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撑，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的提升，可为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供技能人才支持。
“再见，我的大学！”打工青年尹章兴在朋友圈里写下这句话。不同于一般大学，尹章兴上的大学只对打工青年开放。
这所只有3个月学期，免费为打工青年提供培训的“工人大学”隐藏在北京郊区一所破旧的小学里。6年来，它几度办不下去，“没地方学”曾成为这些青年的担忧。
跟这些打工青年一样，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农民工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易凤娇也提出了继续学习的需求。
易凤娇说，外来务工人员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需要提高，但现实困难不好克服——务工人员打工的厂区，距离市区往往很远，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都是问题。
一边打工一边上学的易凤娇，深切体会到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的压力。有感于此，今年全国两会上，她提交了题为“关于加强异地务工人员培训，提升培训实效性建议”的议案。
“全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人到3000万人之间。”易凤娇说，异地务工人员的综合素养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因异地务工人员普遍工作时间长，我们希望能在厂区、宿舍区附近开设培训点，多利用周末、晚上进行培训。”易凤娇说，不仅要开展技能培训，还要结合学历教育，让务工人员在深圳等大城市可以拿到文凭。
事实上，这些需求已经被注意到。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要完成2100万人次以上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任务。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被纳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职业技能培训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需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撑，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的提升，可为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供技能人才支持。”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杨志明说。
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杨志明专门就农民工问题作大会发言。他说，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的发展也面临新变化，产业结构走向中高端呼唤农民工技能提升。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永忠曾举例，从全要素生产力来看，德国工人装配一个航空器配件，需要1400个小时，俄罗斯需要200个小时，中国400个小时，这是在装配精度上的差距。
“德国为什么这么厉害？所有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全部免费，而我们国家职业教育不光收费，不少学生回去后还啥也不会干。德国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工人跟企业对接，必须在企业能够胜任工作，才能顺利毕业。”李永忠说。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中国机床产量占到世界的38%，但高档数控机床还靠进口；中国虽然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但码头上高吨位起重机的钢丝绳还需进口，国人还跑到日本抢购马桶盖、电饭煲、电吹风机……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说，近年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出台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培养制造业紧缺的高级技工。我国也要加强职业培训，尤其要加强包括农民工等在内的“具有潜在可能”群体的培训。
杨志明称，当前农民工群体存在一个较大问题就是“缺乏技能”。他给出一组数据：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中，受过政府补贴的技能培训的人数仅占1/3。这不仅让他们因缺乏技能难落户而成为“城市过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毕竟，他们很大一部分工作在制造一线上。
“给农民工‘武装’技能，是当务之急。”杨志明提出一个“国家工程”的计划，即农民工职业技能的提升计划，力争到2020年，使每位农民工都能参加1次以上政府提供补贴的技能培训，基本消除新成长劳动力无技能上岗的现象。他说，从普工到技工转变，有条件的还可以向技师、高级技师发展，成为稳定就业的新型产业工人，这也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一条路径。
技能如何提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给出细致的建议，要在普惠性前提下，为农民工提供一个有弹性、多层次、多选择、多模式的持续进修机制。比如，整合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资源，将在岗农民工纳入重点扶持的职业培训项目中；建立在岗农民工职业技能实训中心；建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标准体系，引导农民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和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建立农民工创业孵化基地，对有条件的农民工开展创业辅导和指导。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要想以更高的技能水平支撑起‘中国制造’，显然还需要更多技能‘劳动者’，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胡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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