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视域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为对接产业最密切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技术人才和技能支撑，增强适应性是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层次和不同模式的职业教育要主动建构与乡村振兴的稳定耦合关系，开展适应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释放类型优势的最大效能。但是，当前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系统协同不一致、供需不匹配等。鉴于此，本文从适应性理论切入，分析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基本依据和价值逻辑，探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提升的路径。

 

　　一、适应性视域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基本依据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兼任闽江职业大学校长期间，明确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求”的办学理念和“立足福州、面向市场、注重质量、突出应用”的办学宗旨，这是其较早关于“怎样办职业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在浙江和上海等地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强调“坚持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积极发展面向市场的职业教育，努力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各类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4年6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政策、理论和实践创新改革的行动指南，也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依据。

 

　　（二）适应性理论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学理基础

 

　　适应性理论源于西方生物学界，是研究自然界生物为求生存与发展，顺应环境发生变化的生物现象的一种理论。随着人们对生物适应性现象本质的深入理解，“适应性”已嵌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拓展至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城市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适应性”包含功能主体与其所处的客观环境两个方面（主体和客体），两者双向互动、动态协调，呈现出“系统”“协同”“动态”等重要特征。“适应性”具体到教育领域中，主体包括学校、受教育者等，客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美国学者Henry Etzkowitz关于大学、产业和政府的“三螺旋理论”，研究了三者密切合作、相互作用的关系。潘懋元教授认为，教育的“适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制约”，教育主体必然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客体）的制约；另一方面是“为之服务”，教育主体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客体）发展服务。针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学者们认为，职业教育一方面要根据我国乡村经济社会环境变化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来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如构建适应的课程体系、适应的教学方式、适应的实习实训场所、适应的乡村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成立乡村振兴产业学院等。

 

　　（三）发达国家经验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国际参鉴

 

　　世界各国关于职业教育助推乡村发展已有较为成功的模式，如以美国、加拿大为主体的北美模式，以英国、德国、荷兰为重点的西欧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等。美国为解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无法适应乡村变革要求的问题，一方面采用乡村学校合作办学的模式，共享培训计划、教师、技术等资源；另一方面强调教育公平，关注乡村弱势群体，设立学费低廉、入校便捷的农村社区学院。英国先后颁布了《职业指导法》《职业选择法》《就业与训练法》等法律法规，强化个体在早期教育中培养职业指导意识，还特别重视多元的职业教育办学形式，由国家举办的农业培训中心，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举办的短期培训班，高、中、初农业职业教育和大量业余农校及短训班构成多层次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日本为提高农村文化技术教育适应性，开展以提升农业经营能力为核心的农村科学技术教育，因地制宜保护乡土文化，结合特色传承技能。此外，国际组织也主动探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适应性提升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21年发起“教育的未来与乡村振兴教育”系列对话，探索农村教育适应和面向未来的措施和机制。国际劳工组织为非洲国家和柬埔寨乡村的残疾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二、适应性视域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

 

　　（一）国家层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包含共同富裕、国家文明、制度科学等重要特征。

 

　　1.推进共同富裕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世界上减贫人数最多的国家，创造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奇迹。然而，乡村仍然存在数量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生活脆弱人口、相对贫困人口，实现共同富裕依然任重道远。职业教育具有“兜底性”的价值，“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同时，职业教育还具有“赋能性”的高位价值，高质量职业教育推动涉农技能人才培养和涉农技术下乡，技能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跃迁。

 

　　2.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映射着该国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连续九年位列世界创新国家之首的瑞士，制造业是最重要产业，其次是服务业。“德国制造”长盛不衰，与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迈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据《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职业教育服务贡献能力显著提升，全国55所高职院校被评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中职涉农专业点超过3500个。职业教育通过涵养“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现代精神文明，发挥了一流技术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通过传承村规民约、家规家训，推进“垃圾分类”“厕所革命”，也进一步强化了乡村文明建设，提高了国家整体文明程度。

 

　　3.推进物质、人与制度相协调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人与制度相协调的现代化。”①“制度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只有持续的制度创新和制度改善，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②参鉴国际经验发现，职教发达国家均强调通过制度建设为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保障，如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培训者规格条例》《职业培训章程》《考试规则》，美国的《莫雷尔法案》《史密斯—利弗法》《史密斯—休斯法》《加强21世纪生涯与技术教育法》。我国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及新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同样体现了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支持职业教育持续服务乡村发展。

 

　　（二）社会层面：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现实进路

 

　　现代技术在推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产业深度变革的同时，已开始向乡村渗透，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巨大力量。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首次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目标，该目标为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指引。

 

　　1.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现代化。农村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短板。以村落空心化、家庭空巢化、人口老龄化为表征的乡村，农技人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建设基层农技人才队伍遭遇结构性短缺难题。当前乡村社会开展再培训和职业技能教育效果甚微，基于农业技能更新的终身学习状态远未达成。因此，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可以充实农技推广队伍，促进农业技术的跨界养成和持续升级，弥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短板。

