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引发无数人感慨，但感叹之余，不知人们是否意识到：个人的生活节奏并非完全由自己主宰。作为一个社会人，个体的时间结构、工作和生活节奏，只有一部分甚至很小一部分可由自己掌控，更多的是由社会的时间结构来限定或支配的。
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引发无数人感慨，但感叹之余，不知人们是否意识到：个人的生活节奏并非完全由自己主宰。作为一个社会人，个体的时间结构、工作和生活节奏，只有一部分甚至很小一部分可由自己掌控，更多的是由社会的时间结构来限定或支配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吟唱式发问提醒人们：存在于时间中的个体，能否对时间与职业、时间与教育 — —这一纵观个体生命历程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存在”进行认真反思，从社会学角度思考时间变量在个体的职业工作及其在教育学习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而能从容地应对变化、积极塑造主体自身呢？
学习国际上社会学对时间的研究，笔者有些许体会，望引起人们对该研究领域的重视，从而为职业教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扩展新视野。
一、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理解
人们常将时间理解为具体的、可定量测量的物理单位，即从时钟时间的意义上来理解时间，如将其分为秒、分、小时、日、月、年等。古代通过诸如熏香、沙漏、日晷、水流的“前”和“后”对比进行时间衡量，因此，通常理解的时间，指的是自然时间或物理学上的时间。借此虽可有效地理解各种物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时间的本质。因为作为物理现象的时间的过程计时，是以观察得到的运动为基础进行的。尽管时钟时间是人造社会秩序的象征、社会生活节奏的指标，但实质上，只有在人类与社会的互动中，时间才有意义。由此，出现了对“某些社会现象的变化和运动”加以描述的“社会时间”的概念，并出现了以英国学者约翰·哈萨德（John Has?sard）主编的《时间社会学》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专门研究“社会秩序”的社会学子学科。该研究涉及“时间和社会实践概念的哲学分析、社会时间的结构和社会意义、近现代社会时间意识、社会时间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社会时间与社会活动如工作和组织的关系，以及特定种族和文化中的社会时间视界，等等” 。
笔者以为，若将时间看作自然时间或称为形式化的时间，那么个体受时钟时间约束；若将时间看作本质时间或称为实质上的时间，那么个体则有与情境相关的时间体验。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旨在将人与世界联系起来，亦即将主观时间如生活世界的时间结构，与客观时间如社会活动的时间结构联系在一起。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社会学和哲学领域，时间又被分为：一是天文时间，其特征是统一性和同质性；二是社会时间，其特征是非连续性和多样性。天文时间是形式上的时间，是可以推论的；社会时间则是实质上的时间，是无法推论的。社会时间，即存在于个人世界中的现实的、具体的和客观的时间。首先，个体与其对生活过程节奏的体验联系在一起，而生活过程是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展开的。其次，个体与其对集体活动的节奏体验有关，而自身活动是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与集体保持同步的。由此，基于社会学的观点，与个体一生紧密关联的时间这一变量，其与职业以及教育之间，发生了什么反应呢？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二、关于时间与职业的关系
职业是社会时间中的事件，是个体的职业生涯规划与时间观念、人格发展与功能调整之间的纽带，是个体为适应某些职业的时间而“在世存在” 的现象。
职业与社会分工并行发展，且与相关知识和技能系统化传递的发展齐头并进。由此，获得进入职业世界的相关职业资格，则因社会劳动分工导致其与职业的传统、地位和逻辑紧密相关，也与获得职业后的工作过程、自由度和权力的不同紧密相关。因此，职业作为一种社会模板所具有的选择效应，使得特定的技能、知识和态度能够为特定人群发展奠基。显然，职业承担着社会整合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限制了基于时间的主体行动的可能界域。
社会学将时间理解为社会机构或制度的产物。人们通过与机构或制度打交道的经历，认识和了解时间的概念。对不同职业的时间研究，需要将职业本身理解为历史情境下的社会建构，它总是与一个社会的具体发展阶段相对应，且包含文化和历史形成的时间概念或观念。职业总是被某些时间概念所支配。这些概念或与它们出现的历史时代有关，或与其形成的某些时间段有关，抑或与其所属的社会子领域的某些时间概念有关。
