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宪伟,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原校长,全国中职校长联席会主席。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中国职业教育杰出院校长”等称号。著有《选择的教育》《铺路:让学生有更好的发展》等。
“失焦”的中职与“迷失”的校长
《教育家》:您很早就提出职业教育要“变教育的选择为选择的教育”。您认为,如今中职教育从现实到理想的道路还有多远?您认为对于大多数学校而言,如今面临的主要发展困境是什么?
邬宪伟: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数份关于职业教育的文件,这在职教历史上前所未有。
从中可见国家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只是在职业教育重心高移、发展职教本科成为热点的情况下,中职教育的发展却出现了新的难点。
不少中职学校校长在“就业”和“升学”两条路径中,迷失了方向。以往,职业教育的重点在中职,中职学校有一套自己完整的、特色鲜明的教学体系,着力培养的是技术技能型人才。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的导向完全不同,前者指向就业,后者指向升学。如今,国家明确提出中职要将“就业”和“升学”并重。理论上来说,这为中职生的成长成才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中职学校在这样的形势下迎来了新机遇。然而现实是,即便有两条路径,大多数家长仍希望孩子能继续升学。中职学校原本围绕专业、重视实践的人才培养方案旨在使学生适应就业,并不适应今天的升学诉求。于是,一些校长或是丢掉了职业教育的根本,办起了职教“高考专业班”,或是感到无所适从。
这背后反映的问题,既是中职学校校长迷失方向的原因,又是他们面临的另一重要困境,即中职和高职间的接口先天缺失,职业教育体系有待完善,中职尚未成为高职的基础。在高等教育阶段,普通高校以普通高中为基础,几乎所有课程都基于普通高中开设的科目而设置,但高职院校却没有以中职学校为基础,因为以往高职院校的生源多为普通高中毕业生,所以其课程体系也基本建立在普通高中开设的科目基础上。现在,高职院校要招收大量中职校的毕业生,如何面对这些文化基础较弱,却有一定专业技能基础的学生,对高职院校也是个难题。
最关键的问题是,职教高考作为中职生最为主要的升学渠道,虽然考核内容包括文化基础、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但因为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很难通过一次考试科学评判,因此专业方面的考查往往只是走个过场,实际上考查的重点还是文化课,而轻视了职业教育特色。于是在不少中职学校里,出现了考什么、教什么的情况,最终导致不少中职生文化课比不上普通高中学生,专业能力也没学好。
《教育家》:您认为还有哪些原因导致了一些校长的迷失?他们该如何明确办学方向?
邬宪伟:长久以来,教育评价都有着筛选人才的功能,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教育评价往往以学术能力、学术思维为依据,通过层层选拔的人往往意味着更“优秀”,能享受更为优质的资源,如进入北大、清华等顶尖大学就读。从教育体系内部来讲,教育从业者习惯性地以文化课学习成绩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从教育体系外部来讲,大众看到的现实是,书读得越好,占据的资源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共识”:体系内,不少人鄙薄职业教育这条路,认为职校学生是因为书没读好才入学;体系外,大众往往给职校生贴上了负面标签。在大多数人鄙薄职业教育的情况下,职教从业者的心态、理想、信念确实很容易受到影响,进而对自身教育价值的认同不足,甚至忽视了教育的根本任务。
一次,我去某中职学校调研,这是一所当地教育管理者推荐的“好”学校,该校校长很自豪地跟我说:“邬校长,我也不指望他们成才,能够成人就不错了,所以我搞军事化管理,学生们一个个服服帖帖,都不闯祸的。”试想要是上海中学的校长,会说这样的话吗?绝不会。如果中职学校的校长只满足于让学生不闯祸,我们怎么能期望职业教育将学生培养成才?
除了职教重心高移的影响,一些校长迷失方向的另一原因在于他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不足,将自己禁锢在了当下“只能……”的错误认知中。我想无论什么时候,校长都要认真理解职业教育的价值,要研究学生、研发课程。
“精深”和“广普”孰先孰后
《教育家》:您认为中职学生的面貌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中职教育实践的变与不变中,您秉持着什么样的原则?其间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学生或故事?
