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基本形成中高等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纵向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但由于尚未辐射到研究生教育层次，衔接制度设计并不完善。随着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将我国职业教育定位上升到支撑国家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源提升，推动终身学习型社会建构，联动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内驱动力的“大有可为”的战略高度，完善职业教育升学通路已然成为强化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
我国已基本形成中高等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纵向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但由于尚未辐射到研究生教育层次，衔接制度设计并不完善。随着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将我国职业教育定位上升到支撑国家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源提升，推动终身学习型社会建构，联动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内驱动力的“大有可为”的战略高度，完善职业教育升学通路已然成为强化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观照，理性审视我国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困境，并提出可行之策，可以切实拓宽我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丰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强国、教育强国和技能强国筑基。
一、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多重逻辑
（一）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历史逻辑
1.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探索中高职衔接方案。90年代末，我国职业教育顺应扩招热潮在部分地区以试点院校和专业的方式探索专本间的专业群衔接、贯通培养和一体化培养等衔接模式，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1世纪初，《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等政策引导各地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向“现代化”方向集聚。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我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其衔接体系也逐渐从提倡“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积极探索高端技能型人才专业硕士培养制度”过渡到“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整体性规划。站在从现代化建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向节点，建构“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的学历梯度格局，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质培优的重要举措。
2.强化和突出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现实需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早已指出要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此后，我国在多地大力推广中高职“3+2”分段衔接试点，多个省市也因地制宜推出中高本衔接方案。党的十九大以来，职业教育在突破专科“封顶”的单一类型教育供给过程中逐渐明确类型特征，并将学历与资格证书的有序绑定提上改革日程。2019年，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的出现为我国职业教育强化类型定位提供了新平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更是直接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因此，应引导职业院校在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内涵和外延设计上增强适应性，以终身教育理念完善衔接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将自主培养宽口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以及促进科技自立自强打造成职业院校的特色品牌。
（二）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理论逻辑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为根本依循的政治逻辑。一是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要重视国际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中的ISCED3和ISCED6分别对应我国的专科和应用型本科，并设计了直通硕士阶段的课程要求。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职业教育学历衔接制度、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和学位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引导我们在国际借鉴的同时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国情和制度特点为基本立场进行改造。二是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要强调本土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思想，指导我国职业教育要始终关注广大学子的升学和就业需求，并为其创新本土化人才培养新理念、新政策、新方略提供理论和方法的遵循。
2.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引领职业教育人才高质量培养的价值逻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质”的规定包括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则是培养能实现职业性与学术性互融的高学历应用型人才。两种教育层次的一脉相承以及对人才培养“质”的规定的一致性既为构建专本研衔接体系提供了内在依据，也将其价值引向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职业教育完善衔接体系价值在于激发技能型人才在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普遍化发展，以及在个人天赋、才能、理想等方面的多元化生长，通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高质量境界。
