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树超：如何炼成最牛高职？

　　什么是好的教育？针对这个问题，历史上一直有争论。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前院长退休八年以后出了一本书，叫《失去灵魂的卓越》，副标题为《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书一出版，引起全世界轰动。大家都知道，哈佛连续六年成为世界高校排名老大，退下来的院长却讲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这引起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相当一批教育工作者极大的兴趣。职业教育当然也不能忘记教育宗旨，不能失去灵魂。

　　学术上的争论，暂时放在一边，我们看看国家教育部的要求。这是今年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讲话里的一个重要观点：“今天，我们强调的质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下的质量，是全球教育竞争新态势下的质量，是实现教育现代化新要求的质量。”这里有三个“新”：新目标、新态势、新要求。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那时候叫“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越快越好。三年制，两年制，一年速成，干部培养，很快就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处于非常态，多年高校停招，人才极度紧缺。而今天，当我们进入新常态的时候，质量标准发生了变化。我们说今天强调的好的质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下具有社会服务贡献能力的质量。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地说，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作为教育质量评价的根本标准。也就是说，好的教育实际上有两个维度的一级指标，一是人的全面发展，二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报告内容，我认为是把两个一级指标分成四个二级指标：一是全面提升学校办学综合实力，二是学生成长成才能力，三是社会贡献力，四是国际竞争力。我们曾经在高职质量报告中把环境质量摆到突出位置，强调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环境困境。而作为全面的教育，教育部把“国际竞争力”“今天”摆到突出位置。原来谈得比较多的是国际合作与交流，当然，今天仍然谈。但是，从质量标准、从好的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开始关注我们在国外的影响力，比如“一带一路”国际影响力、亚投行国际影响力。

　　教育部非常明确，把学校办学综合实力、学生成长成才能力、社会贡献力和国际竞争力这四个指标作为今天好的教育（不单单指职业教育，还包括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继续教育），我以为，这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好的教育。

　　国家版的《中国高职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从四个维度强调什么是好的职业教育，我们称之为职业教育新型质量观。

　　第一，学生发展、成长成才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核心灵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它是根本质量。

　　第二，教学改革，以提升学校办学综合实力作为基础质量。2013年发布的《201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我们用了培养质量“计分卡”的概念。2014年，我们沿着“计分卡”的思路，用了“教学资源表”来量化我们学校的办学综合实力。各位如果有兴趣，看看高职教育年度报告的指标，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第三，强调政策保障，以政策落地作为环境质量的评介。这次国务院教育督导办发布的暂行办法，在高职院校的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中，有一个是生均财政投入水平。虽然说目前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发布相关政策和文件，要求达到多少水平，但是能不能落地，何时落地，难度很大。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吹牛不上税，监测缺力度，评估不独立，落地何其难。我们希望通过《高职质量报告》面向社会的公开透明，来推动各级政府政策的落地。这个工作是非常艰巨的，我在这里也呼吁，希望老师们、校长们能配合我们，能支持我们，推动政策落地。

　　第四，服务贡献，以服务学生、服务国家和地区发展为社会贡献质量。社会贡献力，我们首先强调的是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并考察毕业生的三类就业去向：一是留在当地就业比例，二是中小微企业基层服务比例，三是国家骨干企业就业比例。当然，我们希望学校如实填报，而我们后台的数据分析对于不同财政来源的院校会有不同的评价权重。除了毕业生就业去向，其他指标还有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纵向科研经费到款、技术交易到款额、非学历培训到款额和公益性培训服务的能力，等等。我们希望通过服务贡献的这六大指标来引导我们高职院校朝着一个好的高职教育质量方向发展。我们今年的高职教育质量年报很可能就“社会服务贡献水平”做一个全国50强或者100强的榜单，就根据这六个指标和在校生规模探探路，为今后可能做全国性的高职质量报告综合指标排名打好基础，因为高职教育发展呼唤一个比较有公信力的高职院校排行。

　　在这里我再一次强调政策落地表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年生均财政专项经费、教职员工额定编制数，这些都是政策的落地。生均实习企业财政经费补贴、生均企业实际责任保险补贴、企业兼职教师人均财政补贴、专任教师总数、专任教师参加省级培训量——落地是落在培训量上。我们的政策落地时差较大，我们今年的高职质量年报将对政策不落地的地区进行评价。

　　什么是好的职业教育？这需要有科学的质量观，合理的发展定位，正确的办学方向。无论是课堂改革，还是教材改革、教学方式改革，都要在这个方向引领下进行改革。在全国职教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教既是教育，又是人力资源开发。现在越来越清晰的一个观点是，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有交汇部分，但不是等号。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上讨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文件时说过一段话：“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单单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重要一环，更事关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装备的市场竞争力。”老师们，从整个教育的角度，教育部给出了四个核心指标。而作为职业教育，显然，它在服务行业、服务地方等方面应该超越教育，所以说更事关四化发展和中国制造业。什么是好的质量？我想大家心里应该是非常明白的。