个体要实现自己的生涯计划和人生目标，必须通过职业来实现。这是因为，首先，个体要通过职业这一媒介，从自然人成为能确保自我生存的职业人，就必须接受职业时间的规定进行工作。其次，个体要通过职业这一载体，从自然人成为适应社会生存空间的社会人，就必须接受群体既定的时间行动的要求。最后，个体要通过职业这一平台，从自然人成为主宰自我发展轨迹的“自在”人，就必须对本己的时间存在加以控制。这就在时间的约束限制与时间的自由占有之间出现了张力。所以，个体在职业中的时间体验，将始终处于“在时间中存在”的客观时间的束缚与主观个体意欲“走出”时间桎梏而获得解放所产生的博弈之中。要化解这一悖论，需要对时间与职业的关系有一个清晰、自觉的把握。
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所沙普菲尔-凯泽（FranzSchapfel-Kaiser）博士在关于“职业有其自身的时间吗”这一示范性研究课题中，对职业与时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开创性探究。他采用了基于生涯访谈的定性调查设计，选择了四种职业 — —电车司机、助产士、（建筑）项目经理和艺术家，聚焦于职业与时间的相关性研究。选择这四种职业的基本原则是：一是有严格的时间行动和线性时间方案的电车司机；二是为遵循自然时间开展行动的助产士；三是对时间利用和绩效可进行优化调整的建筑项目经理；四是具有创造性冲动（灵感）而随时实施行动的艺术家。其研究的假设是：不同职业有不同的时间观念和处理工作时间的要求。尽管在该质性研究中，每个职业只有4名受访者，但由于访谈采用高度标准化的问题进行，所以这一工作对进一步展开时间与职业关系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研究表明，4种职业中的每一个体对时间都有自己的主观体验，时间与职业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这是因为，作为社会建构的职业，每一个从业者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世界，由此各自产生不同的时间概念。
电车司机代表受时间约束的职业，其工作时的行动路线有着非常严格的时间规定。因为电车系统与环境的时间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管制”的。若把电车旅程看成一个封闭空间，乘客进入后就受制于其所承担的规则。电车司机的能力在于使自己的行动路线适应预定的几乎以同样形式反复出现的时间模式。争取按时到达是其工作的核心，他们必须在事故突发情况下保持冷静和友好的心态，并尽可能考虑乘客的利益。显然，电车司机的时间不是本己的时间，而是他者规制的时间，也就是说，其职业时间从属于规定：从既定要求的工作时间中走出，与重新找到工作时间之外的生活时间是同步的。
助产士代表与自然时间过程打交道的职业，受生命自然节奏形式的时间约束。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有很高的自我认同感，但具体的职业时间却是可灵活安排的。因为助产士认为，经由分娩的自然过程来安排时间是明智的，故无法计划自己的行动路线，自身作为分娩过程的执行者，实际上是把自己生活的时间让渡给工作。这一职业没有对工作时间提出严格要求，因为分娩有不同的持续时间。助产士的表现不是根据数量而是质量来衡量的，亦即要求分娩过程应尽可能地减少对母亲和孩子的损害，故其职业时间从属于非计划性的时间。建筑项目经理代表那些通过工作项目的计划和实施，将自己和他人的时间整合到自己设定目标的计划时间之中的职业。项目时间可细分为中间步骤和子目标。守时与否、进度如何、速度快慢等，都由其支配，故具有规划自己和他人时间的能力，并可根据专业性和功能等级建立起与外界如建筑材料供应、商业伙伴或能源供应企业之间的时间逻辑，并要求其根据合同“强制”执行计划时间。从系统论角度看，社会子领域时间被控制了：在确定其自身时间逻辑内部化的同时，对社会其他子领域时间也进行了调定，其职业时间被视为一条延伸到未来的线。因此，项目经理认为自己不仅是工作时间的塑造者，也是工作之外自己生活的塑造者。
艺术家代表对自己的时间有强烈个性取向的职业，其行动是面向自己感觉的。艺术家职业具有高度个性化的形象，这一群体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独立致力于自己爱好，并尽可能地远离有组织的群体性休闲活动，人生计划均以其职业目标为取向，其创造力与自身时间保持动态的一致性，并常常在艺术行为中“迷失自我”。尽管如此，艺术家的生存依然受到必须赢利的工作以及睡眠和饮食等生活时间的限制，因为艺术作品的认可取决于观众，其意欲获得可自由支配时间的高地位，与其对市场的高度依赖性密不可分。这也就决定了艺术家虽可自主地度过生活时间，但也不得不经常被打断，而在与艺术非直接相关的时间去工作，以谋生。
通过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时间与职业的关系存在以下几个异同点：一是职业时间由他者支配。电车司机和助产士的职业时间是由他者支配的：电车司机受制于社会时间结构，而助产士受制于自然时间结构。两者都将时间集中在他人的目标或福祉上，即按时到达目的地或顺利分娩。其工作时间的起点和终点都由他者决定，因而两者都非常关注当下，没有为未来制订长远计划，其职业行动的特点是永久重复，时钟形式的时间对其非常重要。二是职业时间由本己设计。项目经理和艺术家的职业时间是由“本己”设计的：在时间方面存在相对高度自由的特点，有能力实施自己的目标，并可在自己的时间内创造新事物。两者都面向尚未实现的未来，但项目经理有一个清晰的未来并朝着这个方向反复起草或调整行动计划，还要同时做几件事；而艺术家则面向当下，专注于自身的创作行动，因为其未来的作品只能在艺术过程中形成。
