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特别是中职教育，主要面向弱势群体，其受重视程度和社会影响也远远比不上普通教育，因此在职教圈中流传着一种抱团取暖的说法——天下职教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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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职教强国 关乎你我！当下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非常时期，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大众正在经受着历史考验，这个时候，职业教育要勇于担当，不负使命，为我国打胜这场疫情阻击战做出应有的贡献。自疫情爆发以来，各职业院校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以崇高的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利用专业优势和精湛的技术技能，纷纷行动起来，加入到抗击病毒的战斗中来。
经过全国上下一心，团结奋战，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这春暖花开之际，建议摄影爱好者们，拿起相机或手机，将镜头里的美好定格。通过摄影作品展示职教人眼中的美好，职业院校的美景，反映抗击疫情的人物、事件和场景，为抗疫声援！为复学热身！为抗疫定格！为职教传情！分享更多的好图片，传播更多的正能量！题材不限、主题不限、内容不限、形式不限，请附原始图片，以简短文字介绍作品名称，拍摄时间、地点、主题和心得体会，标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等信息。请在标题注明《职拍“疫”下》摄影作品字样。期待更多职业院校投稿：mvenews@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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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特别是中职教育，主要面向弱势群体，其受重视程度和社会影响也远远比不上普通教育，因此在职教圈中流传着一种抱团取暖的说法——天下职教是一家。谈起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校长、老师们也往往提到一个词语：职教情怀。
但要促进中职教育发展，需要的却不仅仅是情怀。情怀之外，还需要我们务实善谋，老老实实地解决操作领域实实在在的问题。
一、国家政策的落地问题。近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决定，各级政府层层转发，层层制定意见，这些政策、意见、办法到了地方，特别是到了基层，是否还有足够的效力和操作性，是否能走通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情况不容乐观。例如有关政策文件特别是具体事项的主办、协办、督导部门是否明确？是否有相应的刚性考核指标和奖惩机制？如果回避这些技术性问题或对技术路径表达得模模糊糊云山雾罩，那么文件就会止于文件，止于层层传达，相应的政策红利很难惠及学校与师生。
以老大难的校企合作为例。如果这件事对职业教育发展真正重要，我们就需要在宏观政策和具体配套上让利益相关方有意愿、有路径、有支撑、有保障去做好它，而不仅仅提倡、鼓励、口召一些有情怀、敢担当的企业家、校长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下去尝试，遇到困难找谁，被水淹了谁救？这些操作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要事先研判和充分考虑，“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不能仅仅是一种表态。比如，我们提出要让参与合作的企业依法享有财税等优惠政策，那么我们就要明确：依据的是哪些法律法规及具体哪些条款，对企业而言，到底有什么优惠？办理优惠的主体是企业还是学校？如果要办理，涉及到哪些政府部门？具体的办事流程是什么？要填的表格、要准备的资料有哪些？又如，学校究竟有哪些资源可以拿出来和企业合作？校企双方的责权利如何界定，有关的风险如何规控？公办学校的话，合作过程中会不会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相应的核算标准是什么？如果产生纠纷甚至出现问题，通常追究校方责任而且其策略往往是息事宁人，这样做是否妥当？当校企合作“有成绩可能会表扬，出了事肯定被追责”成为常态，那么最经济、最安全的方式是：企业不进校园，学生不出校门，校企合作只做表面文章，这是政策出台的初衷吗？
二、国家标准的贯彻执行问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很多职业教育领域的标准，有学校的，专业的，实训基地的，校长的，教师的，课程的，等等。这很好的解决了有没有标准的问题，然而，标准要转化为行动，还需要解决支持措施的问题，以及不贯彻标准会怎么样的问题。
如，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中明确“包括实习指导教师在内的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５年必须累计不少于６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如果相应的人员编制和经费投入政策不进行调整，基层学校和一线教师要怎么做才能符合这个标准？
