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到23日，全国科普日活动在各地集中开展，科普教育基地、社区、农技协、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3061个单位将组织开展9400余项重点科普活动，预计参与人数将超过1 7亿人次。
9月17日到23日，全国科普日活动在各地集中开展，科普教育基地、社区、农技协、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3061个单位将组织开展9400余项重点科普活动，预计参与人数将超过1.7亿人次。
毫无疑问，科普日是一顿为青少年专门准备的科学“飨宴”。但68岁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长李承森，对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当前名目繁多的各类科学竞赛却有着一丝隐忧，他的忧虑来自担任一次青少年科学竞赛评委的经历。
“能解释一下这部分你是怎么做的吗？”李承森坐在评委席上，翻看着手里的参赛论文。对面，一个初中生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汗珠在额间打转。
这样的情况，李承森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每次被邀请担任类似竞赛的评委，他都会遇到这样的论文，“完全是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很难想象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写出来的”。
在李承森看来，近年来功利化的价值导向已经把科学素养培养带歪了。上世纪90年代，李承森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工作之余，经常往美国的中小学跑，想要弄清一个问题：美国人是如何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的？
李承森之所以想弄清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一直被一个现象困扰着：“为啥中国学生到了博士阶段就会出现后劲乏力、科研创新力不足的情况？”
李承森发现，美国的科学课并不“高大上”，也没有太多高深的理论。反观国内的科学教育，在知识的层层包裹下，显得过于“正襟危坐”。
退休后，李承森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科普和青少年科学素养的培养上。他带着中学生到南极考察藻类植物的生长，到海南岛、长白山考察当地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在野外，李承森试图剥掉自然科学严肃的外衣，让它露出可爱的模样。
“李老师，树上那团大疙瘩是啥？”在海南岛的红树林，一个学生指着树上的蚂蚁窝向李承森发问，得知是蚂蚁窝后，这个从小长在北方的学生很惊奇：“蚂蚁窝为啥会在树上，而不在地上？”
李承森没有直接告诉他原因，而是指导他仔细分析蚂蚁窝样本、查阅资料。这名学生发现南方雨水多，蚂蚁如果在地上筑巢，很容易被淹，因此出现了“蚂蚁上树”的现象。同时，李承森告诉他，每年蚂蚁窝的位置也不确定，当年的雨水大，蚂蚁窝往上移，雨水小，蚂蚁窝往下移。在李承森的指导下，这名学生利用南方蚂蚁窝的这些特性设计了一个天然的花粉收集器。
对于这个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这次野外的经历，让生活里稀松平常的现象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一颗爱知求真的种子就在他心里发芽了。
在北京101中学物理组教研组长史艺看来，这就是野外考察的意义：“不是让孩子做出多么具有科研价值的研究，而是让他们在与科学家的交流和互动中，在野外的实践中，培养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这是驱动创新的发动机。”
101中学今年为学生安排了8条科学考察线路，遍布全国山河大川。一名刚刚参加完考察的学生，在自己的科考笔记扉页写了这样一段话：“数据容易造假，动动手指，改几个数字，就不用辛苦地做实验。但假的数据不会符合统计学规律，更无法取信他人。只有实地考察，老老实实获取数据，才能获得有用的信息。严谨的科研调查，让我觉得凡事不再‘大概就好’。”
中小学科学素养培养“卡”在哪里？李承森曾经看过一张小学试卷，里面一条一条的横线，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填空题，“一道横线画过去，学生在里面填上标准答案，这是给创新精神画地为牢”。
跟中小学生打交道多了，李承森发现，这种填空题思维是渗透到教育的各个角落之中的。他带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学科教师总要跟着，在进行考察项目设计时，填空题思维和开放题思维就出现矛盾了。
同样的植物，科学家眼中看到的是自然，学科教师看到的是课程。“学科教师在设计考察方案和路线时，总想跟自己学科的教学大纲结合起来，但是大自然并非实验室里的样本，它瞬息万变，鲜活又充满意外。”
“要把科学考察和课程标准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不容易。”在李承森看来，科学考察既不能照本宣科，又不能漫无边际。
要是被这道填空题框住了，情况就糟糕了。在李承森的科考队伍里，不乏来自农村的学生，可这些天生就比城里孩子有更多机会亲近自然的孩子，身上并没有太多的乡土气，“他们中的很多都五谷不分，对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新奇感和热爱”。李承森说，因为这道“填空题”，不论城市乡村，都把孩子的思维给框住了。
“你能指望着每天功课就要做到晚上八九点的孩子们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走进大自然呢？”李承森这样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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