由此可见，不同职业产生了不同的时间体验：时间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为所有的个体同步共享，其因职业不同而面临不同的时间负担。要调和本己的“内部”时间与制度化的“外部”时间的要求，从业者作为职业行动的主体，其生活不仅与“职业时间”相关，也与个人的生涯以及与未来有关的经验和意图相关。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个体成为自己时间结构的代理人。
这一研究表明，虽然“人们对日常时间的理解是基于时钟时间形式”这一观点非常普遍，但基于社会建构的职业，却决定了每个人的工作世界和生活世界，因而个体必然产生不同的时间结构体验。个体也因此需要具备“在时间中存在”的不同能力。如果职业对个体的“时间能力”有不同要求，那么个体就可根据自己的时间体验，对希望从事的职业做出更好的选择。因此，将职业中的时间结构作为反思的主题，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时间与教育的关系
教育也可视为时间中的一个事件，但同时又是具有时间特征事件的塑造者。时间和教育之间存在着充满张力且相互构成的关系。时间是教育过程的一个条件因素，人类通过学习或教育与时间发生特殊关联。
教育概念与时间概念之间的这种关联，实质是通过教育和学习，在人与世界之间实现了与时间互动的“联系性占有”。教育的形式、内容和范畴，是以时间的前进方向展开或被展开的。显然，教育与时间也就成为教育学话语的主题：教育和学习需要时间。时间是教育或学校的组成部分，其作为教育学的基本形式不可缺失。教育或学习，是人类在时间中的行动，是时间特定的使用形式，是教育的必然前提和运作方式。时间在教育学过程中、在终身学习中、在主观体验中发挥着多方面作用。但直至现在，教育学对时间问题的研究还很少或只是部分涉及。人们长期以来对时间与教育关系的看法，主要通过经验性的教育研究来表达。在许多对时间的实证研究中，时间只是作为记录参与教育的量化指标出现，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布的关于教育的报告。尽管目前教育学已不能无视时间的存在，然而一个全面的教育时间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要系统地澄明时间之于教育的作用，需要开展教育学中的时间理论 — —时间教育学的研究。
在社会学维度和哲学维度，时间是意义的“地平线”，既意味着起始也意味着结束、既永远存在又永远无法到达。学习同样也是意义的“地平线”，因为学习是意义的生产者，这正是教育学的本质。个体通过学习，将对世界包括对职业的解释和体验，与对世界包括对职业的塑造和构建融为一体。所以，学习导向未来，通过学习，可触及对未来职业和生活“想象的价值”，进而消解对未来可能出现不同结果的“或然性假设” 。这种通过教育可能掌控或然性的意义，被称为“知识”，其将在未来的时间帮助学习者实现自身的生涯发展。教育学中的时间既是一种结构性—实用性的秩序措施，呈现为工具性特征；又是一种体验性—情感性的主体意识，要从教育的人本性来理解。这意味着，社会创造的时间结构与主观体验的时间性将在教育中相遇。
关于教育学中时间的行动层次，德国汉堡哈尔姆特·施密特大学施密特-劳芙（SabineSchmidt-Lauff）教授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予以了详细阐释。教育的宏观层面需要建立规范的时间制度。时间制度是教育政策必须建立的制度，时间制度概念是时间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所谓时间制度，指作为社会规范的行为和导向的措施，亦即将时间的社会特征如学期和假期、开关门时间、法定节假日等社会和集体的规范、协议、框架视为时间制度。人需要不断接受教育，才能实现自我改变。为此，需要针对人生的各个阶段，在教育政策层面建立相应的教育时间制度。教育的中观层面需要建立合理的时间结构。时间结构是教育计划的时间使用原则。教育时间的使用需要关注诸如序列、频率、持续、同步和停顿等涉及教育的重要时间结构因素。集体接受的、有框架的学习时间所确定的时间结构，可以实现具体的、真实的学习价值。除了机构性的、与学历相关的和教学论式的正规教育的时间结构之外，还必须找到其他“变体”，为整个生命期的学习和教育服务。面对当今加速发展的社会，教育被视为追求合理化的“减速”媒介，需要建立与加速发展的社会相适应的时间结构。教育的微观层面需要遵循互动的时间逻辑。时间逻辑是教育实施的教与学的节奏。教与学的过程是按一定的顺序和持久性进行的，以平衡教学内容与理想学习的关系，使学习者的个体时间与团体的社会时间相协调。学校的规章制度、教学标准、课程排序，形成了学校日常生活的时间尺度，教与学的过程由此呈现为一种无间断的“线性”逻辑。但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实际存在不同的时间逻辑，即个人经验时间逻辑与作为机构、课程、学习材料的结构时间逻辑，对此，需要通过互动或反思带入“和谐”状态，以实现不同时间逻辑的整合。
