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农业供给能力、供给水平、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内含着做强做优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战略目标。
做强做优现代农业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国内外发展实践证明,没有强大的农业作支撑,就难以真正实现全面、完整的现代化。我国做强做优现代农业,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
从国际经验看,农业强大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放眼全球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无论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还是丹麦、荷兰、瑞典等农业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农业都很发达。一是组织化程度高。美国农场数量近80年来从681万家减少到206万家,但平均经营规模由62.6公顷扩大到178.4公顷。瑞典农业及林业合作社由19世纪初的3000多家集中到今天的40家,服务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及食品在本国市场占有率超过80%。二是劳动生产率高。丹麦农业一年的总产出可供其全国人口消费3年。荷兰农业劳动力数量仅占其劳动力总量的2%,农业增加值却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4%。三是国际市场竞争力强。丹麦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4%,出口额却占其出口贸易总额的1/4,生猪、黄油、奶酪出口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可见,农业发达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坚实基础。
从国内实践看,农业强大是大国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以下简称“四化同步”),还是破解农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都需要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已成为制造业产出和出口第一大国,2015年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的比重为22%,多个产业具备全球竞争力。信息化基本与发达国家同步,一批信息技术企业和互联网企业进入世界前列。城镇化快速发展,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历程,2016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35%。相比之下,农业尚未取得与大国地位相称的产业地位,而且农业自身发展还面临质量效益不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一系列挑战。这主要表现在:高端、个性化、差异化农产品短缺,优质安全农产品供给不足,部分低端农产品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走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农业人力资本呈弱化态势,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所占比重接近50%,“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现象比较普遍。我国只有积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在现代化强国道路上行稳致远。
从产业现状看,我国做强做优现代农业已具备一定基础。我国农业自身发展和外部环境都为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农业自身发展看,近10年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在三次产业中最快,与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逐年缩小。“十二五”时期以来,农业对GDP增速拉动保持在0.3个百分点左右,在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已成为农产品生产大国,2015年谷物、水产品、蔬菜等产量都居世界首位。部分产品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如水产品出口位居世界第一,梨和苹果出口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三。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甚至部分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已初步显现发达农业特征。从农业发展环境看,旺盛的国内市场需求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人口总量增长、城镇人口比重上升、消费结构升级和农产品工业用途拓展,使我国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农产品总量增长还有较大空间。民间资本投入农业力度持续加大,2016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21.1%,增速比全部投资高1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资本投资的比重接近80%,同比增长18.1%。
做强做优现代农业要坚持中国特色
在“四化同步”和农业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做强做优现代农业必须深刻把握我国国情,以点带面,积量变为质变,走出一条体系完整、模式多元、创新驱动、梯度推进的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一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扩大农业外延,除了提供农林牧渔等物质产品,还要提供观光旅游休闲、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非物质产品;拓展农业边界,积极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培育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更多就业创业机会。二是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条,主要包括:延长产业链,促进农业有效对接第二、第三产业;保障供应链,实现农业生产供应的全球化布局;提升价值链,通过品牌塑造和市场营销获得溢出效益;拓展生态链,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多元化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做强做优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应在充分发挥我国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发展纵深空间大优势的同时,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依靠新发展理念、先进科学技术、高素质人力资本、成熟稳定制度的组合集成,加快形成核心竞争力和高级竞争优势。当前,应抓住我国国际地位上升的有利契机,树立全球布局理念,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全球农业产业链、产品链、价值链分工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和增强比较优势。
做强做优中国特色现代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在整体谋划的基础上逐个突破薄弱环节,分步实施、梯度推进。近期应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优化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期应着力推动“四化同步”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强化科技、资本投入,优化农业劳动力配置,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远期应着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围绕优势品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对全球农业资源的开发能力,增强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做强做优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需要强化支撑体系
做强做优中国特色现代农业,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加强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同时,构建和强化包括制度、科技和政策在内的支撑体系。
强化制度支撑。应深化土地制度、经营制度和人力资本投入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应有利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其关键是准确把握“三权分置”的内涵,推动形成“小农”承包和“大农”经营并存格局,变“户户包地、家家种田”为“户户包地、多元主体种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经营制度改革应着眼于吸引、集聚先进生产要素。在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探索多种形式的农场经营,形成家庭农场、合伙农场、公司农场等并存的格局;发展联合社和综合性合作社,促进合作社做大做强;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其他经营主体形成分工合理的产业链条或产业联合体等,实现农村土地由农民使用向多主体使用转变、由生产使用向多功能使用转变、由自营独享向共营共享转变。人力资本投入制度改革应着眼于培育职业农民。大力吸引高素质人才在农业领域就业创业,加大对职业农民的培育力度,加快农民职业化进程。注重从传统农民、一二代返乡农民工、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新农民群体中培育职业农民;将职业农民培育纳入教育培训发展相关规划,支持职业学校办好涉农专业,定向培养职业农民,完善国家助学和培训补贴政策,鼓励农民通过“半农半读”等方式就地就近接受职业教育培训。
强化科技支撑。重点在生物技术、装备技术、信息技术三个领域取得突破。生物技术应发挥多重功能,从以提高单产为主向提高产量、定向优化性状、改善品质、提高质量方向转变,不断推进科技、农业和工业的融合。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种业企业,加强杂种优势利用、分子设计育种等关键技术研发,培育和推广适应机械化生产养殖、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突破性系列新品种。装备技术重在提档升级,核心是发展大中小型配套、多用途、全产业链的农业机械装备。特别是要发展适用于农业生产的信息技术,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应用,建设智慧农业、云农场;研发推广适用于农业营销和农产品配送的信息技术,完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标准体系、服务体系和冷链物流体系;积极促进线上线下结合,以农产品和产业为纽带实现城市消费者和农村生产者沟通互联。
强化政策支撑。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形成“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资本”的格局,从原来注重保总量保安全转变为促进保障供给、农民增收、可持续发展的多元目标。重点在投入政策、价格政策、补贴政策、金融保险政策上实现转变。投入政策应更加注重产能建设,撬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应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和影响重大的基础性领域,如永久基本农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更多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投入补助等模式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吸引社会资本主导设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农垦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基金。金融政策应从满足短期小额信贷需求、提供传统金融服务向满足长期大额信贷需求、提供新型多元综合金融服务转变,加快机构、产品和服务创新步伐,同时注重防控信贷风险;保险政策应从保物化成本、覆盖大宗产品向保全部成本、保收益、覆盖区域性特色产品转变,从灾后经济补偿向防灾减灾、担保增信等综合功能转变,完善主要农产品保险保费保额形成机制,积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作用,加快构建大灾巨灾风险分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