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的调查也显示，招生排名前十的专业和就业排名前十的专业根本不相吻合。除此之外，余祖光还报出了这样一组数字：70%的大专院校、本科毕业生想到几大直辖市工作。“这么多大学生往那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位，这不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是我们教育体制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教育模式的问题。”余祖光感慨道。
“三千块钱想请一个技术工开玩笑，找一个大学生还差不多！”
近日，这样一则段子在互联网上“火了”。在为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境遇鸣不平之余，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大学教育。
今年2月26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其中提到“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3月底，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释放信号——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鲁昕阐述说：“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从根本上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主要难在一部分办学定位不清，专业特色不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严重的地方本科高校。这种低就业率、低就业质量的状况，不仅直接造成国家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直接影响数百万家庭的民生福祉，甚至导致一些家庭因教返贫，更影响到国家的长远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和应用型高校的经验，通过试点推进、示范引领，以2000年以来新设的600多所本科高校为重点，引导部分本科高校加快转型发展步伐，更加直接地为区域发展和产业振兴服务，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逐步实现人才培养和就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4月26日，178所本科院校在河南驻马店达成“驻马店共识”，成立了应用技术大学联盟，部分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慢慢已经步入轨道。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部分本科转型职业教育已是大势所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认为，这预示着“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必须重构，也必将重构。”
为什么要转型，如何转型，怎样才能转型成功？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于5月7日召开了“部分本科院校如何成功向职业教育转型”座谈会，转型成为聚焦话题。
本科院校为何向职业教育转型
“我调研时得知一现象，大学生回家乡就不了业，因为缺乏技能。为此，当地政府拿出每人5万块钱，再培养一年以后才能被当地企业聘用。这对我们教育是极大的讽刺！”谈起此事，中华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余祖光很是激动。在他看来，造成本科高校，尤其是二三本高校就业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供需的严重错位。
近几年的调查也显示，招生排名前十的专业和就业排名前十的专业根本不相吻合。除此之外，余祖光还报出了这样一组数字：70%的大专院校、本科毕业生想到几大直辖市工作。“这么多大学生往那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位，这不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是我们教育体制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教育模式的问题。”余祖光感慨道。
要尊重劳动力市场的规律！余祖光认为，过去我们不重视市场标准，不重视市场规律。单一的办学手段，对于市场需求吻合度高的职业教育是不适用的。正如德国曾提出的“一个国家职业教育体系与其说决定于教育体系，还不如说决定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工。”它和就业证书结合得更紧密，专业化程度细不细也和劳动分工息息相关，因此必须尊重劳动力市场需求。
余祖光的观点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的认同。“学生要就业，职场需要人，国家需要升级的人力资源的支撑等，这些都归结到职场的需求。部分大学不知道职场需要什么样的人。”他认为，高职、中职这方面过去20年做的要好得多，已经证明这种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本科院校向职业教育转型，让专业教育回到市场原点，于国于民是有益的。
“转型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转来转去离不开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一定要围绕着产业的需求、职业的标准进行课程改革。”
以西安欧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为例，过去学院毕业生到新闻单位就业的比例没超过10%。后来学院向实践教学转型，抛开论文，让学生们成立工作室，设计网站和杂志，投入新媒体实践，实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而如今，学院的毕业生15%进了新闻及相关单位。胡建波相信，正是围绕产业需求，和产业一起培养人才，最终实现了双赢。
