，才能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所需劳动力的总量与劳动参与率的充分供给。

 

　　劳动力总量与劳动参与率的关系，涉及社会总劳动年限，其相互关系可表述为：

 

　　社会总劳动年限（年）= 劳动力总量（人）×劳动年限（年/人）

 

　　显见，劳动力初始就业年龄的高移导致劳动力的劳动年限的下降，与劳动力总量的下降的双重作用，将必然导致社会总劳动年限下降。这就意味着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针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如果能将劳动参与率提高0.5个百分点，则可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约450万人，从而大致抵消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对经济的影响。我国无法在短期内通过生育或移民来增加劳动力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但可通过延长就业年限来解决这一难题。这里有两个途径可供选择：一是延长职业退休年龄，二是提前初始就业年龄。前者短期内还无法实现，后者则可通过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将由于取消中等职业教育而被推迟三年的初始就业年龄“夺回来”，从而确保我国在渐进式的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抚养比增加的情况下，依然能提供更多的青年劳动适龄人口。鉴于此，目前只有通过工作总年限的延长，提高国民的劳动参与率，才有可能减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在这里，关于劳动力年龄的结构问题，从国际比较的维度观察，有两个现象值得深思。

 

　　现象之一：比照“未富先老”的中国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中国如何应对因总人口老化导致的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与总人口年龄结构匹配度的供需失衡问题呢？

 

　　“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的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由升转降的拐点，未来几十年内还将持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5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3.67亿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0～14岁的少儿人口2.4亿人，占比为17.6%。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仅占66%。2030年后，中国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快速老龄化与严重少子化并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

 

　　人口学理论中有一项重要指标：抚养比，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与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之比，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如果将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替代指标，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防的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1982—2000年，中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占26.8%。但劳动人口在2012年出现下降拐点，遂使我国2013—2015年人口红利也出现转折：转为人口负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进一步指出，人口红利是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年增长率之差，2013年我国这两者增长率水平相同，之后，有效消费者的增速快于有效生产者的增速。这表明，2013年以后中国人口红利就已消失。

 

　　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易富贤在发言中指出：老龄化是经济的阻力，中国已陷人“低生育率陷阱”。从2011年开始，中国老年抚养比已降至7.5 , 2021年将降至4.2，与日本1992年的情况相当。但由于我国退休年龄不是65岁而是60岁，故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的统计数据，假定15～60岁的适龄劳动人口都在就业，则老年抚养比已达66%÷16.1%≌4.1,与日本1992年情况大致相同。劳动力数量下降与需要抚养人口数量的上升，是一个涉及社会负担的重大问题。若我们不能正确应对，就有可能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里，出现类似日本1992年的危机。

 

　　无疑，步人老龄化社会的中国，总人口的老化导致总劳动人口同步老化，进一步使得国民储蓄率和实体资本积累水平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而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是：与日本、德国等其他老龄化国家不同，中国是在人均收入还相对较低的时候就开始老龄化了。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中国刚达到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所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担心，中国没有完成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已是“未富先老”。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据测算，如果将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都纳人养老成本进行测算，到2050年，这些费用在我国GDP中的占比将提高到23.31%。

 

　　由此，不仅从社会学角度，而且从经济学角度，由于总人口年龄和总劳动力年龄的“双老化”的体量过大，若取消或减少中等职业教育必将导致就业年龄高移，从而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年龄结构整体老化的趋势，使得“消费型”人口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捉襟见肘，无法支撑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1]姜大源.关于加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的思考(连载一)[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09):21-36.

 

 

　　姜大源（1946— ），男，湖北武汉人，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课程建设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