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波：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作为、难为与何为

       作者简介：张慧波（1966—），男，内蒙古通辽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工学博士，二级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管理；岑咏（1973—），女，浙江慈溪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发展中国家培训学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国际化。

　　基金项目：教育部教育援外项目“中贝鲁班学堂职业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编号：教外司办学〔2020〕611 号），主持人：张慧波。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世界发展格局正在重塑，加之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等思潮的抬头，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着重重困境；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合作共赢、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在新时代将更加熠熠生辉，指明了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方向。作为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方面更具优势，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更高的契合度，更能推动“合作共赢、公平正义”。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注入了更加强大的动力，营造了更加优良的发展环境。在此背景下，梳理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总结经验，并对面临的困境和出路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作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已有成就

　　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在系统协同性、人才培养成效、人力资源开发、品牌发展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提升，形成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格局。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系统协同性逐渐增强

　　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持续优化、理论研究能力不断提升，增强了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系统协同性。一方面，中央政府加强了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推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向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科学决策发展。《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政策文件对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进行了整体部署，《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等政策文件对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在国家层面政策的引导下，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持续优化。另一方面，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研究机构不断整合资源，成立国别、区域研究中心和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研究智库，为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系统协同开展提供了理论研究支撑。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合作成立的“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积极探索在境外设立科研分支机构，与孟加拉国文凭工程师协会、斯里兰卡职业技术大学合作成立“中国—南亚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探索跨国职业教育科研合作新模式，出版了《“一带一路”职业教育研究蓝皮书·南亚卷》，通过理论研究支撑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系统协同推进。

　　（二）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人才培养成效持续提升

　　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育人成效的持续提升主要体现在中外合作办学与来华留学生的规模、质量不断提高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的规模与专业门类不断扩大，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增强了职业教育市场的活力和职业教育改革的动力。如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立足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与国际知名应用技术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合作，共建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广东—亚琛工业4.0应用研究中心”，引入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项目，实施学生研究计划（StudentResearchProgram，SRP），赋能教师和学生发展，提升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来华留学生培养规模与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出台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等文件进一步规范了留学生服务市场，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并贯彻执行，提高了留学生培养质量。职业院校积极完善留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强化留学生管理队伍建设，优化留学生保障服务，使留学生快速融入职业院校的日常教学、实习实训和校园生活，不断适应留学生规模扩大的需求。如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贯彻落实“留学江苏行动计划”，积极健全留学生奖学金安排机制，创新留学生培养模式，建设留学生教育服务平台，稳步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部分职业院校主动适应新形势变化，建设双语在线课程和资源，利用职教云、ZOOM、腾讯会议等共享平台上传课程资源，保证国际留学生教育的顺利开展，实现了停课不停学。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为菲律宾留学生量身定制酒店管理汉语云端课堂，课程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酒店行业管理服务为背景，提高了留学生的基本汉语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人力资源开发功能不断优化

　　职业教育服务人力资源开发功能的不断优化主要体现在开展援外培训服务和培训“走出去”企业员工两个方面。一方面，职业院校积极对接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和行业企业的发展需求，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联合建立技术人员培训基地等措施开展职业教育对外援助，助力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提升。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商务部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自2007年以来累计开展了汽车、港口、职业教育管理等领域共144期培训项目，为来自122个发展中国家的3537名学员提供了管理和专业培训，服务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赋能职业教育减贫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职业院校与“走出去”企业合作开发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培养“走出去”企业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助力“走出去”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如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红豆集团控股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共建西哈努克港培训中心，建立了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为柬埔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与高端应用型人才，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四）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品牌发展效应开始彰显