除了企业的需求和学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培育中国社会对技能型人才尊重的文化。胡建波承认，文凭的整体上升或者可以称之为文凭的流动性过剩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升学主义”更是亚洲的普遍现象。
因此，引导部分本科向职业教育转型，目的是为了打通职业教育学生上学的通道。胡建波说，在我国，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只有不到5%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对想要升学的中职孩子们来说这是条断头路。不仅如此，全国目前每年高考录取大概700万人，专科的录取比例大约是45%，也就是说有300多万人上了高职，但其中仅有5%的高职毕业生有资格专升本，而且只有一次统一考试的机会！这就意味着选择高职就很难继续升学，这与学生和家长的期望很矛盾。
胡建波感叹，如果高职生中有20%的比例转读四年本科，高职就不会为生存特别担忧。试图解决职业教育“断头路”的问题，也是此次教育部倡导应用技能大学转型的重要初衷之一。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认为，“国家目前只提出科教兴国，没有明确地提技术利国，但与技术进步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会加强技术教育的分量，使学生熟练掌握技能的同时更加注重掌握技术应用能力和技术改良创新的能力。”
职业教育发展的他山之石
“日本三次转型升级的过程就很值得我们借鉴。”俞仲文谈到，1950年代日本实行贸易立国，这个时期大量引进国外的技术；1970年代又提出技术立国，从主要引进和消化吸收转变为主要靠开发独创性的自主技术。日本提出应用和应用基础研究并重，到1980年，钢铁、汽车、船舶等工业就跃居世界首位。1990年代，日本又公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也培养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转型升级造就了日本高技术产业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这个地位80%是通过中小企业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俞仲文认为，我国目前基本还处在第二个阶段，社会产业链条中我们仍位于中低端。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必须将教育的转型升级纳入其中。
德国是职业教育发展较为典型的国家，其应用型大学专业性较强，对口性比较好，就业率比较高，这与其两百多年的学校双元制发展有关。
据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职业教育领域项目官员卢蕊介绍，德国现在有430多所高校，共包括综合性大学、应用技术大学以及其他少数高等学校，其中应用技术大学占到了50%的比例，而综合性大学只占到整个高校总数的1/4。以2013～2014年这一届的德国学生为例，有64%会选择去综合性大学就读。选择去应用技术大学就读的学生差不多是综合性大学的一半，占到33%。
双元制的特点是把职业培训和学术教育结合在一起，综合性大学、应用技术大学都可以有这种形式的教学和组织方案。学生在这些高校机构接受理论学习，然后在企业接受实践培训，时间比例是1∶1。学校接收学生的决策不是由高校来做，而是由合作企业来决定有哪些人可以入学。
最终，会有大约85%的学生跟企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这是其他学校很难做到的。在整个大学过程中，学生除了获得大学的毕业文凭，还可以选择跟大学相关的某一个具体的职业工种进行职业培训，最后获得国家承认的职业培训证书。
与内地情形较为相近的台湾可以作为一个参照。20多年前，台湾就将国民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两个板块，并且开始成立科技大学。据胡建波介绍，台湾就业排名前10的高校中有4所是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这样的科技大学，可以说就业为导向培养人才这点来说还是很有成效。
但台湾也深受升学主义的影响，学生拿了专科拿本科，拿了本科拿硕士，拿了硕士拿博士，不停地要升学。科技大学没有最终解决学生升学的问题，反而导致了很多进行专业技能教育的专科学校招不到学生，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和引以为鉴的。
具体路径尚不明朗
然而，对于部分本科院校向职业教育转型的具体路径，业内人士也不无担忧。
“这次的转型会不会像原来高校合并、院系调整那样，通过分指标，给项目，给资金来推动？这样即使转型也是被动的转，不是市场主导的、自主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转型当然需要市场引导和行政手段相结合，但不能脱离国务院和教育部一直也在倡导的高校自主办学，无论对本科院校还是职业院校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起点，应当由高校自主决定转型与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文锋补充道。
从目前情况看，转型的主要方向可能还是体现在课程改革上。通过转设应用类专业，增加实训，培养动手能力，向职业技能培养、职业素养培养上倾斜。一些专家也希望能够推动建立更为完善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和现代学徒制，给职业教育的发展留足空间。
转型的具体路径尚不明朗，但从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满足市场和产业升级等需求来看，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只是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正如俞仲文在会上所提：“这次调整不能看成是权宜之计，也不应该仅仅看成是大学生就业的功利之策，必须有大格局的视野，直面全球化的挑战，把重构高教版图与产业升级，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中国高等教育版图需要重构，也正在酝酿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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