3.发挥职业教育职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能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职业教育能否履行基本职能决定了其能否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我国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已经逐渐饱和，各种高新技术岗位开始兴起，强调智能、绿色、服务的中高端劳动力市场需要吸纳高学历技术技能人才适应生产结构的复杂性调整。从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来看，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可从内在协调性上整合院际、院系间的职能结构；可从外在功能性上提升职业教育与新经济和新业态的契合度，形成高度协同的共同体育人机制；还能推动社会“轻视职业教育”的文化嬗变和观念更新，向世界树立中国职业教育的良好形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蓄势赋能。
（三）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实践逻辑
1.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要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贯彻“德技并修”的教育方针，服膺于“技能中国行动”。一是衔接设计要主动对接国家、行业和地方“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领域或服务领域，遴选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新增的智能机器人技术等能服务国家战略、紧密对接现代产业需求的专业。二是制定的人才衔接培养目标和课程方案等要融入爱党爱国文化，用中国特色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和实践观铸魂育人，培养勇攀技术高峰的时代新人，支撑我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宏图伟业。
2.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新时代教育政策应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和引领性。一是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面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新技术产业升级，要求政府、院校和企业共同重视教育基础性、引领性地位，为了未来向社会提供不同类型和技术特点的智力服务而对部分志向远大的专科生提前“育苗”。二是职业教育创新要具备前瞻性。构建完善的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可以有效缩短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周期、缓解学生就业和求学压力、加速原始创新成果产出、为实现弹性学制和创新人才可持续发展提供前提，彰显现代育人制度优势。
3.构建“优质均衡的现代化教育格局”。从政策颁布视角来看，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从顶层设计到细节落实彰显的是我国“普及、共享、人本、传承”的大教育观，有利于帮助专科生升值人力资本、实现阶级流动和参与优质资源分配。从教育立法角度而言，健全的法律法规可以保障专本研衔接制度的落实，引导职业教育变革带动经济、科技、产业等方面的立法定责，间接引导高校分类发展和育才。从教育公平立场来说，我国高等教育公平进入新时代以来就从需求端的“补偿性公平”过渡到供给端的尊重学生自由意志的“差异性公平”，为专科生完善升学渠道体现了全民共享现代化教育成果的“共同富裕”原则，有助于构建更优质均衡的现代化教育格局。
二、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现实困境
（一）制度衔接困境：政策和机制不健全，难以贯彻科学评价人才的理念
1.政策不完善影响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深度衔接，不利于畅通技能型人才分流渠道。一是我国尚未建立既既对接国际又彰显特色的国家资历框架。作为融通各类型教育和职业培训等的“立交桥”，国家资历框架的缺失导致学生升学时难以对各类资历、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准确分类定级，妨碍了职业教育学历学位证书体系、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有效衔接，影响了1+X证书互认制度和学分银行制度的开展，导致不同院校间要实现转学机制或不同院系间要进行跨专业培养困难重重。二是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不健全。我国专科学生只能拿到毕业证，想攻读博士学位也只有教育、工程、口腔医学、兽医、临床医学和中医学六种专业学位可供选择。虽然《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对中高本三个层次的同类专业强化纵横贯通进行了一体化设计，但各阶段专业名称的错位以及学位的不贯通依旧影响着专业衔接和人才分流。
2.外部保障机制不健全，教育主管部门和人才培养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机制障碍，不利于塑造科学评价人才的导向。一是缺乏专本研衔接的法律制度、管理细则和操作规范等纲领性文件，地方政府或相关院校不敢贸然创新制度安排。二是市场招聘机制不够规范，存在就业市场对专科生“第一学历”隐性歧视、教辅行业盲目鼓吹专科生升学等问题，影响了技能型人才成长走向长学制发展。三是职业院校在学术研究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缺乏政府引领的相关学会组织、会议活动、期刊方阵对人才衔接培养提供的足够的学术支撑。
（二）平台衔接困境：政校企协同的黏性和共性不足，难以激发吸引人才的潜能
1.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引领作用不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兼具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培养目标直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未来开展应用技术人才贯通式培养的主要阵地。但其主要由专科高职院校独立升格、独立学院和高职院校合并转设，或者由独立学院转设而来，在发展经费、项目申请、设施完善、招生权限等方面的自主办学能力不足，且数量有限、社会认可度较低。此外，随着普通本科原有的开办网络教育、成人自考等大众化教育任务被转嫁给职业院校，本科层次职业院校也存在摆脱人才培养与普通层次院校趋同的压力。总之，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有限的引领性影响了多元主体的凝聚。
