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大源：刍议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时空构建

　　摘　要：一段时间以来，劳动教育的地位被边缘化、劳动教育的实施被形式化，劳动教育的地点被单一化，出现了“有教育无劳动”或是“有劳动无教育”的现象。针对当前劳动教育缺失的问题，国家提出，劳动教育一是要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二是要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三是要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这是一种新的劳动教育时空观，涵盖了基础性的原生态地点——家庭，主导性的关键地点——学校，支撑性的协同地点——社会这三个维度。进一步分析表明，劳动教育启蒙于家庭，意在劳动的模仿同化，是孩子作为家庭成员入世涉世的生命起点；劳动教育强化于学校，指向劳动的认知习得，是学生作为学校成员明理做人的探究课堂；劳动教育泛在于社会，彰显劳动的价值取向，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认真做事的实践职场。纵观人的成长过程，劳动始终是与人同在、与事同在的，因而由“家庭-学校-社会”这三个组分所构建的“全过程、全学段、各方面”的劳动教育，是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教育活动。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的时空构建，赋予了我们对劳动教育进行深入探究的新使命。

 

　　作者简介：姜大源，男，研究员，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主要从事职业教育原理、课程论、比较职业教育研究。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马克思早就论述过，劳动是人类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人作为劳动的主体，其所作用的对象是客体——事与物。纵观人的一生，劳动总是与人同在、与事同在的。所以，劳动教育是一种与人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等多方面劳动结合的教育活动，不仅要向受教育者传播劳动知识和技能，培养正确的劳动观点、劳动习惯和劳动情感，[1]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养成劳动习惯的教育，是“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2]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劳育”是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的基础，是“各种教育的统领，能够把其他一切教育内容联结在实践之中”[3]。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基本的教育方针。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和劳动教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论述：2013年，提出“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三爱”教育观；2014年，提出要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2015年，发出了“以劳动托起中国梦”的号召；2018年，进一步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道理。

 

　　然而近年来，劳动和劳动教育出现了很多不尽人意的现象。调查显示，小学生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只有12分钟，[4]导致学生自理能力缺失与劳动意识淡薄，劳动时间和劳动能力“双赤字”现象非常突出。南京师范大学劳动教育课题组于2019年对全国3390位家长的调查显示，小学生一、二年级周一至周五平均家务劳动时间约17.33分钟，三至六年级约为17.49分钟，初中生约为17.02分钟，这表明我国中小学生的家务劳动时间不足。[5]

 

　　可以看到，劳动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教育，在当前大中小学校里渐行渐远。在家庭、学校，甚至社会上，人们不经意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知识学习上，家庭里父母习惯于包办一切家务劳动，学校里老师习惯于将劳动置于次要位置，日常劳动被弱化。更有甚者，把打扫清洁等劳动作为惩罚学生的手段，以致于学生距离劳动的环境越来越远。[6]

 

　　上述劳动教育缺失现象的主要问题到底在哪里呢？经梳理，笔者以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劳动教育的地位被边缘化。青少年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社会上“疏德、偏智、弱体、抑美、缺劳”和“唯分数、唯升学、唯论文、唯文凭、唯帽子”的问题普遍存在，[7]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8]

 

　　二是劳动教育的实施被形式化。劳动教育不应是一种刻意性、强制性、表面性的观念和行为，“在课上‘听’劳动、在课外‘看’劳动、在网上‘玩’劳动”[9]，还有在试卷上“考”劳动，出现了弄虚作假或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现象。

 

　　三是劳动教育的地点被单一化。很多人认为劳动教育是学校的事，以致于家庭或社会有意或无意地游离在劳动教育之外，导致在家庭中出现了孩子自己该做的事都不做，在社会上出现了鄙视苦活、脏活、累活和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现象。

 

　　进一步分析显示，当前我国劳动教育的严重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劳动实践脱节的“有教育无劳动”，二是与劳动教养脱钩的“有劳动无教育”。这种双重缺失现象，使得受教育者参加劳动和接受劳动教育的时间被大大缩短，劳动和劳动教育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鉴于此，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意见》强调劳动教育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要在坚持立德树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方针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教育。[10]这意味着，劳动教育已经提升至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层面上了。

 

