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春天 ——职业教育系列行研报告（一）第二部分

　　Part 2 学历职业教育

　　我国的学历职业教育在教育系统里的定位始终在层次教育和类型教育上摇摆，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到底是另一种类型的教育，还是第一层次的教育，并没有界定清楚，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次后于普通教育的统招招生、局限的深造（上升）通道已经深深为职业教育打下了低层次教育的烙印，多方面落后于普通教育也造成了社会大众的片面认知，形成了重学历、轻技能的教育氛围，造成了职业教育在社会认知中处在“备胎”的位置。解决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问题，应从职校、政府和产业企业三方共同努力来解决。

　　1、职业学校、政府、产业的三元角色

　　德国的双元制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职业教育的典范，健全的学历教育系统有助于更好地引导和调整人才的培养结构，最大程度保证劳动力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我们整体理解德国双元制主要在两方面做的更加优秀：第一，政府立法，各行业协会制定相关标准；第二，企业参与度高，学生认同感强。

　　德国教育对不同能力的学生进行了多种类、多层级的标准划分，并对应到不同的学校因材施教，绝大部分学生均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进入到不同的学校学习，并最终完成高等水平教育；而我国职业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替代选择，毕业后绝大部分流向劳动力市场，上升通道局限，导致了我国劳动力高等教育普及率低，劳动力基础能力和学习能力整体偏差；

　　政府作为职教市场的三个参与者之一，拥有充分的主导权，既影响着产业的发展，又是教育运行规则的制定者。要说对产业、人口、教育的理解，政府有着绝对的认知优势，结合产业发展、劳动力供给现状而不断推进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更是其自上而下的对人才培养体系和方向的宏观把控。据我们了解，政府正在考虑通过财政激励（比如：税收补贴、学费补贴、师资培训补贴）及行政手段（比如：强制要求大型央企、国企承担起职业教育专业共建任务）等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具体的操作细则应该会视不同区域的政策条件制定。

　　社会力量对职教发展的贡献，表现为三点：1）通过释放职业红利的方式，刺激市场主动调整对高端人才的供给；2）为降低培养成本和招聘高质量人才，通过校企合作或产教融合深入到教育供给端，建立紧密的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3）以多种形式开展员工继续教育，参与到教育付费环节，主动提升员工技能水平。然而，目前国内企业在参与职教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其投入产出比，因此之前的产教融合端（尤其是蓝领层面）仍以“劳务外包”为手段，大部分企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节约用工成本以及规避风险，并没有专业共建的动力。

　　2、竞争格局

　　学历职业教育的Keyplayer为院校，需要前期投入较大的软硬件成本，因此学校是典型的重资产运营模式。在后期运营上，院校招生还需要接受教育部门或人社部的指标安排，不得随意扩招，比如教育部管辖下的高等院校，学校自主招生能力弱，且财政的补贴力度小，收费也受到监管。“招生靠分配，提价受监管”等现状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民办职业学校的运营难度。

　　在国内大力普及高等教育的政策推动下，招生无虞、学费较高、国家补贴力度大的高等教育仍然吸引了很多社会资本的参与。学历职教市场的龙头企业，多以兴办高等院校为主，且民办学校更加注重与产业、市场的需求结合。

　　其实与主流认知相差很多，排除250多所民办独立高校外，民办普通高校的渗透率已经高达30%，稳定的招生能力、创收能力和极高的利润率。从二级市场的表现上看，资本对民办高校的认可度非常高。平均每所高等院校的学生容量在1.4万左右，收入水平视专业设置和收费水平不同在1-2亿之间，平均为1.3亿收入，平均净利率高达44%，运营较好的一二所学校，便可支撑起一个上市公司。如中国新华教育和中国科培旗下的两所学校的净利率水平分别达到了67%和59%，收入规模在3.8亿和5.7亿之多。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48%，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毛入学率相比，仍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然而国内中职院校发展缓慢，国家支持力度低，政策监管严，市场接受程度低，导致中职学校规模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但作为我国蓝领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力量，庞大的学生基础支撑起了巨大的中职教育市场，加上相比于高等院校更小的办学规模，中职学校的建设在地域上更加分散。中职仍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市场集中度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比如中国东方教育的市占率仅为1.7%，但其烹饪学校的市场占有率的20%。

　　3、发展方向

　　开设高等院校显然是个“好生意”，但投入门槛和办学资质也把大多数的社会办学力量和很多优秀的互联网创业者拒之门外；另外中职院校受高职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影响，也很难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来。不过中职和高职院校通过扩招的方式接纳更多的已就业劳动力“返学”，是政府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一道“王牌”，目前政府的做法也是期待职业教育能起到此作用。

　　产教融合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意义在于：1）通过企业投入，缓解了公立职教体系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极度依赖；2）通过多种灵活的合作方式，补足学历职业教育的教育机制和受众群体的局限，来自不同产业或企业的培养体系和机制设计，提供了更加丰富、灵活的教育选择；3）在职业学校和产业企业之间，留给了第三方机构参与的空间，解决企业端和学校端关注点不同，精力有限的问题。

　　无论从是从政府推动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本身的效益出发，产业企业与学校合作的意愿和范围在不断地扩大。比如,在新工科和商业人才培养领域，常见的方式就是以独立学院/产业学院等形式打造校企利益共同体，充分融合学校与产业企业的优势，以学生为中心建设新的专业人才培养和供应关系，学校和企业的参与都是深度的。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延伸出其他多种更轻的合作形式，为不同条件和需求的用户，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选择。如IT职教领域的产教融合则多以流量招生和专业共建的形式存在，蓝领职教领域则多以订单班模式存在，也有三级学院的建设。

　　目前典型的校企合作方式大概有三种；第一，流量招生，是指第三方机构（如达内科技）以合作学校作为自己的招生渠道，对学生提供职业教育课程，是最为简单、最容易切入但壁垒最低的方式；第二类，比较常见的是订单班方式。订单班通常是企业提前到学校选拔学生组成“订单班”，按照企业的人才标准来培养学生，毕业后则直接进入到企业工作，订单班通常是帮助企业解决低成本、临时用工的问题，一般企业会与人力派遣机构合作；专业共建的模式是学校与企业合作共建学科专业，企业作为连接器联通企业和学校的学科共建需求；第三类，三级学院则是与学校合作建设更加深度、全面的综合学院。四种合作形式对学生的培养深度、粘性依次增长，建设困难和投入也逐类增大。

　　当前产教融合的参与者当中，团队通常比较传统，且多以项目形式切入，属于关系导向，重视销售和服务能力，不具备规模化的能力，项目实施和公司规模发展都较慢。产融的创业仍是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周期，深入了解企业、学校的个性化需求，并把连接器的服务作为一项企业输出的核心能力来打造。

　　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拥有强大的“中台能力”的服务型教育公司，可以进行对前台个性化服务的批量化实现，并迅速延伸到不同的产品/服务品类，满足不同合作需求，从而更快、更具效益的规模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