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生均拨款 省级政府应先转变观念

　　高职教育投入低得丢人？高职人数激增，院校财政拨款无法保障？日前，广东省政协科教文体文员会的20几位委员听取了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对高职教育情况的汇报并座谈。省财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学生人数增加程度大大超出预计，高职院校拨款难以保障。
　　
　　笔者注意到，已经制定和实施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标准的10个省/区/市，广东省未在其中。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标准的参照，广东省高职院校生均拨款的落实自然“难以保障”。
　　
　　事实上，从全国范围来讲，拨款与否、拨款数量的多寡，不仅存在省份、地域上的差异，还存在身份上的差异。高职院校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贴上了公办民办等标签，隶属于不同的部门分管，有省管市管、政府管企业管、教育部门管行业部门管等。毋庸置疑，身份决定了经费来源，这种“分门别类”必然造成了高职院校发展的冷热不均。
　　
　　早在2009年，深圳高职院校生均经费预算内拨款标准就达到了深圳普通本科教育生均预算内拨款标准；江苏省内高职院校的发展呈现“高原”现象，当然与地方财政大力支持分不开；上海市的公办高职不仅“洋气”，政府同时也加大对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给予生均补贴……
　　
　　地域不同、经济环境不同、办学历史不同，学校的风格和发展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不可否认，办好职业教育，钱不是万能的，没钱绝对是万万不能的。笔者一位来自西部高职圈内的朋友，在参观完江苏省的两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后，对比自己所在省份的高职院校，感慨万千，甚至用“一个开法拉利，一个骑自行车”来形容，可见，背后的资金投入差距之大。
　　
　　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央的想法和规定都是好的，但是一到了地方就走样，甚至会适得其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结合最为紧密，一方面，职业教育的繁荣离不开办学理念的更新；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投入、有效的保障机制和地方产业的兴衰都极大地影响职业教育质量的高低。
　　
　　笔者以为，当下，要说加大职业教育发展的投入，恐怕还是要先转变政府、领导者的理念。
　　
　　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室副主任马洪范介绍，美国职业教育主要由社区学院承担，其经费5%来自联邦政府拨款，60%来自州政府拨款，11%来自地方政府拨款，15%来自学费收入，9%来自其他收入；新西兰职业教育经费70%来自政府，20%来自学费，10%来自社会资助；澳大利亚TAFE学院90%以上的经费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从初始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来看，国际上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占比更大，奥地利为98%、荷兰92%、法国84%、挪威80%～85%。
　　
　　不得不承认，政府在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我国《职业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都对省级政府提出了制订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工作要求，财政部在2009年、2012年印发的文件中也再三要求建立职业教育生均拨款机制，但是，大多数省级政府都不依法行政，以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往往雷声很大，雨点则很小。当然，这背后有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认识不够、在一些领导眼里办职业教育不容易出政绩等功利性的原因。
　　
　　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曾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5206人进行的调查显示，65.9%的人感觉自己所在地对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较少。67.6%的人希望，高职学校生均预算内拨款标准逐步达到本地区同类普通本科院校的标准。
　　
　　2012年，本科生均拨款大都达到或接近1.2万元，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高职教育本应该和普通高等教育一样，不该受到歧视，但现有的高职生均拨款却大都在4000～8000元之间。加大经费投入，是保证职业教育质量的前提，充分落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也已是众望所归。毋庸讳言，仅靠领导们开个会或者政府发个红头文件，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主动转变观念，真正意识到办好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改变当前不作为的状态。
　　
　　拨还是不拨，依照什么标准拨款，这是省级政府不容回避的一道思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