　　无论是对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还是对教材质量的评价，都离不开国家职业教育大会强调的职业教育发展制度，那就是校企合作。全国职教大会非常明确，要坚持把校企合作作为办学制度，把促进就业作为办学导向，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办学根本。前不久两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第59章“推进教育现代化”有四个二级指标：公共基础教育强调均衡，职业教育强调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强调创新人才培养，终生教育强调学习型社会——这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对职业教育提出的制度性要求。《规划纲要》非常明确，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职业学校老师和企业技术人才双向交流，推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与生产实践对接。

　　在《规划纲要》中，直接规划教育发展的就此一章，而职业教育就此一节，在这一节里边，大段的内容都是产教融合。今天我们强调它，是因为它事关高职教育质量的方向和制度。很多课改专家跟我说：“职业教育质量说到底还是要落到课堂上。”我说你说得对，但是，把什么落到课堂上，这是原则问题，这是根本问题。产教融合，你能够落到课堂上，能够落到教材上，能够落到教学方式上，那就是好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融不下来，那就未必是好的教育。

　　为什么今天要强化教育督导评估？因为整个体制在变，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原来政府配置资源到今天强调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加强政府的领导作用。但是，在强化社会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独立的科学评估机构和体制的整合完善。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强化督导评估，加强政府督导，支持第三方评估。为什么今天要强化教育督导评估？我理解，它是建立独立的科学评估制度的一个过渡。在今天，优秀的第三方机构太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教育的改革发展，怎么样能够扎实、科学地推进？如果今天能够靠社会力量开展的评估来给政府的教育督导提供有效的依据，然后由督导部门来推动政府改进教育的管理，那可能是当前体制下的有效机制。

　　我以为，当前把中职定位在办学能力评估，把高职定位在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是有一个明确的导向的。因为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能力还比较薄弱。我们曾经配合当时的教育部督导团做过一次中职教育的评估报告，叫《关注中等职业教育》，当时一万多所中职学校，居然只有148所学校是完全达标的。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强调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能力。而对于高等职业学校，我们则强调适应社会需求能力，希望给高职院校甚至给整个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一个引导。因为按照教育部年度会议的要求，今天整个教育的发展评估指标同样是办学综合实力、人才培养力和社会贡献力，当然，还强调国际竞争力。

　　今天重视适应社会需求能力或者说今天开展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不一定代表明天仍然强调适应社会需求能力。但是，至少当下我们要强调适应社会需求能力的提升。《暂行办法》采用了20个指标，我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介绍。按照这些指标，会有一套评估工具，通过94个采集项以及一系列问卷采集数据，包括校长问卷、教师问卷和学生问卷，基本采用线上数据采集和网络大数据配套同步进行。

　　20个指标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适应社会需求能力的基础能力或者叫办学基础能力指标，能够为社会提供需求服务的基础能力。这类指标包括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按照教育部财政部文件要求，2017年要达到1.2万）、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生均教学及辅助和行政办公用房面积、信息化教学条件、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生师比、“双师型”教师比例。

　　第二类是培养能力指标，适应社会需求能力需要培养。这类指标包括课程开设结构、年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专业点学生分布、专业与当地产业匹配度。其中，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是新指标，我觉得高职教育质量报告也可以强调这个指标。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即企业把设备拿给学校，不计入固定资产总值、不捐赠、不纳入固定资产，但同时让学校拥有设备的使用权。当我们社会开始进入共享经济的时候，我们的学校不一定需要把企业设备纳入学校固定资产总值，但学校要有使用权，这样整个教育教学就能够更好地对接生产实践。另外，关于专业点学生分布，数据采集要求每一个学校把所有专业都列出来，把所有专业的学生和老师情况做一个分布，看看哪些专业是没有实力办的，哪些专业是必须要办的。

　　最后一类是服务贡献能力指标。这类指标包括招生计划完成质量、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直接就业率、毕业生就业去向、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和技术服务到款额。招生计划完成质量——注意不是完成率，而是完成质量——包括第一志愿占招生计划数的比例。用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的话来说，“不以学校规模大小比水平，不以论文数量多少论英雄”。耶鲁大学每年也就招1500人，我们的学校都是招8000人，但第一志愿只有800人，我们看的是完成质量。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原则上分为国家的证书和行业企业证书，而数据采集要求的企业证书是需要有专门资质的。例如，近五年曾列入世界企业500强和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的企业颁发并得到公认的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

　　（本文作者马树超，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