 

　　2.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职业教育是奠定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基础的教育类型，其提倡“以技立身、技高为荣、匠心育人”的技术文化，触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技术赋能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通过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能带富”的乡村技术技能技艺人才，推动农业转型发展，促进农民转向新型职业，且是人们乐于追求的职业，而非传统认知中生在农村别无选择的不公平的命运。

 

　　3.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内在需要。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支持北斗智能监测终端及辅助驾驶系统集成应用”，凸显了科技和技能支撑现代农业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以技术培养为主要目的的教育类型，强调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工作岗位要求的契合度，促进学历型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变。因此，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内在需要。

 

　　（三）学校层面：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举措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基于学校层面的价值逻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要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1.适应“培养什么人”的办学目标。2023年5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回信中，要求同学们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职业教育要大力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爱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德技双修的职教人才，让他们在乡村，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欠发达地区施展才干。

 

　　2.适应“怎样培养人”的办学模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于2021年发布《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大脱贫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打造升级版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推进乡村振兴育人工作。一项国家开放大学的调查显示，职业院校毕业生“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培养的农村大学生留在家乡的比例平均达到90%。职业教育通过提供面向乡村的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服务，达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乡村人才振兴目的。

 

　　3.适应“为谁培养人”的办学宗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必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办学宗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精髓，要贯穿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即以农民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坚持农民和农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把农民的满意度作为职业教育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根本尺度。

 

　　三、适应性视域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教育结构：以系统协同适应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特征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一定位是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的战略出发点，也是科学把握职业教育客观规律、优化职业教育结构的逻辑起点。职业教育结构是一个由多个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开放系统，需要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构成命运共同体，需要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协同发展职业教育的工作合力。强化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系统的协同性，构建同乡村振兴需求相适应、同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有助于适应类型定位特征，满足不同群体对多元化、个性化教育的需求。

 

　　1.强化教育制度设计的协同。制度是职业教育体系的上层建筑，制度建设也是影响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整体设计和建设投入远远不够，需要围绕协调层、结构层、需求层、内容层、实施层和评价层，对职业教育进行科学研究和长远规划，形成基本完善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在建设投入上，应围绕乡村振兴的目标、举措和存在问题，逐级细化，逐层落地，建立法律法规、行政制度、领导体制、管理机制、方案办法于一体的相配套的政策体系，集中形成若干政策红利，保证工作的连续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2.强化不同教育类型间的协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类型区别意味着两者的发展规律、办学规律和育人规律不同，不能互相取代，只能协同发展。一是努力构建现代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中高职贯通培养、中职本科衔接培养、五年一贯制培养，加强职教本科、应用型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建设，实现不同层次教育的纵向协同；二是搭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分互认、课程互选的通道，形成职业学校教育、乡村在地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衔接的教育体系；三是加大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农业教育的供给与实施，实现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发展。

 

　　3.强化办学主体和办学载体的协同。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职业教育奠基人黄炎培先生曾提出大职业教育观，强调“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当前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跨界优势，建立一个由政府、行业、企业、乡村、学校等多元育人主体广泛参与、职责明晰、有效互动的乡村振兴常态化组织机制，充分整合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共建产业园、科技园、乡村振兴产业学院、职业教育集团、非遗文化工作坊、实习实训基地、村中校、校中村等，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

 

　　（二）人才培养结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实现教育与经济的高度匹配，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紧扣本土乡村的现实需求，培养、成就乡村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和“双师型”教师，畅通人力资源转化为智力优势，再把智力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渠道，切实适应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1.实现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乡村振兴人才需求精准匹配。第一，要更加明确面向乡村的人才培养目标，让学生在思想上认识农村、农业的价值，在本领上掌握因地制宜发展本土经济的技能。第二，要创新面向乡村的人才培养方式，推动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订单班、岗课赛证、产业学院、集团化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第三，要构建人才长效服务乡村振兴的机制，充分利用驻村第一书记、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山区计划等政策红利，引导人才向乡村流动，在人才保障、考核和晋升中给予宽阔的发展空间，激发各类人才在乡村干事创业的热情，使引来的人才留得下，观望的人才愿意来。

 

　　2.实现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精准匹配。一是将面向乡村的“可为”和“作为”纳入“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政策，将服务乡村的基层工作经验、面向三农的科研成果、涉农类职业资格证书、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情况纳入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的认定范围。二是深度打造校、企、村多元参与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在乡村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训练基地，支持在职教师定期到乡村实践锻炼，设置流动编制引入一批农业类高技能领军人才、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到职业院校兼职任教等。三是完善基于“双师”素养的评价和激励制度，根据面向乡村的服务年限、服务业绩和服务技能水平设计分级评定制度，建立与教师“双师型”等级相匹配的待遇分配制度和晋升通道，鼓励支持多机构、多部门合作培养致力于服务乡村发展的“双师型”教师。

