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强化这样一种办学理念，就是“政校行企四方联动，产学研用立体推进”。当代高校一定要开放办学，这也是一个世界性趋势。我们强调，学校要同政府、行业、企业密切联动，学校为主体，政府指导、行业企业参与，形成一个开放有机的教育运行体系；同时要把产业、教学、研发、应用服务等多项功能结合起来立体协调推进，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改变过去人才培养与产业和社会需求脱节，教学与科研脱节，研发与应用服务脱节等痼疾。
立足学生持续发展 构建科学的职业教育体系
黄达人（以下简称黄）：刘校长，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我担任中山大学校长时，就曾通过媒体讲过，中国需要有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也需要另外一种类型的学校，那类学校也应该有它的清华、北大，那么深职院就属于这类学校中的清华、北大。这段时间连续走访了十七八所学校，大家都认同深职院在高职院校中的旗舰地位。
从今年2月份起，我开始走访高校在任或离任的校长、书记。目前有两件事情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我的看法是需要有一批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学生，他们应该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一个，很多学校开始招不到学生，今年山东提供的学位数比报名人数还多。在生源发生危机的情况下，高职院校应该怎么走？因此，我很想了解高职校长怎么看待高等教育，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有什么重大举措，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书名就定为《高职的前程》。
刘洪一（以下简称刘）：首先非常感谢黄校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关注。高职教育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的高职院校已有1,200多所，比传统的普通院校还要多。从数量上是飞速发展，从对社会的贡献来讲，培养了一大批人，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发展最快的时候，曾经有两三年平均每4天中国就会诞生1所高职院校。
但是到了今天，尤其像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坐落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产业发展比较快，转型升级也比较快，市民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新的问题困扰我们。我们目前思考得最多的就是作为一所高职院校，怎样更好地为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发展服务，怎样更好地满足百姓受教育的需求，而不要落伍于社会，落伍于时代前进的步伐。
黄：我认为这是高职院校重要性中很关键的一点。
刘：首先，高职院校的宗旨就是要和产业发展、社会发展高度合拍，必须紧密契合产业需求、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这是高职教育办学的宗旨。所以我们始终在考虑，怎样为产业发展提供最适合的人才。但是，这中间会有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原来最好的合作伙伴，像华为、中兴这些一流企业，他们现在不再需要我们的学生了。他们认为，不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好，而是随着企业产品的提升，随着管理要求的提高，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出现了多样化和趋高化。所以希望学校能培养出多元化、多层次的学生，以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
每个地方的产业发展水平不一样，产业结构也不一样，这就要求学校培养人才的类型、层次、特点，一定要和当地产业需求紧密结合。
我校每年6月都会召开一些应届毕业生座谈会，与会学生代表都已经在社会上工作、实习了半年到一年。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比较客观。我要求各二级学院院长、书记也参加座谈，并耐心倾听、认真反馈。学生的发言给我很多的启发。比如学校有些教学和社会需求有距离，有些课、有些专业设得不科学。特别是一些名企，像广东核电、中兴、华为等企业，学生很难进去。企业一看学生是大专生，就认为他们不适合做比较高层次的技术工作。学生还提出，能否让他们在学校多学习、多掌握一些技术，提供条件让他们毕业后有进入更高层次技术领域的机会。这是每年学生座谈会都跑不了的话题。于是我反思，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学得更多、学得更好，这也正是高职院校应该怎样服务社会、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发展的关键，是我们需要重视和改进的地方。