又如，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要求，“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的实习安排外”，禁止“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现实情况是，在相当多企业，加班是一种常态。如果企业提出实习学生也要加班，上级主管部门和具体负责的老师，面对着一份具体的协议，如何既能促成学生实习又能保护学生和自己？当然，简单而安全的应对方法是拒绝企业的要求，但站在岸上的表态，根本解决不了游泳者的任何实质问题。
2020年初，教育部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语文、历史课程标准》（2020年版），这对中职教师的人员结构和能力水平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历史学科，几乎需要从零开始建设。师资来自哪里，是现有富余老师转型吗？可以启动临时性教师招聘吗？教师能力素质如何在短期内满足课程开设的要求？这些，都不是情怀和几条原则性意见所能解决的实际问题。
三、基层学校的权利保障问题。如，在各地进行职业教育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吸纳学校的意见尽量减少对广大师生的折腾？我们主张依法治校、学校依法自主办学，那么能否列出学校实实在在能自主决策的事项范围以及校长们的权力清单？在县域只有1-2所中职学校的情况下，能否打破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行政人员交流任职的壁垒，避免干部队伍的固化和僵化？如，能否建立持续有效的职业教育地方财政投入机制，形成不是由于学校努力争取而是因为依法依规应当投入的良好局面，切实缩小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在硬件上的差距并充分保障职业学校专业滚动发展的需求？等等。
四、学校内部激励不足的问题。这种不足，突出表现在两类项目。第一类是集体创优型项目，如创建等级学校、示范学校、品牌专业、特色项目等。这些项目是否只和学校领导及个别部门负责人、专业负责人有关，和其他教职工的利益链接到底在哪里？如果仅靠个人魅力和教育情怀进行项目动员，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第二类是个人或团队争先型项目，如建设精品课程，参加技能比赛，开展课题研究等。如果相应的物质奖励只能在学校绩效总量中分配，那么奖励性绩效一定不会占据太大比例，如果个别老师受到重奖，一定会遭到其他老师或明或暗的非难。
如何破局，如何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百舸争流的局面？笔者认为，第一，可以考虑建立具有职教特色、又与普通教育相当的第三方激励制度，使一些事关学校整体发展的项目能得到认可，让相关的参与人员肯为集体利益而付出。第二，适当提高奖励性绩效比例，以及改变绩效工资、岗位聘任等方案需要学校内部投票通过的产生机制。有关部门要站在促进事业发展的高度，主动作为，切实为基层学校减负、增效。
五、真实的教学现状和培养质量。为了学习先进和紧跟潮流，近年来，职教领域引进、提炼和推广了许多课程模式、教学模式，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外师生比等教育资源配置上的差异以及社会文化教育习俗上的不同，不能忽视职校学生和普通学校学生在学习意愿、学习习惯、接受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不能对课堂上每天上演的真实教学生态和学习状态视而不见（突出表现在课堂纪律、师生互动、完成作业、对待考试等方面）。立足于这样的现实，谈教学改革、模式构建之类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一切美好的教学畅想只能活在专家的著作中和老师们的论文里。
关于人才培养质量。当前，许多中职学校都在主动适应学生升学的需求，鼓励和支持学生报读高职院校。然而，高职院校真的愿意招收中职毕业生吗？其次，关于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关于职校学生和未接受过职业教育人士在就业竞争力上的对比，以及学校发布的人才培养质量年报等，是否基于客观而准确的调查分析，有没有公信力？第三，学生技能竞赛成绩，也是一部分学校证明自己培养质量的依据之一。然而，其投入产出比以及受惠学生面，应该怎样对比和衡量？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亟需建立一套客观、简便的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切实避免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自说自话。
当然，职业教育领域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远不止这些，职业教育的春天也还远没有到来。然而它终将到来。作为职教工作者，要敢于克服仅凭列举几个优秀案例就匆忙下结论的思维习惯，更要学会时常俯下身子，到老师中，到学生中，到课堂上和企业里，探察数据背后被遮蔽的差异性和真实状态，去发现操作领域存在的真实问题。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有了情怀，并且能够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们一定会拿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何俊，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语文高级讲师，财经商贸系主任，广州市首批中职百千万工程名师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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