 

　　3.实现职业教育终身学习体系与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精准匹配。为适应乡村不断变化的外在形势和不确定的未来，乡村振兴人才对职业教育终身学习的需求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是将正式学习中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相结合，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新型农民，既需要参加系统完善的在校教育学习，也需要不定期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二是将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相结合，工作过程和学习过程一体化；三是以横向技能发展为终身学习的目标，成为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通过建立职业教育面向乡村发展的终身学习弹性机制，增大及时学习空间，使职业教育从增量供给状态转变为变量供给状态，匹配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三）专业结构：以深度产教融合适应乡村振兴产业需求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最大优势，也是破解职业教育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的现实之径。要瞄准乡村产业升级和技术变迁趋势，动态调整涉农专业设置，不断优化乡村产业布局，构建与乡村农业产业结构相适应的专业结构，形成涉农类高水平特色专业群。

 

　　1.校、企、村共同参与开发专业课程体系。一是依据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围绕现代农业、数字农业、现代服务业、乡村治理现代化等设置涉农类专业和专业群；二是结合乡村真实的工作场景和新产业新职业产生的新需求，研发课程内容，制定职业教育一体化课程标准，注重技能融合的教学设计，共同编写新型活页式和工作手册式教材；三是落实1+X证书制度，开发乡村产业最新用人需求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建设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等值转换机制，书证岗融通。“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需求”“课程内容对接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重塑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现代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2.建立专业群灵活动态调整机制。教育部新修订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对专业设置进行了深度调整，中职调整幅度61.1%，高职专科调整幅度56.4%，高职本科调整幅度26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比2012年提高7%，超过100万农户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50万多农户开展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从新农村建设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第一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数字化程度不断加强，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代表的一二产业加速融合，以农家乐、田园综合体等为代表的一三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要对接乡村现代产业体系，建立专业群的数字评估、动态监测和动态调整机制。

 

　　3.促进职业教育创新成果转化。职业教育要围绕粮食安全、种业创新、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乡村休闲旅游、乡村新型服务、乡村信息产业等方面的盲点、痛点和堵点，开展科技攻关和技能攻关，精准转化乡村产业振兴所需的创新成果。例如，有高职院校专业团队深入西部民族地区，以草木染、蜡染为突破口展开非遗活化与再生的产品开发，在传承传统手艺的同时也促成了当地产业升级的新格局。

 

　　（四）技术结构：以数字技术适应数字乡村建设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信息化发展，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通过职业教育的课程数字化、教育手段数字化，让数字技术成为乡村振兴“新农具”，让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成为受认可的新职业。

 

　　1.持续推进课程数字化。一是进行涉农类专业与课程数字化转型，制定面向乡村的数字课程建设和上线运行标准，完善课程运行管理办法，规范课程面向乡村的应用要求。二是开发配套的涉农类数字教材、教学资源和数字化实训体系，拓展资源供给和共建共享，构建常态化、多层次的师资数字素养培训体系，以服务乡村振兴为旨归组建跨区域的虚拟教研室。三是建设涉农类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既能支持单一教师自主建课、学生学习需求，又能支持多名教师、多所学校联合建课、授课和跨校学习；既能支持单门课的完整引用，又能支持多门课程以知识点为牵引的片段式引用。四是研发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新职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分资历互通互认，科学灵活转化。

 

　　2.持续推进教育手段数字化。一是教育物质手段数字化。坚持以乡村振兴应用场景为导向，以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为依托，从数字教育设施体系设计、数字教育平台、数字校园、数字乡村、虚拟仿真实训室、网络学习空间、人工智能智慧教室等方向，营造泛在学习智能环境，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数字基座建设。二是教育精神手段数字化。在数字基座的赋能和重塑下，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呈现开放、交互、动态等特征，要在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评价、教育治理等方面创新开展数字应用探索，如翻转课堂、慕课教学、雨课堂、智能学伴、智能搜索等，让知识传递零距离，效果评价过程化，数据监督可视化，实现人、课、场的三维重构。

 

　　3.加强农业数字化技能培养。一是强化智慧农业生产技术，通过大数据可视分析与趋势分析，进行“实时监测”“远程指导”等非实体干预，保障农业安全，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并平衡乡村间同类作物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二是提高农产品智慧分拣加工、冷链智能物流技术，通过数字技术壮大乡村“二产”，延伸产业链。三是大力发展媒体运营与电子商务技术，与乡村外的各经济类组织开展农产品销售、购买、电子支付和运输等虚拟交易。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对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数字商业模式进行重构研究，重塑新型农民在信息化时代的技术学习观，开展各类农业数字化技能的培训教育，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在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改善等方面，增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完善乡村社会数字化治理水平和治理成效。

 

　　温婉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讲师；韩树林，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图书馆馆长，高级政工师；张平，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研究员，博士。本文刊发在《教育与职业》杂志2023年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