当然，企业是多种多样的，所以针对不同的企业，我们培养的人才也必须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比如上海有办学自主权，上海市教委多年前就开始推行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上世纪九十年代，教育部有关领导曾确定三个高职教育改革实验的学校，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在专科、本科、专业硕士上三者并举，办得很好。北京联合大学也有专科、本科、专业硕士，目前正在申报专业博士试点。台湾的一些大学也是这样。台湾目前有90多所科技大学，相当于我们的高职院校，他们能发学士学位的都叫科技大学，发副学士学位以下的叫技术学院，90多所大学中有70多所是科技大学，有10多所是技术学院。所以我们高职教育必须要解决怎样为产业发展和企业服务，培养出技能特色突出和多元化多层次的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回避不了。
其次就是人才培养要为老百姓服务。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以我校为例，70%的学生是深圳市的独生子女。从家长和学生自身的角度来讲，他虽然看中我们学校，但从自身长远发展考虑，他觉得大专这个层面还不够好。另外，深圳的毕业生要与全国各地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起求职，岗位竞争非常激烈。一些传统的制造企业转到了内地，新兴产业对从业者的要求很高。深职院品牌口碑都好，但是每年新生的报到率只有90%，有10%的学生流失了。我调查后发现，流失的原因不是因为学校办得不好，而是嫌大专层次偏低，出国留学去了。所以，我们办教育也必须考虑到老百姓受教育的需求在不断提升这一点。
最后，从职业教育发展规律来讲，高职教育应该属于应用技术型的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把高等教育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学科型的教育，还有一种是应用技术型的教育。两种类型的教育在国外是大写的“H”形结构，中间有立交桥可以互通。澳大利亚有大约70%的中学生选择应用技术型大学，毕业后他可以工作，也可以继续升学，而另外一部分想做研究深造的学生，则进入了学科研究型学校。其实八十年代国务院颁布的学位条例就包括两种学位系统，一种是学术型的，比如说博士、硕士等等，另一种就是专业学位，或者叫职业学位。目前专业或职业学位没有专业学士，只是有一个专业硕士，且并不完善，属于架在中间的一块，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个体系没有建构起来，我们的高职教育发展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和阻碍。
黄：我认为高职教育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个“天花板”，“天花板”封在那，路就断了。高职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把“天花板”捅破。
刘：捅破办学层次的“天花板”，打通传统学科型教育和应用技术型教育的立交桥，高职教育才有它的吸引力，才有它的核心竞争力，高职教育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但现在很多老百姓还是认为，高职是比较差的学生才选择的，所以不少学生宁愿选择读一些就业前景差的本科，要本科文凭，也不愿意到高职院校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这一步，特别是沿海地区发展得这么快，和世界密切互动，教育改革也要跟上。应该把职业教育打造成一个有竞争力和有吸引力、立交的、能够让学生持续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建构起来，中国的职业教育，包括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切入点，目前的瓶颈就在这里。
现在教育管理部门也有提出要打通中职和高职、高职和应用本科、应用本科和专业硕士的路径，这表明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但在操作上还是把高职放在专科这个层次，应用本科由普通高校去办。
我本人曾长期在普通大学学习或工作几十年，包括“211”、“985”、综合性大学之类，我知道，要想从骨子里改变它的学科型体系、改变那种办学的思维还是很难的。中国这么大，对应用型人才需求这么迫切，至少应该两者并举，在对部分传统高校改造转型的同时，应该从优秀的高职院校，从有基础、有实力、有迫切地方需求的学校入手开展试点，有序推进。政府部门很善于掌控，我想不会乱。
黄：你从宏观上讲了高职院校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要具体试点，你觉得你们的条件怎么样？
刘：条件完全具备。深职院经教育部批准，曾在全国第一个开展了十年多的四年制高职教育实践，培养了3,200多名四年制毕业生，积累了经验。我们还有十多年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经历，其中，硕士343名、博士9名，已有288名研究生顺利毕业。从跟踪调查看，企业对四年制高职学生还是很欢迎的，不少毕业生都进入了深圳的高端企业，成为骨干。可惜的是由于制度不配套，这一探索不得不停下来。“四年制高职”文凭发放是个大问题，按规定学校只能发“专科”文凭，只是注明四年学制，深圳市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在本地可享受本科待遇，但出深圳就不行了，在国家管理系统中就只能是专科。学了四年还是个专科，对学生不公平，再说他也不一定就在深圳本地工作。
