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社会应该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只要一地还存在升学率这样的考核、评价指标，就认定地方政府没有履行教育发展职责，没有把办好各级各类教育作为发展教育的首要责任，据此要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严肃追求地方政府的责任
今年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后，与往年“状元”、高分生“满天飞”不同的是，教育部严禁宣传、炒作“状元”、高分生、高考升学率的禁令得到很大程度的落实，即便仍有个别地区学校炒作“状元”、高考升学率，也在第一时间被追责、处理。
有部分人对严禁宣传“状元”、高考升学率感到不理解：高考考出好成绩，这不是正能量吗？难道不值得宣传吗？这显然没有吃透精神。在笔者看来，严禁宣传、炒作“状元”、升学率，是为了扭转各地政府部门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既扭转基础教育学校办学的应试倾向，又真正履行教育职责，把职业教育办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
我国职业教育为何存在低人一等以及职业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的问题？就与各级政府部门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有关。简单来说，以重高率(被重点高中、示范性高中录取的人数比例)、普高率评价初中办学，就是在矮化、贬低中职教育，告诉家长、考生，中职是低于普通高中的教育。以一本率、本科率评价高中学校办学，就是在矮化高职教育，甚至近年来还出现用升本率评价中职学校办学的情况，这也就引导中职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转以升学为导向组织教学。
因此，全社会应该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只要一地还存在升学率这样的考核、评价指标，就认定地方政府没有履行教育发展职责，没有把办好各级各类教育作为发展教育的首要责任，据此要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严肃追求地方政府的责任。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然而，我国各地家长都存在严重的教育焦虑，尤其在中考时，很多家长都抱怨我国初中毕业生有一半要进中职，上普高难，导致中考竞争激烈。可事实是，2020年，我国全国普通高中招生876.44万人，比2000年普通高中招生472.69万人，足足多了近400万学生。可为何家长还不满呢？就是因为家长对孩子上中职有着“恐慌”情绪，而这一“恐慌”情绪，是与学校教师不断灌输、以及社会不断渲染有关。
当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给学校下达升学率指标，以此考核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这就突出普高的地位，把中职教育人为地“分层”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政府部门一直强调的普职分流，在现实中，被自身制定的升学率指标，变异为普职分层。
这种操作令人匪夷所思。既然要办中职教育，认为中职人才培养很重要，可为何又要歧视自己举办的教育，把同为自己举办教育分为三六九等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合理结构，应当是更多高校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职业技术人才为目标。但是，我国很多地方本科院校，甚至高职院校不安于定位，纷纷想提高办学层次，办综合性院校。除了高考时，地方政府用重本率、本科率评价高中办学，刺激社会的名校情结、歧视高职教育之外，就是评价高职、地方本科办学，近年来盛行升学率指标，如以考研率评价地方本科院校办学，以专升本率评价高职办学，这种评价导向，与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背离的。每所学校都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如何形成高等教育合理结构？
升学政绩观，是制造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办学乱像的重要根源。可以说，不扭转升学政绩观，我国的教育生态就会扭曲，既要办中职、高职，又歧视中职、高职，这怎么能办让每个学生人人有出彩机会的教育？怎么消除家长的教育焦虑？
我国教育已经进入全面普及化时代，升学政绩观必须扭转了。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这不仅适合基础教育领域，也要求所有高校办学者，摈弃升学政绩观，安于学校定位，提人才培养质量。要办好作为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扭转升学政绩观，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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