　　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品牌发展效应开始彰显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和境外办学机构的输出两个方面。一方面，职业院校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开发国际专业和课程标准体系，推进本土标准的国际化，将国际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本土化与本土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国际化有机结合。2019年，我国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有595个、课程标准3349个，是2017年的2.2倍[4]。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开发的基于国际护士执业标准以及欧盟国家护士通用能力标准被欧盟采用。另一方面，以“鲁班工坊”“丝路学院”为代表的一系列境外办学品牌已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特色优质职业教育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支点。2016年，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大城府设立的首个“鲁班工坊”正式挂牌成立，把中国职业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模式引入泰国，打造了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职业教育品牌。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已先后在泰国、英国、葡萄牙、南非等16个国家建成了17个“鲁班工坊”，涉及自动化、新能源、机械 等12类44个专业，影响力逐步扩大。浙江省充分发挥省域优势和特色，整合职业院校、民营跨国企业及境外经贸合作企业的优质资源，推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与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建柬埔寨亚龙“丝路学院”，积极打造“丝路学院”品牌，持续扩大中国优质职业教育的海外影响力。

　　二、难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现实困境

　　尽管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部门的政策设计、校企协同的供给机制和职业院校的治理模式是其中的三个关键环节，贯穿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始终。本文从上述三个关键环节出发，分析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现实困境，以期提高问题分析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抓住真正的“难点”和“堵点”。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设计不周

　　新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塑，出现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新的外部风险。为了合理应对新的不确定因素、有效防范化解新的风险，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支撑系统，并对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政策设计提出新的要求，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也不例外。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相关政策都有待继续完善。具体而言：一方面，新时代国家层面的政策设计在海外办学、教师国际交流、来华留学生等方面有待继续完善。海外办学在国家层面存在法律保障不足的弊端，无法有效支撑新时代职业院校的海外办学实践活动。教师国际交流的外事审批程序相对繁冗且存在一定的障碍，限制了新时代职业院校教师的出国出境活动。新时代职业教育来华留学政策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与其他类型教育相比在奖学金等政策设计上仍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新时代地方层面的政策设计在重视程度、导向引领、激励措施等方面有待继续完善。地方政府对职业院校对外开放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尚未将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设定为职业院校的重要发展目标。地方政府对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导向引领不够明确，尚未结合地域特征厘清发展方向，难以有效整合地方资源、发挥地方优势。地方政府关于职业院校对外开放激励政策基本处于缺位状态，无法有效激发新时代职业院校对外开放的积极性。

　　（二）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有效供给不足

　　新时代与后疫情时代相互叠加。后疫情时代全球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口激增，国际劳工组织近日发布的《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2021年趋势》报告指出：2022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2.05亿人，远超2019年的1.87亿人，新冠疫情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危机或将持续更久。作为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在校企协同“走出去”和服务弱势群体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有效缓解贫困和促进就业。那么，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必须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贫困和失业人口增加的问题，这就对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供给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供给有待继续完善，尤其要关注校企协同供给和精准有效供给。具体而言：一方面，新时代的校企协同供给在利益共赢机制、信息共享渠道、服务匹配程度等方面有待完善。职业院校缺少吸引企业积极参与的利益分配机制，难以在校企协同“走出去”方面实现利益共赢和共同发展。校企协同“走出去”的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渠道，导致服务供给效率低下。职业院校的服务供给难以满足企业海外生产与经营的发展需求，服务的匹配程度不高。另一方面，新时代的精准有效供给在服务对象厘定、服务团队组成和服务模式构建等方面有待完善。服务对象的厘定不够清晰，对青年和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不足、服务的覆盖面积不大。服务团队的人才组成单一且数量不足，缺少既具有较强全球胜任力和跨文化能力、又精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难以为弱势群体提供精准服务。服务模式的运行合力难以形成，各类服务主体的行动逻辑不一致，系统整合程度较低，增加了精准供给的难度。

　　（三）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治理能力不强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核心特征和基本要求，也是新时代提升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贡献度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宏观视角的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微观视角的职业院校治理实践。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职业教育系统，其中包含千余所高职院校和万余所中职学校，“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都源自于一所所职业院校的办学实践，并在具体实践中彰显“中国特色”。与此同时，这也对新时代职业院校的治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职业院校对外开放的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尤其要关注治理理念和治理组织的继续完善。具体而言：一方面，新时代职业院校的治理理念在领导格局与办学愿景、教师认同与配合意愿等方面有待继续完善。部分职业院校领导“吃不透”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丰富内涵，“悟不透”其长远意义，“抓不住”关键机会，结果只能渐行渐远，治理理念的完善更是无从谈起。职业院校教师有关对外开放的认同程度不高、配合意愿不强，理念的偏离导致治理能力提升的核心动力不足，难以有效开展治理实践。另一方面，新时代职业院校的治理组织在组织架构和组织形式等方面有待继续完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治理的组织架构相对分散，缺少校级层面对整体分工协作的制度设计，校内各部门优质资源的整合力度不够。职业院校对外开放治理的组织形式较为单一，校内组织的常态化合作活动较少，校际之间的创新型合作组织亟待培育。