再谈谈我们的基础条件。这几年学校狠抓高职类型的师资队伍建设，不到5年时间，正教授从50人增加到150人左右，今年评完后，正教授就会达到160多位，副教授有500多位，这个师资队伍比很多本科大学还要强。设备硬件条件不用多说了。
2011年西班牙有一个全球大学网络数据排行榜，将全世界15,000所高校进行排序。深职院在这个综合排序中，名列1686位，中国有988所大学入选，我校在这近千所院校中排名第80位，这个排名比国内一些211大学的排名还要靠前，在全国高职院校中遥遥领先。国家精品课程53门，国家教学名师2人、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等等。科研方面，学校积极探索与企业和社会密切结合的应用研究模式，综合实力在广东省130余所各类高校中位居前列，应用专利发明方面更是比较领先，超过一些一本重点大学。
黄：我个人认为，大学的科学研究应该是能够引领产业发展、引领社会进步的，在这方面，你们学校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刘：学校强化这样一种办学理念，就是“政校行企四方联动，产学研用立体推进”。当代高校一定要开放办学，这也是一个世界性趋势。我们强调，学校要同政府、行业、企业密切联动，学校为主体，政府指导、行业企业参与，形成一个开放有机的教育运行体系；同时要把产业、教学、研发、应用服务等多项功能结合起来立体协调推进，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改变过去人才培养与产业和社会需求脱节，教学与科研脱节，研发与应用服务脱节等痼疾。这一思路贯通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方面，这样才能做到与产业发展、社会进步合拍，并进而实现您说的引领产业发展、引领社会进步。
变应试为应用 引领职业外语教学改革
刘：我在深职院反复讲，不管怎样发展，学校的看家本领和特色不能丢，而且要强化。所以我来了以后搞了几项改革。比如说公共外语教学改革。我发现学生学英语时，在考四、六级上投入了巨大精力。老师学生围着所谓标准化试题转，死记硬背考过关拿了证，到工作岗位上却开不了口、用不了。我认为这是传统大学的做法，完全不适合高职院校。四、六级考试考的内容不强调应用而是强调语法、词汇等等，如果把普通专业的学生当成英语专业的学生去看待，那就走偏了。2007年我来深职院之后，就把英语四、六级考试和毕业文凭挂钩的规定给取消了。
黄：英语等级考试不再作为毕业资格的要求？
刘：对，不再要求四、六级证书。但不是不要英语，而是要应用性的职业英语。学生本身应试能力不强，大学三年，有些学生要花一年半甚至两年多的时间背英语，考试之后就把书扔了。我们的改革是推进职业英语。职业英语的内容包括职场英语、行业专业英语和共核交际英语几个方面，注重英语交际能力与职场素养、专业素养的结合，强调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写的能力。高职院校学生毕业以后，在外语方面要达到什么要求呢？要达到你在机器旁、在企业里，能较熟练地看懂和使用相关的英文资料，在这方面甚至强过英语专业本科生的水平。我们把职业英语分成很多类，比如说管理英语、设计英语、机电英语。这种做法很受学生欢迎。
黄：教材是各个专业自己编？
刘：是这样的，英语老师要钻研和熟悉一定的专业、行业知识，把从专业企业一线收集的真实英语语料适当处理后，直接编进教材。现在深职院已经出版了40来种职业英语教材，连清华、哈工大等重点大学的教师都参加进来了。目前全国大概已有三、四百所高职院校主动采用这套教材。
黄：高职的学生本来就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又逼他去应试，这就不对。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做法很好。
刘：一定要突出应用，一定要突出职业特点。改革之后，《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曾大篇幅报道，在国内外同行中也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黄：你们推行的相当于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英语。
刘：职业英语改革和大学的专业英语教育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即强调英语和专业的结合，当然不是一回事。我们强调高职学生的职业发展需求和工作岗位要求，做得更具体。我们的目标是将来能以职场英语水平测试最终替代四、六级考试，让社会认可。2011年6月，我们学校和商务部国际贸易学会共同开发了“全国职场英语考试（一级）”。这项考试一经推出，势头就非常好，上半年首次考试有6000多人报名，下半年第二次考试就增加到20000多人报名。目前在全国27个省市设立了162个考点。我希望将来能把应试性的四、六级考试取消，或彻底改革。不光职业院校要改革，普通大学也应该改革，全社会要转变这个观念。
黄：这个例子举得比较好，很有说服力。
参与制定标准 引领行业发展
刘：我来学校后，倡导学校做职业教育的示范，不只在工学结合上下功夫，还要尽可能与国外的先进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结合。中国发展得非常快，很多地方都缺标准，所以在研发标准上，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这样才能对中国的高职教育起到推动作用。
黄：你说的那个标准，能不能具体讲讲？
刘：我先讲一下英语。2007年4月起推行的全国国际商务英语考试，一级标准和二级标准都出自深职院，全国的考试中心也设在深职院。要考商务英语证书，不管是什么重点大学的学生，都要用深职院研发的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经过商务部认可的。它是在全国多所大学共同竞争的情况下，最终确定由深职院开发的。
