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封面换皮、内容粗制滥造等乱象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的问题是，包括出版规划、编审会、编委会在内的很多关键要素都是山寨的。”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向记者透露说：“高职高专教材的出版发行市场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教材封面换皮、内容粗制滥造等乱象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的问题是，包括出版规划、编审会、编委会在内的很多关键要素都是山寨的。”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向记者透露说：“高职高专教材的出版发行市场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去年8月14日本报刊发《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乱象丛生》报道后，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几个月来，本报记者继续深入追踪调查这一领域的相关现状，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发现。
封面上“规划教材”字样是忽悠人的噱头
北京一家文化有限公司主办的“某教材网”，汇集了交通、财经、理工类出版社出版的高职高专教材436种，涵盖了公共基础课与专业课。“某世纪高职高专精品教材”、“面向‘十二五’某规划新教材”、“某科版‘十一五’高职高专护理教材”、“‘十二五’某教育规划”等各类“规划教材”的字样跃然纸上。
在某理工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封面上，醒目地打着“某世纪高职高专计算机基础教育系列规划教材”、“某级精品课程配套教材”、“高职高专某教职委优秀教材”、“首批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某成果”等标志。
位于北京的中国某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上，则标注了“某某公共素质教育规划教材”、“某某饭店服务与管理专业规划教材”。
中部某出版社面向高职高专出版的《工程力学》教材，自我标志为“十二五”某规划教材。可本报记者发现，在教育部高教司与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网公布的《工程力学》规划教材中，这家出版社与其出版的教材并没有列入其中。
针对高职高专林林总总的“规划教材”，本报记者向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求证。这位负责人明确地说：“教育部根本没有立项、审批这些教材规划。部分出版社自己忽悠人，什么都随便写。”
据透露，教育部立项、批复的“十一五”规划教材都会在封面显着位置标注“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等字样。那么，一些出版社为了标榜自己出版教材内容的规范性与项目建设层次，吸引高职高专老师的眼球，往往也冠上“某某‘十一五’规划教材”、“某某改革创新教材”、“某某实验教材”等。
以市场上非常流行的某“精品教材”为例，部分出版社与高职高专的说法是，国家示范性高职高专项目建设验收中有多少门精品课程的指标，高职高专为了创“示范”不出版不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评审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中并没有这一条，只是要求高职高专须具有一流的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与教材等。
“很明显部分出版社与高职高专偷梁换柱，争相运作出版精品教材成为一个卖点。”业内资深人士说，“一本精品教材组织教师分头编写章节只需三五个月就可以完成，出版周期短，市场见效快。”
“了解情况的人就知道这些‘规划教材’是冒牌货，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就是国家规划教材。实际上，根本没有经过谁的审批。”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
一些“编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未经国家有关部门备案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京城一家规模与实力不大的出版社就设立有两个“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涵盖各类人员75名。某大学出版社两个高职高专专业实践课程体系主创团队，担纲总策划的是出版社分管社领导，既聘请总顾问，又聘请教职委顾问，还聘请行业、企业与产品顾问。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教育部目前只批准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除此之外，其他的‘编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都没有经国家有关部门备案批准。”
据业内资深人士介绍，一些高职高专教材的“编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都是为了占领市场而设立的，拉名人、专家当顾问或主任，有的可能发挥一点作用，有的一点作用都不发挥，只是挂名而已。有的出版社为了打通关系，随时用公文包拎着成捆现金。
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某省在一次执法活动中查获4000万码洋的非法出版物，其中高职高专教材所占比例较大，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实际上，很多是书商打着出版社的名义在操盘。”资深人士表示，按理说很多高职高专教材只能是具有一定资质的出版社出版，现在一些书商纷纷与出版社合作，市场、投入都是由书商自己干，然后给出版社交一笔管理费了事。
至于书商的人员结构，很多都是学校或出版行业中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跳出来，轻车熟路地闯高职高专教材市场。他们比原来在学校或出版社挣得更多，也是导致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乱象丛生的主要“祸根”。
商业利益居上 社会公益向下
据业内资深人士介绍，相对于机械工业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出版专业教材的大出版社来说，很多大学出版社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成立的，人员、规模不大，实力较弱。
同时，在各大学出版社中，处境最好的当数师范类出版社，因其出版中小学各类教辅书籍市场大，日子好过些；理工类出版社因其出版书籍的专业范围窄，受众少，处境较差。
2000年之前，国内出版社严格执行出版分工，即理工类的出版社只能出版理工类教材，不能出版文科类的教材。比如，高职高专教材中的医药类放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就有一定的市场与社会认可度；若放到理工出版社出版，人家根本不敢信任与选用。
2000年以后出版范围放开了，再加上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出版社纷纷上马高职高专教材项目。北京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由一家出版社驻全国各省区办事处联合投资的，以研发、推广高职高专实践课程体系为主要发展方向。北京另一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则是在某出版社图书中心基础上成立的。
两家出版社在描绘自己的市场盈利与处境时说：“高职高专教材市场全年销售码洋还抵不上一座楼盘的利润。”有一家中等规模出版社的负责人则透露，高职高专教材一年给社里带来的码洋达到1亿多元，成为全社上下的“顶梁柱”。
据某出版社调查发现，高职高专教材的年换版率约为26%，哪家出版社给的好处多，高职高专就选用哪家出版社的教材。某职业院校校长在同出版社合作出版500本教材时，就提出由学校资助出版社4.2万元，其中1万元需要返还学校给个别人发放奖金。
针对目前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的种种怪现象，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教材是一种具有社会公益事业性质的特殊文化产品，绝对不允许也不能按商业暴利的思维来操作出版。国家将建立相关机制体制，整治当前这种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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