2.政校企协同育人功能不强。“职教20条”中提出，“经过5—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所以，职业院校贯通育人必须具备跨界特性，实现政校企协同育人。但由于政府、院校和企业在育人的理念与评价指标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协同育人成效不佳。一是政府受制度性程序以及资金总量的限制，加上与院校和企业在育人方面尚未建立完善的资源分配机制，政策运行过程中容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二是政府、院校与企业利益诉求不同，三者并未建成完善的反馈机制。所以，尽管政府有心推动，但企业和具有硕士学位点的普通高校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却不高，严重影响了政校企协同育人的成效。
（三）招考衔接困境：分类考试的招生制度不够完善，难以凸显公正选拔人才的尺度
1.招考方式和手段不完善。我国中高本衔接目前有统招专升本、高职与本科院校合作对口招生的贯通培养、高职与本科院校或多个院校合并通过签订协议联合招生的一体化培养和专科学生通过合格考核升入本科院校对口专业的专业群衔接培养四种模式，尚未涉及衔接研究生层次的有效选拔。贯通培养强调学生的前置学习基础和技能水平，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特色的职教高考显然更符合选拔专科长学制人才的思路。但职教高考大多限于省域内衔接模式的合理补充，且标准不一。专科生要攻读研究生学位也只能以同等学力、统招专升本、自考专升本三种身份参与研究生入学考试。面试中很少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操作技能，更没有将职业资格证书纳入考试范畴。此外，很多院校忽视了信息技术对学生开展增值评价和多元评价的辅助功能，对学生升学综合面试或者综合素质评价时无法实现数据共享，很难完整复现学生的真实水准。
2.招考生源、身份有限制。一是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招收中高等职校生生源不足。高职院校的稳定生源大多来自中高职衔接项目、提前批次招生或单考单招，而职业本科院校的主体生源则以普通高中输送为主，导致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招收的大量普通高中生源并非进行长周期培养的最佳选择。二是报考身份限制。尽管国家鼓励“更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加入高职院校阵营，但现实是专升本处于有限开放状态。譬如，山东省2023年专升本只面向应届专科毕业生以及应征入伍地是山东省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还需要具有校荐生、自荐生、建档立卡家庭考生、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大赛保送生五种考生资格之一。此外，许多高校研究生招生也明确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或对专科生提出外语、科研成果和额外加试等硬性要求，意味着专科生通往研究生学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且处于弱势地位。
（四）课程衔接困境：一体多面的课程和教学未形成，难以发挥精准培养人才的优势
1.“双师型”教师和培训机制缺乏，影响课程优化。“职教20条”指出，到2022年，“‘双师型’教师（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总数超过一半以上”。而能同时承担专本研层次教育的“双师型”教师往往需要更多元的专业背景、更高级的学位水准、更国际化的专业视野和更现代化的育人理念。“双师型”教师队伍与课程优化互为依存。一是“双师型”教师可以为课程内容和教学设计提供多元思路；二是课程优化可以促进教师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提升。然而，尽管部分院校已将硕士学历作为教师招聘的基础门槛，并对企事业工作经历、技术职务或职业资格提出了明确要求，但现实往往需要降格录取；同时，大部分职业院校引入行业企业师资力度不足，且他们缺乏教育教学经验。此外，“双师型”教师培训机制和考核机制缺乏，制约了“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影响课程优化。
2.课程结构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一是职业院校“谋业”取向的人才培养方案基本仅考虑企业需求，课程内容与前沿或生活经验脱节；同时，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不足也加剧了课程割裂。二是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但目前课程开发未能对核心素养培养进行针对性设计，专本研的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很少综合本科院校、一线技术人员、行业专家和管理层级的力量。三是以“项目制”教学为特色的“第二课堂”运用不足。相比普通课程，技能型人才从课题实践中获得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为对口，但目前职业院校获得的基金项目不足，限制了实践课程的开展和精准教学。
三、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创新路径
（一）塑造先进理念“评才”：依法治理，制定配套政策和保障机制
1.制定配套政策，明确人才衔接评价标准。一是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资历框架，引导1+X证书制度与国家资历框架互融。同时推进学分银行建设，通过积极创建校级学分银行以及省域级学分银行管理中心推进试点工作，完善账户注册管理、 课程资源导入、学分转换标准、校际省际互认制度，将人才衔接评价的细则和操作落实到位。二是参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编制一体化专业目录，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三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探索专科层次的“准学士”“副学士”制度，助力职业本科划归学士学位制度体系，使职教学生的专业和学位衔接得到官方保障。
2.健全外部保障机制，改善人才衔接评价环境。一是政府要推出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相匹配的教育政策，鼓励各职业院校以科学评价人才为重心，发布《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工作方案》和制定《专本研行动计划》等试点方案，以横向协作的方式建立起相互融通的人才评价保障机制。二是政府要进一步下放生源管理、专业设置、资格准入和淘汰等办学自主权，引导各教育厅将评价技能型人才列为专项工作，指引各职业院校联合普通本科院校对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模式、招考方式等展开全方位人才衔接评价改革，从院系交叉、师资建设、完善助学体系等维度重构育人生态。三是职业院校要协助政府加强对其教育特色及其升学通道的宣传，并与政府和企业合力出台各行业的人才核心素养，推动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就业歧视法》等。四是通过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等机构搭建的平台和职教类期刊等媒介，分享和宣传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硕—博”贯通式培养的先进经验。总之，要以新职教法为统领，稳步推进多学历层次相互兼容的配套政策和保障机制，以科学人才评定助力人才分流。
（二）激发平台潜能“引才”：协同共生，搭建多主体合作平台