　　劳动教育作为包括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等多方面内容的教育活动，《意见》对此给出了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三个关键短语：一是“全过程”，二是“各学段”，三是“各方面”。就是说，劳动教育一要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二要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三要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11]如果说“全过程”是属于时间的概念，“各方面”属于空间的范畴，那么“各学段”则时空两者兼具。需要指出的是，《意见》还特别强调开展劳动教育要“遵循教育规律。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以体力劳动为主”[12]。这就指出了当前劳动教育缺失现象的一个着力点。

 

 

　　如果说劳动是人与事或物之间的交互关系，即人为主体，事或物为客体，劳动与人同在、与事同在的话，那么，劳动教育则成为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教育活动。所以，《意见》为全面系统地构建我国劳动教育体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从劳动教育研究的角度，这一框架可具体地解读为劳动教育涵盖了如下三点：一为启蒙的劳动教育，强调家庭是基础性与原生性的劳动和劳动教育的地点；二为强化的劳动教育，强调学校是主导性与关键性的劳动和劳动教育的地点；三为泛在的劳动教育，强调社会是支撑性与协同性的劳动和劳动教育的地点。显见，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由“家庭-学校-社会”组成的全方位的劳动教育的三维时空。

 

 

　　基础性劳动教育涉及劳动意识的启蒙和劳动习惯的养成。孩子入世涉世的生命起点是家庭。作为启蒙的基础性劳动教育的最好场所，家庭正是劳动教育的原生地点。孩子作为家庭成员，家长的言传身教就是家庭劳动教育的最好方式，意在劳动的模仿同化。所以，家庭作为劳动教育的启蒙之地，每个家长都是开启劳动教育的老师。

 

　　劳动教育紧密结合家庭日常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包括扫地、拭桌、洗衣、擦鞋、烧水、沏茶、做饭等家务劳动，以及家电操作、物品洗涤、垃圾分类、简单维修等基本生活技能的掌握，将会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全国优秀教师张蕊曾整理列出了儿童居家劳动的一份菜单，包括我爱学习类、手工创作类、生活整理类、做饭美食类、日常技能类、理财系列类、工具使用类、社会活动类、岗位模拟类、植物养护类、美丽家园类等11大类。张蕊认为，“家庭教育是生命的教育，家庭劳动教育是孩子健康成长的自立教育，家庭劳动教育也不是家长简单的说教，而是家长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13]。所以，家长尤其要鼓励孩子参加一些脏、苦、累的体力劳动，在挥洒汗水的体验之中，既能体会劳动的艰苦，也能通过分享劳动成果的快乐，培养孩子坚韧不拔的意志，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有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14]

 

　　基于此，家长应以身作则，持之以恒，不能“一日曝十日寒”。父母热爱劳动的行为是孩子学习的表率。家长是孩子成长的阳光雨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标杆就是家长自身自觉热爱劳动的行动，而家长指导孩子一起劳动的过程，就是与孩子一起享受劳动的过程，也是与孩子一起探讨劳动技能掌握的过程。[15]这样，就能让孩子从小在心中播下热爱劳动的种子，而在这一过程之中如果热爱劳动的行动能逐渐形成可贵的家风的话，这将是孩子终身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是孩子未来一生前行的无形力量。当孩子成大成人，离开家庭，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之时，无论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热爱劳动的家风，将始终会如影随形，成为自身的一种风范、一种优良的品格。

 

　　在家庭劳动教育中，家长如能将其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劳动教育将会取得“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中国古典诗词中，如李绅《悯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辛弃疾《清平乐·村居》“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还有古训“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就将“耕读传家”作为重要的家规家训。《孟子·告子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强调“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告诫我们，人在困境和劳动中，才会更有忧患意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当年倡导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这一切都重现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对劳动和劳动教育重视的场景和精神的弘扬。

 

 

　　主导性劳动教育涉及劳动规律的把握和劳动技能的形成。学生明理做人的探究课堂是学校。作为强化的主导性劳动教育的最好场所，学校正是劳动教育的关键地点。学生作为学校成员，教师的耳提面命就是学校劳动教育的最好方式，指向劳动的认知习得。所以，学校作为劳动教育的主导之地，所有教师都是指导劳动教育的老师。

 

　　紧密结合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方方面面，将劳动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师资培养、实验实训等环节之中，要注重旨在养成劳动素养、劳动态度和劳动行为的课程和教材的开发。

 