　　三、何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实施策略

　　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这是我国中央政府把握“加快”和“扩大”、“稳步”和“有序”、“提质”和“增效”三个原则，“立足新时代、因应新形势、落实新要求”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实施策略的制订指明了方向。遵循“加快”和“扩大”的原则，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应持续完善政策设计，实现顺势而为。遵循“稳步”和“有序”的原则，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应关注有效协同供给，坚持量力而为。遵循“提质”和“增效”的原则，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应不断创新治理模式，强调事在人为。

　　（一）持续完善政策设计，实现顺势而为

　　首先，不断强化党对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全面领导，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为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强化党组织对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全面领导和党组织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发挥党员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中的带头示范作用，营造推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行稳致远提供保障。其次，继续增强国家、地方和职业院校等不同层级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衔接和协同，以政策合力统筹推进。完善海外办学、教师国际交流、来华留学生等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设计，充分发挥国家层面政策对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引领推动作用。增强地方层面政策对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视程度、导向作用和激励功能，丰富地方中观层面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模式。加强职业院校层面有关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执行力度，夯实微观层面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动国家、地方和职业院校层面政策合力的发挥，不断增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衔接性和协同性。再次，持续关注政策的落地落细，通过明确目标、分解任务、落实责任，确定时间表和任务书，确保相关政策的落实成效。加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过程管理，追踪关键指标与核心任务的完成情况，及时对时间表和任务书进行更新完善。实施问责制，直面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并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等维度对问题的成因进行深入剖析。

　　（二）关注有效协同供给，坚持量力而为

　　一方面，完善职业教育的校企协同供给机制。围绕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整合校企优质资源，搭建校企资源互补和信息互通的交流沟通平台，打造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校企协同联盟，优化校企双方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实现校企协同“对外开放”。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走出去”企业的多岗位、跨专业需求，尤其关注“走出去”企业的跨文化服务需求，协助“走出去”企业开展海外员工的跨文化培训，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咨询建议，降低“走出去”企业的海外运营风险。职业院校应参与“走出去”企业海外项目的调研和论证，配合“走出去”企业编写培训教材、协助“走出去”企业提供海外技术服务。鼓励“走出去”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海外办学方案的制订，校企协同开展海外劳动力市场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状况的调研，提高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适应性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完善职业教育的精准有效供给机制。选择适合开展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区域与国家，重点聚焦“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选择适合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项目，做示范项目而非面面俱到。根据所在国的弱势群体特征明确职业教育服务供给的内容和形式，聚焦女性和青年等弱势群体的“体面就业”与“稳定收入”，加强职业教育服务供给与所在国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促进职业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良性互动。

　　（三）不断创新治理模式，强调事在人为

　　一方面，创新职业院校对外开放的治理理念和目标，调动并增强职业院校教师参与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积极性和认同度。对于有能力、有意愿开展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职业院校，应在学校“十四五”规划和办学愿景中充分体现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理念和目标，为理念和目标共识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兼顾“授人以鱼”和“授人以誉”，完善职业院校教师参与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业绩考核标准，实施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方式，调动职业院校教师的积极性。兼顾“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遇”，完善职业院校教师跨文化能力和全球胜任力提升的方案设计，为职业院校教师提供展示自我能力的机遇和平台，增强职业院校教师的认同度。另一方面，创新职业院校对外开放治理的组织架构，营造新时代职业院校对外开放的治理文化。完善校级层面整体统筹的组织架构设计，优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机构设置，加强职业院校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整合校内各部门的优质资源，培育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校际合作组织，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提供坚强的组织基础。丰富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治理的组织形式，探索开展常态化的合作活动，创新合作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建设有利于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治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