德国东拜尔-雷根斯堡大学的米歇尔·戈特勒（Michael G rtler）教授指出，时间将社会学视角延伸至教育过程，其扮演着三大角色。其一，时间作为教育的促成因素。教育与学习所发生的诸如知识的获取、分类或转化这一复杂教育过程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时间。由此，可以把教育场所视为时间存在的“空间”，使得批判、解放或赋能的时刻成为可能。为此，社会工作也必须考察教育机会在多大程度上能进入这一空间。正规学校等教育机构，其时间制度是由课程和时间表规定的。但是，现代社会必须考虑在数字化背景下如何为促进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建立具有开放性时间的教育场所。其二，时间作为教育的经济因素。时间被认为是社会的稀缺商品，生命时间以及人的教育时间是有限的。尽管潜在可使用的生命时间和实际可提供的教育时间之间存在很多差异，但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对未来进行的强制性投资。现代社会时间被视为经济物品，在市场经济中进行交易，如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资源、时间就是商品。由此，教育过程必须在时间的经济利益与时间的教育理解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在经济性的时间制度中，学习目的总是指向效率、效果和成功。对教育过程经济化的质疑，在于如何应对经济结构与教育结构之间的时间差异。这对教育来说是一种挑战。其三，时间作为教育的政治因素。时间政策旨在提高人们关于时间对人类和社会以及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教育的时间政策，对个体而言，可被解释为对教育时间的权利问题。这种权利本质上取决于对教育时间的处置权和以时间来构建教育机构的问题。由此，教育问题成为时间问题，教育政策也成为时间政策。制定教育时间政策的关键，在于如何基于人的一生有限的生命时间，为其创造教育时间这一基本条件。时间制度政策反映了教育的管理和义务。个人与社会及教育政策之间的博弈，实际上是教育时间的博弈，它涉及个体是否能终身自主地支配教育时间，如教育假、带薪培训和进修等。至此，我们需要重点关注教育的程序维度，特别是由于经验和洞察力导致的个体关系与生活世界关系的变化。这种从时间上设想的教育理念，在教育理论基础上可视其为在社会条件的镜像中主体的发展过程。从社会学角度需要提及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职业性的助人服务活动的社会工作。时间被视为社会工作的构成因素，而教育被宣布为社会工作的任务。时间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建设性变量，既被设计又被创造，故以传统教育机构形式被固化的时间结构将再次被“液化”，即形成开放性的时间结构。
当下在教育过程中，存在许多同时发生而有各自不同发展进路的并列出现的现象：一方面，学习时间更多地由外部控制，如以学校形式为代表的正规教育；另一方面，学习时间也比以往更加体现自我导向，如以非学校形式为代表的非正规或非正式教育。特别是现代社会已出现一种新常态，即数字时间取代自然时间，学习时间和空间也是如此。在数字时代，传统的学习时间被消解：因为理论上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学习，甚至在同一时间学习几种知识。新的教育形式已经出现，并将在未来与既定教育形式共存，这给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制度化教育如正规学校、系列讲座等这些僵化和固定的学习形式，已开始被多样化的、灵活和可变的、非完全制度化的学习安排所取代或扩展。无疑，对教育和学习的时间维度给予关注是一种适合应对危机变化规律的反思，是对社会或然率事件引发的困境的保障。这一点已成为人类社会高度认同的共识。新冠感染发生以来，由于疫情初期蔓延被迫导致社会生活节奏“减速”，许多以前因为固定的时间制度而陷入困境的事情却被“加速”得以克服，如出现了家庭办公、虚拟学习、线上会议、网络诊断等新形式。
综上所述，在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人类对时间的敏感性大大增加，现代性的时间特征是“时间现实与时间意识之间的游戏” 。为此，个体的职业规划和教育规划不仅要遵循快速的趋势和时尚，还应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灵活的形式。这些都涉及时间的社会学意义。关注时间这一变量，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在时间社会学的基础上尝试开展时间职业学和时间教育学的研究，以夯实职业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姜大源，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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