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上周五在京发布。为编制好该报告，去年年底，教育部要求全国所有高职院校各自写好人才培养质量年报并发布。笔者所在学校更是重视有加，在发布学校年报同时，也把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年报发布。
《2016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上周五在京发布。为编制好该报告，去年年底，教育部要求全国所有高职院校各自写好人才培养质量年报并发布。笔者所在学校更是重视有加，在发布学校年报同时，也把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年报发布。
质量年报有两种，一种是“内部参考版”，主要是校内通过收集信息，对培养过程进行诊断，根据信息反馈和诊断结果改进教学等培养环节。另一种是“社会公示版”，要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回应政府、学生和家长的问责。在高职办学实践中，这种“内部参考版”的自我诊断、纠正和提升始终贯穿在人才培养全部过程中，是学校“必修课”，没有年报也照干。对于“社会公示版”报告，从政府层面看，因为政府的财政绩效考核和审计制度已经非常完善，所以高职院校对于政府以及投资方的期望和效益问责，已经在绩效考核过程中做了回应，也无需再另立一套质量年报。
排除前两种意义，质量年报的意义只剩下对“家长和学生的满意程度”回应。一个核心问题是，教育质量高低到底该由谁说了算？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可以理解为满足社会、用人单位、学生和家长以及国家教育法律法规要求的程度。质量高低的评判者不应是服务的提供者，而应是消费者。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很显然，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者应该是社会、用人单位、学生和家长以及学校举办者。所以，让高职院校自己写自己的人才培养质量报告，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逻辑出了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笔者从发布的质量年报中，随机抽取国家示范、骨干院校的2011、2013、2015年的100份报告进行对比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报告写法雷同，就是学校教学工作全面总结，有成绩有问题。其中，成绩部分不吝堆积，大书特书，占据篇幅绝大部分。对于问题，均泛泛而谈，大而化之，避实就虚，寥寥几语，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师资有待加强，专业需要优化，合作需要深化等。
趋利避害是任何组织的行为准则。高职院校这样做也是人之常情。高职院校也食人间烟火，只有写好了，政府才能高兴，才能加大投入，才能吸收生源。所以，高职院校一定会使尽浑身解数，尽可能把自己写好，尽可能多地展示成绩。这样做，谁都舒服满意。
可想而知，自系统下出炉的年度报告社会认可度不会很高。笔者曾专门向有关企业负责人宣讲过这份年度报告。与学校形成鲜明对比，企业毫无兴趣。他们认为，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好不好，质量年报说了不算，他们眼见为实。事实上，政府有关部门在私下聊天时也认为，一个学校的办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如何，他们都非常清楚，也用不着再去看报告。
如果高职院校费力写出的报告都“沦落”到连主管部门、企业和社会都无心问津的下场，只是成为省教育部门、国家教育部门撰写报告的原始素材库的话，恕笔者直言，这就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报告到底该谁来写？这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一定要写，执笔者一定不是学校，而是一个由社会、用人单位、学生和家长以及学校主办者组成的第三方机构，唯有如此，能对高职院校作出实证性评估，才会进一步提高客观性、科学性和可信度，真正体现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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