我校媒体与传播学院建立了印刷媒体技术中心，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书刊印刷分技术委员会和包装印刷分技术委员会两个秘书处将落户我校，标志着我校将在全国的书刊印刷、包装印刷技术领域的标准研制中发挥重要的组织和主导作用。我们把两个委员会引进来，就是希望在创设标准上多做工作，从而能够走在行业发展的前头。
黄：标准的制定也是高职院校引领行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刘：这就是一个手段，一个平台。我去国外看了看，国外对行业非常重视，国内目前是对企业非常重视，这是各有各的逻辑。国外的一些同行，如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城市大学、理工学院，他们和行业接轨非常紧密，因为那里的产业非常规范，行业引导了整个企业。我们现在行业协会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往往政府直接负责企业，学校也是更多地注重与一个一个具体的企业合作。其实这对人才培养和可持续发展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专业设置必须服务 产业需求与社会发展
刘：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学校未来的定位是立足深圳、服务广东、示范全国，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一所开放式、创新型、国际化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型大学。三个限定词中，一个是开放式，一定要开放办学，政府、行业、企业、社会的所有资源都要利用起来，一定要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产业、社会、文化发展中，高校一定要有所引领，所以开放办学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理念，不能再走传统大学的路，关起门来办学是行不通的。我们学校的师资是开放的，我们和1800多家企业有着深度合作，有着和企业相近似的生产实训等等，很多企业的研发中心设在学校。第二个是创新型，这是我们要坚持的方向，作为特区的一所高校，必须要突破框框，敢做他人没做过的事，必须要有这个担当。第三个就是国际化，深圳是全国连续17年进出口额排名第一的城市，90%以上的企业是外向型的，它的企业标准都是和国际接轨的。
黄：这个开放式和深圳市的定位也是一致的。
我们回过头来再谈一谈引领产业发展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了教育改革里面的英语教育，然后讲到了引入行业委员会秘书处，参与标准的制定。在引领产业发展方面，学校跟企业还能开展哪些合作？
刘：比如说专业的设置，学校的一个基本办学内涵就是专业，所以我们把学生反映的那些社会需求不大、就业前景不好、企业转型之后面临淘汰的专业进行关停并转。学校这几年做了一件事，从原来100多个专业，压缩成目前的70多个专业。比如过去有一个钟表设计专业，其实没有必要把它单独列为一个专业，合并到工业设计专业就行了。
黄：请再举几个例子。
刘：还有环境设计、园林设计等相关专业的联系也是很紧的，能并就并。还有电子信息类的一些专业，也进行了整合。管理类专业也是如此。就这样关掉了30多个专业。来自老师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大，但不能因人设事，屁股指挥脑袋，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根本，不能为了一些人有课上，就不顾实际需求安排学生去学，这是本末倒置。专业设置和教师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都得有所压力。因循守旧、按习惯行事，会省力舒服，但怎么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我们目前的专业紧扣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一是高新技术，第二是金融，第三是物流，第四就是文化产业。我们目前着重针对这四大支柱产业。同时，我们也瞄准了深圳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即生物、互联网和新能源，所以我们正在根据产业规划和趋势调整设置专业布局，比如正商讨几个二级学院共同组建新能源工程学院，也向市发改委申请了项目。
黄：我去了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他们现在要建一个物联网技术的工厂。
刘：无锡是全国的物联网示范城市，所以江南大学建了一个物联网学院。深圳是全国三网融合的试点城市，所以我们就配合这项工作，拟重点建设相关专业，特别是交叉性的前沿专业。要让老师了解产业最新发展，很多博士和新教师来我校任教后，我们就把他们先派到企业去。他们在企业实践中发现，自己掌握的知识和企业的运作是两码事。
产学研用立体推进 校企合作纵深拓展
黄：面对产业升级，你们和企业进行的合作都有哪些？