　　学校的劳动教育，包括通识性的劳动教育和职业性或专业性的劳动教育。或者说，学校劳动教育可以分为通识性的劳动教育和职业性的劳动教育，前者是劳动教育的普及版，而后者则是劳动教育的专业版。[16]

 

 

　　对于普通中小学的劳动教育，重在对通识性劳动意义的认识和实践。所谓通识性劳动，不是与职业工作相关的劳动。通识性劳动教育发挥着促使学生“身心二元”协同发展的作用，[17]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劳动教育是永葆生命活力的关键，是习得生存智慧的载体，是磨炼生活本领的根基。[1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加强学校劳动教育，开展生产实践体验，支持学校聘请劳动模范和高技能人才兼职授课”。为此，教育部将出台加强劳动教育的指导意见和劳动教育指导大纲，修订教育法将“劳”纳入教育方针。[19]对普通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国家强调要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传授基本的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二是坚持开展必需的劳动实践和劳动体验；三是坚持实施差异性的适度劳动和适当劳动。

 

　　教师如能将学校通识性劳动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劳动教育将取得“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效果。例如，成语“天道酬勤”，俗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以及魏晋·陶渊明《劝农》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还有唐·白居易《观刈麦》的“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都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劳动的赞美和对劳动教化作用的认定。

 

 

　　对于普通高校的劳动教育，重在通识性与职业性劳动教育的结合，尤其是对劳动态度的把握和实践。这里的职业性劳动，是与专业相关的职业的劳动，发挥着促进学生形成“行知合一”劳动观的作用。

 

　　普通高校的劳动教育，应建立正规的劳动教育体系，一要开发与劳动知识相关的劳动教育课程，即“劳动+”理论系列课程，如劳动哲学、劳动伦理学、劳动文化学、劳动社会学、劳动经济学、劳动教育学等；[20]二要建设与专业学习相关的劳动教育课程，即“劳动教育+专业”融合课程，在专业学习中融入专业劳动知识与技能；三要设置与劳动教育相关的实践课程，包括与专业相关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及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同开发实训场所，还有开展与社会服务有关的社区或志愿者活动，与自我生活有关的勤工助学、公益劳动等。

 

　　普通高校的劳动教育，重在以专业为导向，要与创新教育结合起来，强调实践出真知。这也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精华。例如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中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又如墨子及其弟子崇尚“学者加工匠”的行为方式，《墨子·小取》指出“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都是把科学活动建立在“工匠”实践劳动的基础之上，这成就了涵盖光学、力学、数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多门学科的《墨经》这一传世佳作。[21]

 

 

　　对于职业院校的劳动教育，重在于通识性劳动教育基础之上的职业性劳动教育。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型，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教育，所以其本身就是围绕职业劳动展开的教育。按照职业性原则，“任何职业劳动和职业教育，都是以职业的形式进行的”[22]。因而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生活劳动和社会劳动存在天然的联系。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路径与手段，是职业院校开展劳动教育得天独厚的实施平台和实践场所。

 

　　职业院校在劳动教育领域具有双重功能。

 

　　其一，承担职业院校内的劳动教育任务，这是职业教育自身的应有之义。职业教育肇始于劳动实践，与劳动教育一脉相承，传承职业劳动技能与职业劳动精神，因而在劳动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当前，我国70%以上的生产、服务和管理一线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都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是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主战场。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的内容，要以职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做到“三结合”：结合职业观念和职业道德的树立开展劳动教育，结合职业技能和职业知识的传授开展劳动教育，结合创造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开展劳动教育。

 

　　其二，承担职业院校外的劳动教育任务，这是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相对于普通教育学校，职业院校有着更加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一是有开展劳动教育的实践场所，包括先进的实训基地、模拟实训室；二是有开展劳动教育的“双师型”教师，包括学校专职和企业兼职教师；三是有开展劳动教育的行业企业，包括涵盖三大产业的实践平台。[23]无论是中职还是高职，其厚实的劳动教育的实践资源，是普通中小学和普通高校都不具备的。为此，国家鼓励职业院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鼓励职业院校实训基地向普通学校包括普通高校开放。[24]此外，还可通过参观或组织职业技能大赛等方式强化劳动教育的真实感、体验感。这不仅有利于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25]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强化职业选择的目的性。

 

