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推出一批简政放权改革措施，在此前四批取消200多项职业资格的基础上，再取消61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几乎占到了资格证书总数的一半。
2016年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推出一批简政放权改革措施，在此前四批取消200多项职业资格的基础上，再取消61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几乎占到了资格证书总数的一半。
有人担心，职业资格证书取消了近一半，是不是职业教育也要随之减少相应的规模或进行调整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都取消了哪些职业资格证书。被取消的职业资格证书，有的是由于产业技术进步，职业岗位成为了历史，如电话机交换机务员；有的资格证书是因为技术含量低，很容易就可以掌握，没必要用设证来作为门槛进行规范，比如木材搬运工、割草机操作工、松香包装工、罐头封口技师等；还有的是被新的职业证书涵盖，如执业兽医资格可以涵盖被取消的动物检验检疫员和动物疫病防治员，旧有的资格没必要再保留。
其次，我国职业证书设置部门和机构较多，存在重复设置、交叉设置等问题，证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象较为严重。有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国一些地方、部门、行业自行设立的职业资格多达2000多项，证书太多、考试太滥的问题非常突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职业”证书，可能用“岗位”证书来表达更为准确，是因“岗”设证，而不是因“业”设证。
再其次，从我国职业资格体系运行来看，具有很深的“历史印记”，滞后于经济产业发展的步伐。从这方面来讲，职业教育对经济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反映更为敏感，更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调整比职业资格证书及时，走在了职业资格证书改革的前面。
由此可见，职业资格证书裁减近半的幅度并不会对职业教育造成同等程度的冲击，甚至可以说影响很小或几乎没有影响。
其实，我国现行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密切。受行政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长期影响，我国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和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它们属于两个世界，是两套体系，有各自的规范。
毫无疑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主要看职业能力，但职业能力靠什么检验和展现，尚不明确。目前，职业院校普遍的做法是通过学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的数量或级别进行衡量，以至于职业资格证书成为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志和评判标准。
但是，职业院校办学不能为职业证书所累，职业资格证书也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职业能力和水平。就职业院校办学而言，不能“为了证书而证书”，学校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培养人，培养一个具有完全人格的社会人。为了凸显职业教育的特征，证明其存在价值，不少职业院校过度强调学生技术技能的训练，忽视了职业道德熏陶和素养的养成；过度强调技术性、工具性的训练，忽视了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和关怀。就职业院校学生而言，也并非证书越多越好。其一，证书多会引起水分大、含金量低的质疑和反作用。现实的例子就是，有的毕业生怀揣几个证书都找不到工作，难以获得用人单位的认可。其二，学生在学期间要考的证书多，为了考证而考证，急功近利，失去了教育的应有之义。其三，不少证书考试都是低水平的考试，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也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所以，对职业学校来说，裁减职业资格证书可以说是件好事儿。也许，当下职业学校要做的不是考虑让学生获得什么证书，而是通过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打造职业教育品牌，形成名校效应，赢得社会声誉和口碑。
如前所述，我国各类职业证书设置部门与学校教育之间沟通较少，是造成证书名目繁多、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借鉴国际经验，欧盟、澳大利亚、韩国以及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各自的国家资格框架，构建起学历体系和职业资格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缩小或者消除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距。
我们也应该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在宏观顶层设计上给学校教育和各类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的沟通绘制路线图，建立体制机制。一来可以为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的沟通建立桥梁，提供科学依据和标准规范。二来可以真正搭建起适龄青年成长的立交桥，形成终身学习的框架机制。三来可以避免职业院校盲目围绕职业资格证书转，将办学转向关注学生个体成长和素养完善的轨道上来。最后，还可以使技术技能人才具有与其他人才相比较的框架依据，获得与其他行业同层次人才大体相当的福利待遇，享有大体相当的社会地位，从根本上解决职业院校学生的出路，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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