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丨打造人才强国须加快构建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专家表示，打造人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高技能人才制度政策更加健全、培养体系更加完善、岗位使用更加合理、评价机制更加科学、激励保障更加有力。

 

　　■ 主持人 周子勋

 

 

　　核心观点：作为职业工作技能，归根结底要在职业工作环境中体现，而且也只能在职业工作环境中改进提升，所以，企业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体完全正确，也是客观现实。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俞启定：《意见》关于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明确提出要“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是完全符合高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的。作为职业工作技能，归根结底要在职业工作环境中体现，而且也只能在职业工作环境中改进提升，所以，企业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体完全正确，也是客观现实。

 

　　职业教育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类型，一直高度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也提出学校企业“双主体”的观念，但是二者究竟如何体现“主体”的作用，是贯通全局的还是各占领域或阶段性的，以及如何占有“主体”的地位，往往难以有精当结论，也不乏歧见和争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能否由职业学校培养出来？以往有中职培养一般技能人才、高职（可延伸到职教本科以上）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说法，是从学历层次划分的，不见得符合技能的掌握和提升以及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规律和路径。首先，技能的掌握提升是一个从不会到会、从生疏到熟练、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向到多面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与企业工作任务融为一体的，最终要体现为切实的工作成果，而且还要跟进产业发展、企业技术升级以及市场需求变化的形势，没有多方位的足够的实践磨练是难以成为高技术人才的。其次，职业学校进行的学历教育要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综合性的课程教学计划和刚性的毕业标准，往往难以对专业技能训练有更多更充分的投入。何况目前职业教育的中高职衔接还远不够完善，高职仍然以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这就意味着专业技能教学只能和中职一样是零起点，怎么能跨越式地培养出高技能人才？

 

　　诚然，职业学校也培养出许多技术尖子，在各种职业技能竞赛中大显身手，可以说达到了高技能人才的水平，但是仍然需要在企业生产工作的实践环境中用得上、用得好，也就是还有一个达到如鱼得水、自在遨游水平的历练过程。何况达到高技能水平的学生毕竟只是少数，就学生总体而言，只需要掌握能胜任一般工作岗位需要的技能即可，进一步提升则要在实践工作中实现了。

 

　　所以，企业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不仅体现在职后，也必然延伸到职前的职业学校教育中。《意见》中有相当具体的落实和促进的政策措施，关键还需要在针对企业的法规中列入作为技能人才培养主体的有关条款以及配套举措，使企业有法可依，守法而行。

 

　　而职业学校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中发挥基础作用也是准确切实的定位。这样就必须按照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所强调的，要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符合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高技能人才培养、技术技能的持续提升需要长期的实践过程，而且是综合性的发展。就职业学校而言，就是要自始至终将技能学习提升作为专业教学的核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对行业、企业、职业的适应性，特别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一定要坚持不懈，要防止重蹈应试教育的升学导向，否则就不可能为培养高技能人才奠定良好基础，而且背离了职业教育的根本宗旨。中高职衔接并非只是普通学历的提升，而应该是专业技术教育领域的有效衔接，对口招生应该是实现专业衔接贯通的基础所在，否则无法提升技能教学和训练层次。技能学习提升除了能力外，还需要充足的动力，所以，敬业的工作态度和事业心，特别是工匠精神的树立，也是成为高技能人才的重要素质和条件，需要着力培养并渗透到一切教育教学过程中。

 

　　总之，职业学校虽然不见得能直接培养出高技能人才，但是为学生打下尽可能良好的发展基础应该是完全能做得到的。

 

　　核心观点：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有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同时向全社会传播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宣扬新时代的社会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屈小博：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生性要素，培养高技能人才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本整体水平、优化人力资本结构配置的重要方式。生产要素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趋势，人力资本的优化需要向符合具备一定技术技能的用工需求转变。根据人社部发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多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20.4%的市场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对求职者的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但是从市场供需匹配来看，高级技能人员求人倍率高达2.43，各类用人单位愿意且能够吸纳的劳动力需求缺口主要在于高素质人才。因此，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同时，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加速了当前对技能偏向性的需求。通过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应对人口结构迅速变化而引起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快速老龄化导致产业发展的创新活力不足、延续经济增长动力的终极之道。在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的新发展阶段，“机器换人”已成为中国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遍的措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融合可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创新驱动的原动力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得劳动力市场需求越来越偏向于具有更高人力资本和更高技能的劳动者。相对于普通劳动力，高人力资本和高技能人才是稀缺资源，谁能拥有更多高人力资本的创新性人才，谁就能抢占“机器人、人工智能”新技术变革的先机。

 

　　《意见》提出“力争到2035年，技能人才规模持续壮大、素质大幅提高，高技能人才数量、结构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在这一目标任务的指引下，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亟须发挥职业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当前职业教育质量无法完全满足企业对于中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时对高职教育的财政投入不足。教育部2021年底的数据显示，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数占总体高等教育的半数以上，但是高职院校所的财政直接投入仅占整个高等教育的20%。师资力量薄弱和教育经费短缺对高职教育质量的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从塑造人才的源头着手，更加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建设，才能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我国高质量发展有积极作用。