邬宪伟: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招收“大中专”学生,面向高中毕业生。1986年,我们也兼招“小中专”学生,面向初中毕业生,这是我们生源上发生的第一次变化。起初我们为这两类学生单独开课,但这样教学效率比较低,“大中专”和“小中专”的学生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也想弄明白。
当时,有一门重要的化工专业课,原本“大中专”的学生在二年级时学习,“小中专”的学生在四年级学习。这一年,我特意安排了一位教师同时负责这两个类型的班级教学任务。只是因为学制长短不同,给两个班级安排的时长有差异,“小中专”学生是100学时,“大中专”学生是60学时,期末再以相同的形式加以考核。结果是两个班级的学生在考试中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高中课程的学习对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有益,有助于他们在专业课程中的学习。
那能不能让两类学生一同学习专业课程,以提高教学效率?如果可以,需满足什么条件?我们试图研究课程结构。在向上海市教育管理部门申请后,1992-1998年期间,学校开展了6年的实验。将“小中专”学生的学制设置为“2年+2年”的形式,在前两年的教学中开设高中课程,并结合学校理工科特色,开设职业教育专业试探课程。“小中专”学生使用与高中一模一样的教材,学完高中的语、数、外、理、化5门课程,并参加上海的高中会考。我在本部及当时的10个分校中开展了此项实验,结果连续6年,学生参加会考的一次性合格率都在85%以上,这令我感到欣喜。接着,学校将通过会考的“小中专”学生与“大中专”学生分到同一个班级。学生们在后两年的教学中,根据市场的需求和自身特点,选定专业方向。这两年里,两类学生在专业课程中的表现几乎没有差异。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明白了用高中这种“广普”性的教育方式有利于加速一些学生走向“精深”,但并非所有学生都适合由“广普”走向“精深”的道路。
临近2000年,这项实验没再往下推进。因为学校的生源再次发生了改变,这时中专招收的初中毕业生大多是中考成绩排名为后50%的学生。当然,不同中职学校客观上存在差异。作为一所老牌中专学校,我们虽然能够招到部分成绩好的学生,但更多的确实是成绩较差的学生。如果按以前的做法,在前两年里主攻高中文化课,很多学生恐怕很难接受。当然,可以用牺牲时间的方式来换效果。但如果给学生讲两遍,分数只能提高一点点,既是在浪费学校教育资源,也是在浪费学生的生命。这些学生中,不少人明显不喜欢或者不擅长普通高中的课程,但对专业知识或职业技能颇感兴趣。
在新形势下,学校的课程理应再作调整,关注到学生现状,探索立足“精深”的教育,而不能将中职学校办成“亚高中”。
对有明确职业专长的学生,学校因材施教,试行“完全学分制”,通过设立工作室等形式支持其深入探索。比如14级软件班的学生小郑从小喜欢各类航模、参加各种科技活动,初中时就有发明创造的意愿。他明白,要想发明出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物品,必须掌握信息技术。入校后,小郑在专业学习中极为投入。在学校的支持下,他在校园里开设了工作室,在实践中领着其他学生搞了不少小发明。
学校有一处池塘,每学期要换一次水。一天,小郑找到我:“邬校长,一学期换一次水还挺浪费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拨2000块钱,我们给学校做一个过滤系统,之后就不用再频繁换水了。”我一听,马上拍板同意。一段时间后,他果真带着工作室成员做了一个池水过滤系统,并顺利通过了专业标准的验收。过了一年,小郑发现了新问题。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过滤系统中的滤网容易堵塞,需要定期清洗,这也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程。他又带着成员们琢磨起来,发现可以利用生化反应处理水中的杂质,于是学习起相关知识。在化工系老师的点拨下,他们又解决了滤网清洗的难题。直到现在,学校仍在使用他们发明的这套过滤系统。
对成绩靠后的学生,学校应想办法充实其生活,重塑其信心。2000年左右,我创办过一个管乐班。起因是当时在与一位知名中职学校校长交流时听到了一句话:“一个孩子要是在学习成绩上非常差,那么在各个方面都不会太好。”体系内的从业者都有此类观念,令我倍感难受。我想通过事实有力反驳这类偏见。