刘：我们的办学模式是“政校行企四方联动，产学研用立体推进”。高校管理运作的一大弊端就是职能分工太细太绝对，学生处搞创新是学生处的创新，教务处搞的是教务处的创新。教务处的人和企业谈合作，就光谈怎么教学、怎么实习，其它的就是别的部门的事，为什么就不能把教学、实习、就业、研发、服务一起谈呢？我现在就提出，每个老师不光要教书还要育人，还要兼顾其他工作。工作可以适当分工、有所侧重，但是人为的井水不犯河水就不合适，效率就无法最大化。我们刚才看到的设在媒体学院的海德堡印刷技术中心，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四方联动的产物。经过政府的授权，经过上级文产办、文化局批准，广东省行业协会参与，企业、学校一起合作。下一步就是产学研用立体推进，把产业、教学、研发、服务全部结合在一起，每一个专业的改革都在贯彻这个理念。当然我也跟老师们讲，不要搞形而上学、一刀切，不要生搬硬套，因为每个专业、每个企业不一样，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有这个理念，但并不是说十个指头平均用力，你要有所侧重、因地制宜。
黄：这些企业都在学校有研发中心吗？
刘：我们刚才看的艺术设计学院，就和深圳几个比较大的公司合作建设了研发中心。其中如爱迪尔珠宝公司投资了80多万把研发中心建在校内，公司的研发人员和学校的老师共同办公，平时在这里上班，企业的珠宝鉴定技术、珠宝设计也都可以在学校进行，学生也参与其中。学生的作品检验合格达到公司的产品标准，就可以推向市场。另外动画学院数字创意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等，也都直接面向企业提供服务。合作形式多种多样，不少企业是国际、国内顶级企业。
黄：这跟温州的模式就不一样。
刘：温州的学校是与当地的中小企业合作。我们讲引领，对深职院来说，就是要有国际视野，走国际化道路。深圳的特点是高新企业多，如果不走国际化道路的话，学生就不好就业，就无法适应外向型企业和国际化城市的要求。我还提倡一个理念，科技要和人文结合、和艺术结合。前几天我去高交会参观，看到我们化生学院的乔方博士和农业部的一个合作项目。农业部在全国设了50个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我校合作的荔枝龙眼综合试验站是唯一一个设在高职院校的。乔老师主持的项目还参展了今年的文博会，项目组以荔枝为主题，注入文化创意的内涵，开发了很多衍生产品，比如荔枝巧克力、荔枝曲奇、荔枝红茶、荔枝系列糖果、荔枝徽章、木刻、环保袋等等，学生参与创意设计乐在其中。
高职学生要有 岗位变迁和创新能力
黄：深职院在人才培养理念上有哪些自己的思考？
刘：过去强调岗位能力，我觉得强调能力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面对今天的形势，尤其是对深职院的学生来讲，光强调岗位能力是不够的，必须把核心技能与综合素质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适应产业的转型发展。我请专业公司对毕业生进行了跟踪调查。我校有的国家示范专业，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专业，学生毕业了三四年就大部分改行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搞教育的，按照自己的理念框架设计学生的发展路向，按照一个模子来打造，是行不通的。他进入社会以后，社会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哪个地方更需要人，哪个地方更有利于个人发展，说得实在一点，哪个地方更能赚到钱、更利于个人工作生活，就会把他往哪里引。因此在专业的设置上，要考虑所在城市的特点，要考虑将来产业发展、职业变迁的需求。有些老师强调专业思想，我认为这要辩证地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用事实说话，要做一些调研，要把岗位适应能力和变迁能力变成学生的核心能力。我看过一份资料，美国人一生要变迁四、五种职业，在深圳恐怕职业变迁会更频繁。
黄：对，要有岗位操作的能力，也要有岗位变迁的能力。
刘：我们办职业教育，一个是要改变过去传统高校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另一方面，又不能办成职业培训所，要平衡把握，办成一个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主的高校，我觉得中国绝大部分的大学都应该走这条路。学科的体系变化太快，中国保留少数研究型的大学就差不多了，其他大部分应该走这种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的路子，要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
黄：具体有什么措施？理念上注意到了，在实际教育计划的制定以及人才培养过程中，怎么体现这个精神？
刘：我们学校现在开设了很多的创新型项目课程。所谓创新型项目课程，就是老师有了横向课题之后，吸纳学生参与，通过网络公布信息，全校学生可以不限专业自由选修。老师带着学生边上课，边完成这个课题。每个学期核定60-80课时的工作量，学校还给一些经费支持，上课的形式也非常灵活。
黄：课程是学校出的还是老师自己出的？
刘：老师自己出的。
黄：这类的课程有多少门？
刘：已开展了三个学期一共62门。
黄：主要的经费是从社会拿，学校还提供支持，是吧？
刘：主要从社会拿，横向课题经费要达到一定水平学校才允许开课，开课方式比较灵活，学校在工作量等方面有倾斜。
黄：一个项目一般多少学生参与？
刘：一般十几个人或二三十个人参与。
黄：那么这个面就很广了。一万个学生里，能培养出几百个有创新精神的学生，那就不得了了。
刘：学校现在还设有大学生创意创业园，这是大学生创业团队的孵化器，提供了50多个门面，两年免房租，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精神价值追求是大学之魂
黄：是在校生还是毕业生？
刘：在校生，一般都有老师指导。学校每年都有一两百个各类项目申报，专家进行评审后立项，学校还给一点启动经费。进入创意创业园的团队都会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公司，直接面对市场，比如其中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叫“杂草丛生工作室”。学校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创业、创新能力。
