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蓉泉：高职“文化育人”的错位与调适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口号已叫喊了多年，但效果一直不够理想。除了社会负面影响、发展压力在身、工科教育背景、缺乏人文教育的经验和人才储备等因素外，在认知、主体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的“错位”现象，也加剧了高职人文教育的“效果损耗”。
　　高校建立党政两套体系本是为了发挥两种管理资源的优势，但一直以来，高校形成了“党政分开”、一个抓思想一个管业务的工作习惯；加上高职院校行政领导在校企合作、专业建设、双师队伍乃至基本建设等“发展难题”上压力在身，十分忙碌，这就导致高职院校开始重视文化育人后，这项工作自然演变成由党委主管的宣传、工会、学工等部门为主，通过技能文化节、社团活动、志愿者服务、暑期实践等第二、三课堂，把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与此同时，行政系统在制订人才培养计划、分析教学质量、完善教学考核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就专业谈专业，就技能谈技能，没有把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目标、教学设计和考核指标列入议程，导致课多面广、与就业关系密切、对学生影响较大的专业课程，少有文化育人的自觉和相关内容的融入。
　　与之相应，在各类文化育人的研究、论坛会议上，忙碌其中的主要是党委系统宣传、学工、团学、工会、思政、总支等部门及人员，和第一课堂关系紧密的行政分管领导、专业负责人等很少现身。
　　如此“分工”带来的问题：一是占据绝对优势课时和“第一课堂”地位的专业课，忽略了文化育人的最大载体和施教平台；二是“第一课堂”都不重视“专业与素质”的结合，二、三课堂的活动效果难免游离于专业之外，出现就文化谈文化、就活动搞活动的“两张皮”现象；三是由于“分工”太开没有实现“劲往一处使”，容易导致分管第一课堂与分管第二、三课堂领导在时间、精力、场地以及资金方面的认识分歧和行动掣肘。
　　目前，高校思想文化教育的效果普遍不理想，除了社会负面因素影响外，高校人文社科、思想政治课教师生活“圈子”太小，脱离火热的生产生活实际，满足“三点一线”的安稳生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高大上”的思想教育内容，和面临就业竞争压力、希望掌握就业本领的学生心理缺乏互动，讲课宏大叙事不贴人气、远离社会不接地气，口无遮拦不传导正气，使得学生难以树立起对核心价值观的“主心骨”认知；走向社会后，那些“正确的”思想教育内容，很容易在多样、现实的社会问题面前风流云散。
　　高校的党组织以及党委管理的组织、宣传、工会、学团等职能部门，承担着把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具体落实到高校基层单位的政治使命。中央、省、市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政策精神的传递，以及上级部门频繁多样的各类任务和考核，使得高校党组织很容易处在疲于应付、满足完成“规定动作”的状态上，至于这些“学习”、“活动”和“上报材料”在多大程度和学校的中心工作相关，容易出现思考较少办法不多的情况。
　　此外，由于现行体制要求高职院校书记抓好“发展大局”，也由于不少书记是由原来的校长转任过来，作为高校政治文化主要设计者的党委书记，经常处在和政府及企业联络、跑发改委及财政部门要项目要资金等业务工作的忙碌中，无暇静下心来研究推进政治文化在高校的“三贴近”工作。笔者到一些高职院校学习，不少书记在学校发展问题上情况熟悉很有思路，但党的建设、文化育人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导致一些高校的党建工作容易被人们看作“上级的要求”，是“硬任务”，但和高校的实际需求似乎关系不大；党建工作贡献度虚化，管理队伍普遍更愿意做业务工作，中层党、政管理人员轮岗出现心理和能力调适上的困难。
　　当前高校党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而是方法适应不适应的问题，是党建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现象能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解决党建工作方法问题的着力点，就是要探索解决好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的“结合点”，提高党建工作的渗透力、说服力和贡献度。
　　从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来看，一是在思想和体制上理顺关系，在校党委提出的文化育人问题上，党、政班子不仅要“同心”，互相支持，而且要“共事”，共同担当。二是把文化育人工作的重点，放在教工“师德师风”、学生“职业素养”这两个与队伍建设、技能培养密切相关的中心工作基点上。三是引导二、三课堂的素质教育“贴近”技能教育。目前看来，学校已经走出了一条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有效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