　　中国传统文化对职业劳动的工匠精神情有独钟，更适合融入职业教育的劳动教育之中。[26]如被誉为“百工圣祖”，以手工操作为职业的发明家鲁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以及成语中赞扬技能精湛的庖丁解牛、郢匠运斤、穿杨贯虱、鬼斧神工，赞扬职业素养的精益求精、独具匠心、惟精惟一、一丝不苟等，俗话里“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知易行难”等这些几千年来对劳动或职业精神的古训，都需要在劳动教育中弘扬。

 

 

　　支撑性劳动教育涉及劳动价值的认同和劳动态度的达成。个体认真做事的实践职场是社会。作为泛在的支撑性劳动教育的最好场所，社会正是劳动教育的协同地点。个体作为社会成员，公众的懿言嘉行就是社会劳动教育的最好方式，彰显劳动的价值取向。所以，社会作为劳动教育的支撑之地，广大公民都是参与劳动教育的老师。

 

　　紧密结合民众社会生活运转的方方面面，通过社会各个渠道的多种资源，宣传劳模人物、大国工匠，弘扬劳动精神、劳动美德，培养爱心意识、参与意识，逐步改变或消除社会对劳动的偏见，进而营造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社会氛围。

 

　　社会劳动教育的立足点，要注重构成社会的个人与组织成员对劳动的基本观点，寻求劳动的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劳动的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劳动的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和谐关系。[27]要通过社会劳动教育的亲历实践与职业体验，关注乡村或城区各种不同生活背景下的劳动差异，同时也可进一步了解与之相关的职业差异，为将来的职业选择和定向做好准备。[28]基于此，社会劳动教育的地点选择可多种多样，如政府机关、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机场车站、商场医院、街道社区等；社会劳动教育的契机把握可择机应对，如大型活动、体育比赛、节日假期、突发事件等；社会劳动教育的渠道手段可丰富多彩，如社区服务、劳动研学、团日队日、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社会劳动教育宣传阵地的构建，则可充分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影视银屏、互联网络、微信平台等各种媒体。社会各界必须充分认识到自身配合家庭和学校实施劳动教育的责任与义务。面对新时代社会结构的重构，要结合重大节日和突发事件，有意识地将全社会打造成劳动教育的大课堂、大平台、大阵地。例如，结合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开展“劳动最光荣”的主题教育，政府、社区、机关、学会、协会，以及共青团、妇联、学联等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要大力表彰奖励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其表彰授勋的仪式都要精心策划，以利于形成劳动光荣的社会认同，形成正确的劳动观。要采取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诸如实景的展览、演出、采访等，与网络的直播、小程序、视频平台等相结合，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特别是2020年元月以来，在阻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行动中，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英明领导、科学决策和战略部署，全中国人民同舟共济，与病毒展开殊死搏斗，与时间赛跑，无数平凡的劳动者谱写了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悲壮战歌。在全国援鄂队伍中有无数医生、护士、军人、警察、记者、建筑工人、快递小哥、保洁人员等各行各业可歌可泣的逆行者，那些催人泪下的故事，已成为今后开展社会劳动教育的最好最真实的史料，也是最生动感人的好教材。总之，全社会要努力打造一个时时、处处、事事都可开展劳动教育的社会育人共同体，形成积极、健康、有效的社会劳动教育的良好氛围。

 

　　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明对劳动和劳动教育有着共同的理解，很多珍贵的史料都是开展社会劳动教育的范本。例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名言“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我只相信一条：灵感是在劳动时候产生的。……劳动，这是一切钝感的最好的医生”等，都可成为社会劳动教育的经典资料。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要求将极大促进劳动教育的规律探究。传统职业教育的劳动教育，更多的是离散性的劳动教育。其教育内容的选择，更多的是学校各专业领域根据与之相应产业领域的劳动要求，在与其相关的专业或专业群领域实行的劳动教育，强调的主要是囿于各自专业或职业特点的非体系化的劳动教育。根据《意见》要求，要全面构建体现当今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就要寻求劳动教育的教育规律及其理论支撑，寻求职业教育如何将职业性劳动教育与普适性劳动教育有机融合，将封闭性劳动教育与开放性劳动教育有机融合，将离散性劳动教育与体系性劳动教育有机融合。也就是说，实现劳动教育的认知规律与劳动教育的实施策略的有机融合，都涉及职业教育劳动教育的理论探究。

 