1.增加职业本科院校数量并提升其关键办学能力，从内部协同增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引领性。一是鼓励部分办学突出的“双高”院校或办学特色明显的区域院校吸引高水平师资。具备一定实力的职业本科院校可以在学科相近的原则上自设符合校本特色和社会需求的专业，将长学制培养转化为吸引学生就读的筹码。二是构建贯通人才培养方案。职业本科院校不但要积极申报研究生学位点和研究生推免资格，还要为学生参与科研和上位课程的学习设计配套政策，形成贯通培养的合力。三是与兄弟院校建立人才协同培养机制。以知识、技能和素质贯通为目标，结合1+X证书制度，打造一体化课程体系。四是不断拓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协同培养或交换生项目，吸引部分有海外求学意愿和升学意愿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
2.绘就政校企平台育人“同心圆”，以外部协同将之建设成引才标签。一是政府要发挥服务、协调和监督的职能，协同本地职业本科院校和骨干企业建造“双元制”产教融合平台、省级公共实训基地、创业基地或创新科技研发平台、研究生工作站和博士后流动站，探索“多主体嵌入”的应用型人才协同培养模式。二是推动职业院校与一流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专业学会和期刊媒体等形成育人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明确多方协同的合作理念、权责和分配机制。政校企要通过知识和资源共享、科研与项目合作、岗位提供和专业培训等方式促进对不同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专业化衔接培养，如充分利用行业指导委员会的优势，参照已发布的行业人才需求预测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共同制定学生“入学—实习—就业”的一体化服务，使政校企以扩大“招生即招工”的现代学徒制试点为依托，吸引并培养支撑新兴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人才，形成具有双向孵化功能的多主体平台和区域特色产教联合体，为三方协同提供内生动力。
（三）把握科学尺度“选才”：因材施教，完善多元招生录取机制
1.采用多元化招考方式和手段。一是摸索多样化、弹性化的衔接培养政策。推动职教高考成为专科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招生的主渠道，全面推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办法，由教育部出台考试大纲并统一阅卷。在考试中增加资格证书的认定、参考世界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含金量高的竞赛经历，更好地在入口段筛选学生技能，为因材施教奠定基础。二是支持优质职业院校与先进企业或普通本科院校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一流大学或高水平理工院校可以将优势或紧缺应用型学科向职业院校开展对口支援或联培项目，对经济落后地区招收定向生源，对部分学科试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申请考核制度；并以订单式培养的方式为学生制订培养方案，将优势资源集中，为因材施教提供支持。三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赋能考试选拔科学化，贯通专本研阶段的选才和评价质量。我国职业教育人才众多，要实现因材施教必然需要信息化技术的辅助。例如，运用信息技术将过程评价、结果评价、综合评价都纳入职教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制度中，以可视化技术呈现学生培养全过程的学习质量，帮助院校在因材施教过程中更好地把握学生的学业情况，进一步选出更合适的人才。
2.积极破除招考生源的身份限制。一是增加职业本科院校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比例，提升职业院校拔尖人才直升本科层次或研究生层次院校的就读规模，推动政府和高校扩大招生渠道，吸引更多有志于从事技术型职业的人参加职教高考。从“选才关”引导学生结合差异性需求选择发展道路，是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因材施教理念的体现。二是职教高考和研究生招考最终要成为将个人需求与国家战略结合，体现公平与效率的人才引流“大枢纽”，必须放开职教高考报考限制，结合乡村振兴等国情扩大招录农村学生生源比例和区域比例，扩大本研贯通招生培养规模。但也要注意不能为了教育的普及化和职业本科的扩张而盲目放宽招生门槛，方能使现代大学开展因材施教与国家战略规划和学生发展紧密结合，彰显选拔的科学性。
（四）发扬人本优势“育才”：以人为本，形成一体化课程和教学体系
1.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一体化课程与教学体系不仅是糅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更是调动师生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合作。一是优化教师结构和培训机制。以“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21—2025年）”为机遇聘用行业或企业内部知名的技术骨干作为兼职导师，提升“双师型”教师比例。职业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都可以与企业共同搭建优秀师资培训以及学生培训孵化基地，安排教师和学生定期到行业一线考察，以“高校—企业—教师—学生”四位一体共同推进课程优化。二是强化教师现代化教学能力。教育部应出台《职业本科院校专业教学规范与标准》等指导性文件，引导教师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为学生设计包含实训教学和研修交流等功能的教学模块，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推动教师在学术性的教和学生研究性的学中创建教学学术共同体。
2.系统设计课程结构。要形成难度逐级递升、学术和技能并重、具备前沿性的专本研衔接体系。一是搭建一体化课程框架。低年级可以按照专业大类或一级学科设计课程模式，形成专科阶段重视基础知识和技能，本科阶段注重技术和智能导向的综合素质课程，研究生阶段聚焦培养学科问题意识和创新能力，且包含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技术课程、通识课程、跨专业课程和人文伦理课程的一体化课程框架。二是引导一线技术工作者、专家、职业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的教师共同参与课程开发和教材编撰。在课程计划增列STEM教育、人工智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就业创业教育等权重，将各行业所需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内容纳入专业群课程建设中。三是引导有科研潜质的专本科学生在学制末期进入课题组，以持续性的课题衔接助推产学研深度合作。邀请一流行业专家和研究生导师成立项目小组或实验班，以项目制为核心发展交叉学科和学科群联合培养，在相似或相通专业的岗位和能力要求上制定通用标准，逐一分解为理念、教学、课程和评价层面的对接。通过举办专业技能竞赛和承接课题项目等方式帮助专科或本科阶段的学生提前进入科研训练，采用实验室轮转机制让学生体验不同学科文化和导师指导方式，形成人员和结构的一体化。
杜剑涛，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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