黄：这个很重要，现在有多少家？
刘：有37家，学校一共可以提供56个铺面，但是现在还没有住满。
黄：我觉得这是比较有特色的。包括你们怎么培养学生的岗位转移能力，或者说核心竞争力。侧重能力培养，才能扶持学生自主发展。
黄：下面专门谈谈大学文化。你怎么理解大学文化？高职院校跟普通大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高职院校的类型特征是什么？特别希望听听刘校长的概括。
刘：先谈文化。文化是最关键、最重要又是最复杂的问题。文化看得见摸不着。可以说什么都是文化，但是你又很难说清楚。很多年前写文章的时候，我曾经搜索过，当时就有一两百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后来我开讲座，喜欢用例子来说明。我说一朵花长在野地里，长在山坡上，没有人问，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东西。如果一个小伙子把它摘下来，送给女孩子，那么这朵花就变成了文化，它就变成了表情达意的符号。所以我说“文化就是人化”。甲骨文中的“文”字就是一个人，有头有腰有胳膊有腿，并有了些纹饰。所以，凡是渗透了人的因素的事项都是文化。
文化是和人紧密结合的。有时候谈到一些概念，不妨作反向思考，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那么过去是以什么为本？过去曾经以阶级斗争为本。在西方，人本思想是从文艺复兴开始明确提出的，当时是和神本主义相对而言的。我们谈文化、谈以人为本，要辩证地思索，很多概念又长又拗口还是讲不清楚。
至于大学文化，我认为核心就是大学的精神和价值追求，这是最关键的东西。要形成一种健康、向上、卓越和有特色的大学文化。有了这个东西，大学就有魂了。当然，制度也很重要，但大学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种信念、价值和精神追求，以及一种约定俗成、广为认同的思想方式。用无形的大学文化来制约、引领，比用有形的制度来管理还要深刻有力。人治是最低层次的，用家族式的、生产队式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大学是不行的。上一个台阶就是用制度来管理。但是制度毕竟还是有它的缺失，尤其是对以精神活动为主的高校而言，要真正引领学校的发展，还是要在建立制度的基础之上打造健康向上的大学文化。所以不管是传统大学还是高职院校，如果已经形成了自己健康向上的文化，那么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既成的文化很难改变，它是每一名师生员工自觉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文明社会并不是什么东西都需要制度来管，因为制度不可能覆盖到每一个细节，但文化可以浸润到每一颗心灵。
在深圳，任何一所大学，要形成自己的文化，任务都很艰巨。首先是时间短，积淀不足。深圳本身是移民城市，教职员工来自四面八方、世界各地。大家经历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汇聚到深圳之后，学校又快速发展，所以如何凝炼学校的文化精神，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难的事情。我对大学的文化建设一直看得很重。
经世济用 文化引领技能型人才培养
黄：目前谈到高职院校的文化，比较多的声音是引入企业文化。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大学和企业有明显分际，二者应该有不同的文化。
刘：我非常赞成黄校长的观点。企业毕竟是企业，企业生产的是各类产品，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而学校是以育人为根本。企业文化中的一些优质要素，比如说职业素养、敬业精神、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但任何一种文化未必全部都是优质要素，即使是也都有各自文化固有的特性特点，这些特点未必是普适的，借鉴不等于照搬。中兴、华为办得再成功，也不能把他们的企业文化原封不动照搬到大学校园，必须要消化、吸收。这里面就涉及到我提出的一个办学理念——“政校行企四方联动，产学研用立体推进”。政府、学校、行业、企业，这“四方”的办学功能和定位是不一样的，政府应该宏观指导，不能直接管。香港的教育主管部门是不直接管大学的，但是香港的几所大学都发展得非常好，国际排名都很高。在培养学生方面，我认为学校就是主体。行业指导，即通过行业协会的规范、标准来进行指导。企业参与，个别高职院校特别是企业办的院校提出双主体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全国的院校不分青红皂白都去搞双主体。
黄：要由主办者的性质决定。
刘：对。有的甚至觉得双主体还不过瘾，还搞个三主体，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一般而言教育就是要以学校为主体，企业办的学校可以提双主体，那是强调企业参与的重要性，但要有功能分工，要有机统一，主体不能太多，就跟一个人一样，你只能有一个头，可以吸收各种有益的观念，但必须融汇成一个统一体，不然会精神分裂。
回过头来谈高职文化问题。这十分重要，但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高职院校要不要讲文化？技能型人才要不要文化素质教育？答案是肯定的！但高职院校怎么实施文化建设？如何推进技能型人才的文化素质教育？这个问题日益迫切。