那年我们一共招收几百个学生,我将其中成绩最差的45个人组成了一个班。当时有老师说我“疯”了,但经验告诉我,即便是再蛮横的学生,只要将他们多余的“能量”用在对的地方,也会有不错的表现。我安排他们每个星期用两个下午学乐器,他们不识五线谱,简谱也有人不认识,按说学起来并不容易,没想到他们对吹吹打打很感兴趣,学得非常起劲。我常去看他们排练,一开始的表现确实不佳,基本是胡乱弹奏,渐渐地就能吹成调了,有节奏了、有和声了……这时我总会顺势夸一夸他们。这些学生从小到大被骂惯了,听到校长常夸自己,就想表现得更好。
两年后,这个管乐班在上海音乐厅办了一次专场音乐会,并公开对外售票。舞台上,学生们绽放出令人难以忽视的光彩。那场音乐会结束后,一位母亲闪烁着泪光向我表示感激:“从小到大他没少闯祸,每次接到老师的电话,我就心惊肉跳,想着孩子是不是又打架了。没想到他现在能表现得这样好。”这些此前未曾被期待的学生,经过适宜的中职教育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他们之中,极个别的继续学了音乐,其他的也都有了不错的去向。
这个时期的教育实践中,我们或是看到专注“精深”的学生拥有了自主学习的意愿与能力,逐渐走向“广普”性学习;或是看到被大众所放弃的学生,重燃了希望的火种,有的走向了“精深”,也有的走向了“广普”。
基于不同阶段的教育实际,中职教育从业者要不断进行探索。我们在这样的进程中,改变的是具体的课程和教学,不变的是“一切为了学生”的理念。
可以说,中职为从“精深”走向“广普”的人才铺设了成才之道。每个人都有“天赋”,只是在发展的速度、形式等方面有所差异,中职学校要尊重学生的固有差异,以最适切的方式使他们“就业有优势,创业有能力,升学有希望,终身学习有基础”。但又不能以“打地基”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发展。因为,为人打基础就像在种树,树根起初扎得浅一点也没关系,如果有适宜的阳光和雨露,那根就会越扎越深,人也会越来越好。
守住职业教育的“根”
《教育家》:对于怀有教育理想的中职校长而言,该如何面对当前的发展困境?
邬宪伟:首先,是坚守育人初心。职业教育工作者同样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发展需要。此外,在开展基于学生需求的探索时,应将眼光放得长远些,即便面对批评、遇到挫折,也不妨坚持下去。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江苏省一所中职校申报的“五年贯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获得了特等奖。而在最初开展实验的十多年中,他们曾经历各种坎坷,经受各方质疑和批评。
其次,是守住职教的“根”。中职教育一定要有校企合作的双主体,工学结合的实践性和能力本位课程三条根系。要为学生的“精深”发展服务,无论学生的目的是否为升学,考核也一定不能轻视职业能力。学校应开好专业课程,不过度被一时的升学呼声所裹挟。因为即便学生的主要诉求是升学,学习专业课程也同样很有意义。比如学生可以在制图、金属加工、电工电子等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具象化物理知识。先懂得具体的运用,再深入了解原理,这是中职教育的鲜明特色,也更符合大多数中职生的认知特点。
最后,是坚持职教之道。现在一些中职学校的校长迷失了方向,其主要原因是职教高考制度尚未完善。深化改革将为校长们的治校策略提供方向。2023年4月,教育部职教司的一位专家在上海举行的职业教育相关会议上发出呼吁,要让未来的职教高考选拔出就业能力最强的学生。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注意到中高职之间的接口错位问题,可以说,“升学”与“就业”的导向将趋于一致,中职教育理应更为重视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以匹配高职阶段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
作者:邬宪伟,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原校长,全国中职校长联席会主席。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中国职业教育杰出院校长”等称号。著有《选择的教育》《铺路:让学生有更好的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