　　劳动和劳动教育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涵盖哲学、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学科领域，需要进行多学科领域的协同研究。但是，鉴于劳动教育在家庭中被软化、在学校里被弱化、在社会上被矮化的现象，[29]劳动教育要有针对性，要研究真问题，找出真办法，获得真效果，也就是说，在研究领域，劳动教育不能被虚化。

 

　　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劳动与劳动分工、劳动与就业、劳动与劳动市场、劳动与人力资本、劳动与经济转型、劳动关系等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特别是劳动就业已成为国家稳定和进一步发展的头等大事；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劳动者与社会交互的活动，也就是“个体独立或团队合作，通过简单或复杂的体力、脑力、情感等付出，获得满足自身或组织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30]。这表明劳动具有创造性本质，而这一本质体现在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赋予劳动者以精神升华，即通过劳动教育，培养专业技能硬、自主创新能力高、社会责任心强的新型劳动者，个体在获得劳动技能和劳动知识过程中逐步树立起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促进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创造性发展。

 

　　从哲学和教育学的意义上来讲，劳动是具身的，即与人的身体紧密关联，是一种人与事物交互的实践性行动。人类的认知是在个体具身行动中，通过熟练的实践性技能运用形成的。[31]所以，依据具身认知理论，认知过程的核心在于主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32]这里的实践性技能是一种专业性的具身行动。显然，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紧密相关。实际上，在普适性的意义上，这也意味着劳动教育应该更多地通过体力劳动这一具身行动，让学生学会将参加劳动的亲身体验，对与劳动相关的知识、技能、态度、习惯和价值认同，在认知层面进行整合，[33]进而树立起正确的劳动观。所以，劳动教育是一种关于劳动、为了劳动和在劳动中的教育活动。[34]

 

　　“德智体美劳”中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笔者在这里再加上一个“崇劳”，教育就成为“五育融合”的全时空教育活动。如前所述，劳动教育是“五育”之基，具体说，劳动教育与德育范畴里素质教育的“三生教育 ”，即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又有什么关系呢？“三生教育 ”的目的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和生活观，这与劳动教育旨在使学生获得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从哲学角度来说，生命是劳动创造的，是以身体为载体的；生存是劳动支撑的，通过具身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生命得以健康延续；而生活是劳动塑造的，作为生命载体的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具身劳动让生命与世界、环境、社会交互，这对人的知识、素养和智能的形成产生了根本影响。个体在这一过程之中去思考和追寻生活的意义，享受生活带来的愉悦，进而为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所以，“劳动教育是生命教育永葆生命力的关键、劳动教育是生存教育的重要载体、劳动教育本质上就是生活教育”[35]。

 

　　基于此，个体从生命的诞生，到生存技能的掌握，进而创造幸福生活的整个进程，与个体从自然人到职业人再到社会人，以至成为一个自在人，都与人一生成长的过程是同步的。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及其作用对象的客体——事与物之间，劳动总是以与人同在、与事同在的现象来呈现的，又总是交织地镶嵌在由“家庭-学校-社会”这三个劳动地点所构建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空间范畴之中。因此，在这三大维度构成的立体时空中，劳动教育就有了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机会去发挥自身的作用，劳动教育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劳动教育的形式将更加出彩，劳动教育的成果也将更加有效。

 

　　以上分析表明，要探究劳动教育的本质规律，必然涵盖劳动和教育这两个关键词。这就是说，既可以从劳动科学的维度来研究劳动教育，也可以从教育科学的维度来研究劳动教育，更可以从跨越劳动科学和教育科学的领域，即跨界的领域来研究劳动教育。这就需要研究者广泛涉猎劳动哲学、劳动文化学、劳动关系学、劳动法学、劳动经济学等领域，以便能够多角度多方位地研究劳动和劳动教育，进而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学。无疑，劳动教育给教育研究者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综上所述，新时代全方位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使得劳动教育启蒙于家庭，意在劳动的模仿同化，是孩子作为家庭成员入世涉世的生命起点；劳动教育强化于学校，指向劳动的认知习得，是学生作为学校成员明理做人的探究课堂；劳动教育泛在于社会，彰显劳动的价值体现，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认真做事的实践职场。我们坚信，面对未来，在应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的重大改变之际，我国新时代劳动教育必将迎来一个更为红火的发展机遇，培养出更多能担负起国家和民族大任的新人。（责任编辑：吴潇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