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大变局时代,时代逻辑变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要如何改变?天津市教科院研究员耿洁认为,职继协同发展的逻辑同智能制造的业态重构与模式再造一样,也需要建立互联网思维、创新思维和高质量思维相融合的新思维。
身处大变局时代,时代逻辑变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要如何改变?天津市教科院研究员耿洁认为,职继协同发展的逻辑同智能制造的业态重构与模式再造一样,也需要建立互联网思维、创新思维和高质量思维相融合的新思维。
进入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为职业教育新一轮改革发展做了系统谋划。身处大变局时代,时代逻辑变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应如何作出改变?有论述提出,遵循“职继协同”理念,整合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和企业等方面的资源,服务终身学习,是一种新的尝试和创新。
天津市教科院研究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耿洁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职继协同”要发挥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优质资源优势,重在建设方案,实在行动逻辑,贵在职教特色,难在革故鼎新,亮在引领示范。简言之,高质量发展是核心追求,协同创新是必要生态。
职教效益最大化要因材施教
记者:教育与求职的关联性极高,对个体来说,什么时间点开始接受职业教育是个人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耿洁:这需要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看。广义上,职业教育针对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狭义上,则是指我们现在领域内的职业教育。
从广义角度来讲,要聚焦于个体的发展,个体作为社会人应接受教育,这是一个社会的法则和逻辑。我认为,职业教育对个人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时间点因人而异,且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从社会发展路径来看,这一问题应聚焦受教育者在哪个阶段可以进行分流。在国外,如德国等欧洲国家,大多采用双元制等。在国内,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对人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不高,让人接受教育是当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随着社会发展,对人受教育程度的要求和需求提高了,如普及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因此,是初中毕业后分流还是高中毕业后分流,于个人而言各有不同,于国家而言也各不相同,没有好与坏之分,主要是适合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时代发展。就个体而言,应该从个人发展和兴趣爱好出发,可以在初中毕业时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也可以在高中毕业时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分流时间点因人而异,要“因材施教”。
就狭义的职业教育而言,以当前关注度最高的中等职业教育为例,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多为不适应义务教育的学生,首先要教导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有自我感觉、自我认知且自信的人,这是中职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其次是教导学生学会做事,在做事的过程中学习知识。
职业教育选择的时间点可早可晚,但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一是自我成长;二是自我成长对社会能够产生的价值。因此,狭义的职业教育类型,于社会而言,首先要给孩子充分选择的机会;其次,于个人而言,一旦选择了职业教育,脱离了义务教育模式,可能让学生真正放飞自我、成就自我,进而成就家庭,成就社会。中职的社会效益体现在中职学校的教育质量上,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每年把几百万学生培养成人的效益,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产教融合是职教的本质和属性
记者:职业教育发展到新的阶段,力图与产业完美衔接,于是在模式上,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成为趋势。您是如何看待产教融合的新模式、新趋势的?
耿洁:在培养精英人才的同时,职业教育更注重培养更大群体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国家人才做储备。从宏观层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历教育和职业需求脱节的声音一直存在。
用人单位希望人才与岗位零对接,我认为这不太现实。当然,我们希望学历教育和职业越匹配越好,但关键是从哪个角度、哪个立场或者站在哪个位置上去看。于学术层面来讲,人的知识储备是为未来的研究做准备的,这种人才对社会发挥的作用不能从短期来看。其中,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不同,进入社会是直接发挥作用的,发挥作用的周期会相对短一点。从我之前对职业教育的相关研究判断,求人倍率的结构性倒挂比较明显,但发展到目前,这种情况正在逐渐缓解。这个结构性,就是指人才的供应一定要有计划地跟市场匹配,这是动态的。
我认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属性和本质,也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和关键。互联网时代,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正在深刻变革着社会。在这个新时代,所有事物的逻辑都将架构在新基础设施的互联网逻辑之上。基础设施变革带来了发展模式变革、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变革,最后会颠覆价值观、方法论和世界观。从这个角度而言,产教融合的概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职业教育与产业必须融合,学校跟企业必须融合,这是社会发展态势决定的,也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和属性决定的。因此,不能用力图这个词来形容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衔接,应该说我们都在积极做衔接各项制度的设计,以及打通路径的工作。制造业、农业、生物制造等行业,目前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以天津为例,天津有八大支柱产业,包括先进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在内的行业都己开始匹配人才培养。就职业教育而言,天津市以优质专业对接优质产业,以专业设计直接对接专业标准的开发。例如,渤海、机电、天津职大等一批学校,在产教融合方面,都在探索着自己的路径,因此,我觉得产教融合的趋势既是其本质属性,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对于智能制造时代产教融合的新模式和新趋势,我有几点看法:一是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两个体系的融合;二是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四个链条的有机衔接;三是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的适度适应。