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或者说高职教育的文化特质，首先应该明确要以经世济用为宗旨。岳麓书院曾强调的“经世济用”思想，就体现了我国古代关于学以致用的理念，我们应该很好地传承。西方的大学教育最早是博雅教育，有的是从经院转化过来的，那种教育思考的问题和经世济用完全背道而驰。比如说曾经有人研究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教会里的圣餐如果被老鼠吃了，老鼠会怎么样？等等。高职院校文化应该建立在“经世济用”这个核心理念之上，国家要发展，民族要振兴，我们要培养紧贴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
其次，要以开放融合为机制。开放融合也是高职教育的一个重要文化品性。我前面强调，高职教育必须开放办学，力争实现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多方联动，在文化建设上也要构建一个开放融合的运行模式，以学校为主体，适度采纳行业文化、企业文化以及其它文化中的优质要素。
第三，要以因地制宜为路径。要突出地方性和多样化特色。高职院校的文化生长和成长在特定的地方文化的土壤上，西北的黄土高坡、江南的鱼米水乡、岭南的隽秀河川、东北的辽阔黑土、新疆西藏的边塞风情等等，地方文化的性情性格大不相同。还有行业特色和行业文化的特点也很鲜明，铁路、石油、纺织、煤矿、建筑、汽车、农林、金融、电子、教育、文艺、综合性，等等，都有鲜明的行业文化特征，十分的丰富和多样化。
第四，要以文化育人为根本。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中要求，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在社会转型的当前来说真是太重要了。社会急剧转型，经济发展迅猛，物质快速膨胀，如果精神发展跟不上，就会导致拜金主义猖獗，贪婪自私盛行，本能欲望一旦脱离了文化自律，一切如果都以利己私欲为动机和出发点，社会不出问题才怪。所以教育必须实现文化的自觉，要以人类文化的正向价值为导引，教化人走向道德、理性、真善美，培养人健康全面发展，努力使每一个受教育者不仅掌握知识技能，更能富有社会责任，成为社会文明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对高职院校来讲，不能短视，不能太功利和简单化，尤其要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化育人，所以我提出，要用文化引领技能型人才培养。
黄：能不能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做更进一步的比较？
刘：传统大学在办学和育人上更偏重于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体系的完备，骨子里好像要培养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常常不那么注重与产业和社会实际的密切关联。职业院校完全是一种没有围墙的、开放式的学校，这个开放表现在与行业、企业、社会各个方面的密切互动与合作。再一个，高职院校强调以能力为导向，它在培养人的过程中是以能力为主导、以能力为本位的，强调对产业和就业的对接，知识的传授服从于能力的培养。我倒不是特别赞成以岗位为导向，因为学生将来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岗位上。我还是强调能力，这个能力包括核心能力、综合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传统大学和高职院校在发展方式和办学运行上确有不同的侧重和特色。当然我也反对把这两类高校井水不犯河水地彻底割裂开来，那是典型的行政化，形而上学贴标签。国外高校其实也没那么做。国内的重点大学不讲应用吗？不讲专业设置与需求适应吗？显然也不是这样。实际上只要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对社会做出贡献，高校必然会相互采借一些东西。高校要立足，必然要自觉调适。
黄：我们一开始就讲了，你说希望传统学科型教育和应用技术型教育建成H形结构，中间还有“立交桥”。现在的大学在知识结构上可能更强调学科的完整性，但是在办学过程中也越来越开放。
刘：是的，二者可以互相借鉴，既有特色，又能构建互相融通的立交桥。这是以人为本的要求。
建设志愿者之校 丰富大学文化内涵
黄：现在有一个误区，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工具，只注重他的岗位能力。如果他做人的问题没有解决，文化的问题没有解决，他的技能再强也没有什么用，甚至对社会有危害。如果把你的技能用在做三聚氰胺、毒豆腐、毒鸡蛋，这对社会就是一大危害。
刘：的确如此。过去强调能力多，对素质、文化强调得少。美国这类的教育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知识，第二阶段强调能力，第三阶段强调人格，第四阶段强调素质，也就是综合发展，把知识、能力和人格会合到一起，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在产业升级、社会发展转型时期，尤其是当前信仰比较缺失、价值观不明晰、拜金主义严重的情况下，一个大学要有自己的文化，学校最可怕的就是丧失了她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追求。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志愿者之校，就是现阶段文化建设的具体抓手，全校上下从领导到老师、学生、保安、厨师，都有许多人争做志愿者。
黄：志愿者这种利他行为的推广，是大学文化的一种典型体现，我个人非常赞赏。