 

　　首先，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有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对于企业来说，高技能人才建设为企业提供了人才储备的环境，有助于企业引进、雇用满足其需求的各类人才，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国际发展经验揭示，技术水平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时间沉淀，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产品、新业态、新市场并不是完全构建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因此，我国依靠培养高技能人才、发展新技术水平抢占国内的竞争市场和全球价值链的新高地还存在空间和可能性。

 

　　其次，培养高技能人才能够有效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促进高质量就业。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将达到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能够缓解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制造业行业“就业难”和“技工荒”的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重视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反映出劳动力供求关系和技能需求变化，有利于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获得更高质量就业。而高素质的劳动力具备更快的接受新知识、获取新技能、适应新技术的能力，这也为多元化经济下，劳动力以后的职业生涯提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后劳动者与岗位之间的匹配奠定基础。

 

　　最后，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不仅能发挥知识溢出效应，还有利于向全社会传播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宣扬新时代的社会进步。在培养高技术、技能型人才过程中，政策的扶持、人才培养资源和服务的优化供给能激励在校学生努力积累知识，提升自身技能水平，从而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在岗位、薪酬、晋升等方面增强竞争力。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需要创造良好就业环境，提升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使各类劳动者群体更加深刻地理解人才是新时代发展的核心资源。推动各行各业加强人才战略，促进人人学习“工匠精神”，提升了个人职业能力，彰显职业品质的进步。

 

 

　　核心观点：补齐高技能人才培养短板需要不断扩大高技能人才供给规模、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积极性、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高技能人才待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人力资源研究室副主任钱诚：近年来，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效，但在供给规模、队伍结构、培养体制机制等方面还有较大发展潜力。

 

　　一是高技能人才供给不能满足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截至2021年底，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超过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30%。但是，我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队伍、企业智能制造专业队伍、智能制造系统建设专业队伍等人才总量和结构不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人社部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为750万人，人才缺口达300万人。到2025年，人才需求将到达900万人，人才缺口预计为450万人。中智咨询发布的《制造业2021年人力资本调研成果》显示，2021年近半数制造企业人员编制扩张，智能制造人才缺口较大，如数据治理、架构师、数据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器人调试工程师等。

 

　　二是高技能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发展还有空间。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有力支撑了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每年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超过1000万人。但是，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供需失配”“大而不强”等问题。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在一些地区生源难以保证，一些地区还存在职业院校偏离职业教育定位、职业院校毕业生偏离技工岗位等现象。另外，职业认同感、荣誉感不高等因素影响了高技能人才培养。

 

　　三是高技能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有待深化。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扩招，有的学校办学急速扩大，出现办学经费跟不上等情况，企业、社会投资职业院校的多元格局还未形成。企业培训技能人才的一些机制还不顺畅，一些企业在培养通用性技能人才时还有顾虑，企业与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还存在“一头冷一头热”等问题，一些企业开展“学徒制”项目中还需要进一步调动“师傅”的积极性等。另外，受新一轮技术革命和数字经济浪潮的影响，无论是职业院校还是用工企业，在培养技能人才过程中都面临更多技能更新的挑战，要在培养目标和教培内容方面更快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变化。

 

　　《意见》提出全面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政策支持、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高技能人才工作体系，为补齐高技能人才培养短板提供了顶层设计。

 

　　一是不断扩大高技能人才供给规模。为使技能人才规模持续壮大，高技能人才数量、结构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我国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35%。通过定量方式为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定“硬指标”，为我国各地各部门传导“动力”和“压力”，将更有利于加快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

 

　　二是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积极性。《意见》指出，要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尤其是鼓励各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积极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对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围的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符合条件的投资，可依据有关规定按投资额的30%抵免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这些都是激发各类主体投资职业教育的“硬招”“实招”。

 

　　三是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多点开花”出人才。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要激发企业培养技能人才的积极性，鼓励“干中学”，加快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式培养、套餐制培训，创新校企双制、校中厂、厂中校等方式。不断完善项目制培养模式，针对不同类别不同群体高技能人才实施差异化培养项目。用好中国特色学徒制，鼓励通过名师带徒、技能研修、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技术交流等形式，开放式培训高技能人才，让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多点开花，多渠道、多方式培养高技能人才。

 

　　四是提升高技能人才待遇，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和业绩贡献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通过市场价值体现高技能人才价值，吸引更多人才成为高技能人才。同时，畅通高技能人才发展通道，积极推广“新八级工”制度，让技能人才在岗位上留得住、干得久、有奔头。进一步健全技能工人各类评价制度，完善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工匠精神培育和职业道德养成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另外，还要不断提升高技能人才职业荣誉感，通过加大高技能人才表彰奖励力度，健全高技能人才激励机制，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成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在技能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职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