新职业教育发展重在优质
记者:随着在线教育的渗透率快速增长,各项培训、线上线下结合、双师等多元化的供给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求。这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新职业教育”。您如何理解新职业教育?您认为,新职业教育的机会在哪里?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耿洁:“职业教育”前面加个“新”字,表明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要有全新的理念,同时意味着新的基础设施变了。新职业教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然趋势,是在新的基础设施之上架构的,其概念范围外延非常大,包括现在的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甚至校园内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等。
学校教育的形式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统一标准、统一教材、统一要求,统一制式的标准化、大批量的生产方式。那么互联网时代,新职业教育发展将会是什么样呢?对于新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我很期待。未来的教育一定是开放的、没有围墙的教育。大、宽、深可能是新职业教育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也是职业教育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的原因之一。新职业教育要把控的一个关键点是如何保障优质,这是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永恒挑战。如何建立一种运行机制,保证新职业教育的优质,是需要特别重视的。
记者:《2019年中国互联网职业教育行业分析研究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互联网教育规模预计达到1111亿元。您认为,互联网职业教育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市场潜力,是否得益于“职教20条”的出台实施?
耿洁:这个问题问得很巧妙。《报告》的发布与“职教20条”的出台是两个时间点,但两者并不矛盾。职业教育的工作是连续的,政策的出台是为了使工作更明确,路径更清楚,方法更具体。《报告》显示的是市场潜力巨大,“职教20条”将对未来互联网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单从“1+X”来说,探索实施“1+X”证书制度,是“职教20条”的重要部署,也是重大创新。试点工作将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和评价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拓展就业创业本领。试点院校以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为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及国家开放大学等积极参与。可以预见,这个市场未来不可估量。
新时代的职继协同与顶层设计
记者:继续教育是离市场最近的一种教育形式。您认为,继续教育是否类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是怎样的?
耿洁:我认为是理解的角度问题。各类教育之间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关联、相互交叉的。从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上来看,教育部相关网站使用的是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比如教育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2019年工作要点》就是如此。从功能理解来看,我觉得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应该说是连续的。而且,我认为在未来的互联网时代,这两种教育会越来越难以区分。互联网逻辑向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发出时代之问:学习什么、如何学习、为什么学习?更深一层就是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继续教育要重新思考与职业教育的关系,重新思考学习对象、学习方式、学习内容以及几者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继续教育的重要支点,重新思考全球技能的开发。
因此,我认为“职教20条”中提到的职业教育,是含有继续教育的,它是一个大职业教育的概念。只有两者统筹好,共享互通优质资源,才能真正发挥社会效益。目前,天津市正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协同发展,包括职前与职后的贯通、教育资源的融合、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区域性集团化发展和国际化、全球化发展。
记者:您认为,我们应该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学习哪些经验?
耿洁:学习经验一定要知道学什么,不能太片面,也不能太极端太功利。比如,德国和日本在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方面,特别是职工培训方面,为什么做得好?首先,我们一定要去分析它体制机制的架构是什么、文化根底是什么、其关联性是什么,提炼出其背后本质的核心要点。然后再回过头来看我国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体制机制该如何架构,看问题出在哪里,如何改进,如何提升,这是最主要的。
第二,一定要搞明白到底学什么的问题。我们现在关注更多的是职业教育的教学法等方面的设计,其实本质最重要的是它的标准。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制定相应的标准,围绕标准展开的一系列的制度机制是如何做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特别是在产教融合层面上能做到哪些、不能做到哪些、应该借鉴什么,关键的核心内涵还需我们结合自身实际去挖掘,去探索。
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模式是什么呢?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其实,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以学校教育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能做到会做,再从做好到高质量发展,我们的经验已经开始往外输出,比如“鲁班工坊”“鲁班学院”“国际学院”等。未来,基于中国文化、中国体制机制走出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特色之路,将会被复制到更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