刘：我们提出，学校应该成为社会文明的引领者，成为文明和文化发展的策源地，要走在社会和时代的前列。所以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田主任前段时间到访深职院，高度评价我们建设志愿者之校的举措。据她了解，深职院是全国第一个提出打造志愿者之校的高校。对于志愿者之校，我们有一个整体的建设方案，这是我们构建大学文化的重要举措。
黄：广州亚运会、上海世博会、深圳大运会，其中的志愿者绝大部分来自学校，志愿者精神是大学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刘：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文明素养上、在精神追求上，更应该体现大国风范。现在还远未做到。
黄：现在关于国民素养、社会公德的负面新闻不断，连老太太的形象都很差了，老人跌倒了没人敢扶。
刘：在北京奥运之前，我们就发起“文明市民从我做起”的活动。后来在服务大运会期间，又响亮提出要建设志愿者之校。
黄：有什么具体做法？学校里组织了什么活动？
刘：活动太多了。应该说，学校持续开展十几年的义工（志愿者）活动，为志愿者之校的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义工服务不仅仅意味着无私付出和真诚关爱，而且要结合专业特色，拓展服务领域，使义工服务向长期化、项目化、技能化、精品化发展。深圳市的大型展会、赛事活动，往往都少不了深职院的红马甲。我们最近又有新做法，退休的校领导、老教师在学校关工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志愿者关爱服务站，为学生做辅导。
黄：志愿者工作不是当成任务来完成的，而是形成了良好的大学文化氛围。
刘：的确如此。我们每年都评选感动深职十大人物，其中就有很多志愿者当选。新生入学，一进校门，就会遇到身穿红马甲的师兄师姐忙前忙后；开学典礼，我们把志愿者的优秀代表请上台，让新生在开启大学生活的同时，就感受到志愿者文化，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在心里生根。
深职志愿者在大运会上的表现，从中外媒体到社会各界，评价都非常高。我们的“互动哥”李栋，作为127万大运志愿者的代表登台接受组委会领导献花。李栋连续5小时的激情呐喊感动了记者，他的视频被传到网上，成为最火的“互动哥”，也成为大运志愿者的形象代言人。大运期间，我们涌现出一批杰出志愿者，网球场上的奔跑精灵、许三多式的“熊宝宝”、还有“擦地哥”、“徽章哥”等等，可以说，深职志愿者已经成为深圳的一个品牌。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频频聚焦，新华社在述评中说：广州亚运会有“微笑姐”，深圳大运会有“互动哥”。“志愿文化”关乎国家未来。
黄：这是学校着力培养志愿文化的结果。
刘：大运期间，大运会交通团队领导、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黄主任跟我说，一定要到学校来看看，大运交通团队1,400多名志愿者，深职院占了1,200，要来感谢一下，更想了解一下，学校为什么能把80后、90后这批青年人培养成这样吃苦耐劳、守纪律、有责任心的学生，他说这让他很好奇，如果是一项活动你做得精彩，那是这件事组织有方，但成千上万名志愿者，持续几十天，没有掉链子，个个做得好，那么这就是你们学校长期重视的结果。
黄：这个我听了都很感动。你们大运会派了多少人？
刘：9,015名赛会志愿者、76名城市志愿者、70名教师志愿者和153名志愿者管理教师，这些志愿者分布在龙岗、坪山、南山3个赛区13个场馆群和交通、机场、官方酒店、颁奖礼仪、大中华等5个专项团队以及世界大学校长论坛。我们的志愿者荣获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唯一突出贡献奖，学校荣获大运会志愿服务工作“杰出组织单位”；“互动哥”李栋成为大运志愿者的形象代表，并荣获义工服务市长奖。我们学校田径志愿者的400米栏摆栏速度打破了奥运会、亚运会的纪录。说起这个还有一段故事——大运中心体育场竞赛主任、国家体育总局田径管理中心竞赛部领导在比赛结束之后，对我们的田径志愿者鞠躬致谢，他还赠送了三件国家队T恤，并对志愿者表示：“你们的表现是国家队级别的，你们配得上胸前的国旗，再一次向你们致敬。”这一场景感动了在场记者，《南方都市报》还作了大篇幅报道。
大运会的志愿服务，是对学校人才培养综合质量的一次全面检阅，也体现了我们“三并人才”的育人理念——德业并进、学思并举、脑手并用，把专业教育和文化素质培养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大运会开赛第一天，网球场的球童晕倒了四五个，我们马上研究怎么办。第二天食品专业的学生就配置了防中暑饮料“U能水”，使志愿者能及时补充电解质和盐分。从那以后就没有发生同学晕倒的情况。这样，就把专业技能和志愿服务结合在一起。
黄：到现在，志愿者的活动还在延续吗？
刘：我们把大运志愿者的总结大会变成了“志愿者之校”建设的启动动员大会。学校发了红头文件，各二级单位都在积极行动。
黄：把志愿者的奉献跟学生的成长结合，我觉得你们的志愿者工作就做得特别好。志愿者文化跟大学终极的追求是高度吻合的。
刘：所以我们提出，要让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成为大学生的固有品格，成为大学文化的重要内涵。要把志愿者精神浸透到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让学校成为社会道德的思考者、城市文明的引领者和先进文化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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