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普职比随着高中阶段教育生源总量的增加而降低，随着生源总量的减少而提高，决定普职比的首要因素是高中阶段教育生源总量。
研究发现，普职比随着高中阶段教育生源总量的增加而降低，随着生源总量的减少而提高，决定普职比的首要因素是高中阶段教育生源总量。
近年来我国中职招生快速下滑，导致中职教育资源大量闲置。如何看待目前的普职比大幅波动？未来的中职教育政策该如何制定？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中职学校和教育政策制定者，一些职业学校到了生死存亡关头。
笔者研究发现，普职比的年度波动呈现出一定规律性，即随着高中阶段教育生源总量的增加而降低，随着生源总量的减少而升高。中职招生数量下滑的直接原因固然与学龄人口数量的自然减少息息相关，但也与放松对普职“大体相当”政策的坚守、低估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长期性等因素密不可分。
现状：高中阶段生源减少直接影响中职招生
改革开放后，我国就开始了对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始终坚持普职比1∶1或普职“大体相当”的教育政策。在经历了数年中职招生萎缩之后，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中职招生以年递增100万人的速度很快接近了普职“大体相当”的目标。但如今学龄人口数量已从高峰转折走低，普高和中职都刚经历招生数量扩张，相对于普高，中职招生已经明显存在下降趋势，保持“大体相当”相当困难。
从学生及家长的角度看，希望有选择升学路径的自由。但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教育选择权是不存在的。除了教育成本和预期收益等因素，学生对兴趣和能力倾向的自我认知偏差、对职业教育的误解、生涯规划不明确等都会影响教育选择，带有很大的非理性。因此，对学生教育选择进行合理引导和科学干预，不应被视为有违教育公平的行为。政府有责任尽可能满足各类学生的成长需要，但政府也有责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顾及社会长远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就有必要设法维持合理的普职比。
从高中阶段教育的实际招生情况看，普通高中的招生在各地首先得到保证，招生计划完成后划定一个分数线，中职学校再来招生。这种招生办法使得中职校难以招到高分生源，并且给学生和家长“读职高的是中考的失败者，中职相对于普高是低档次教育”的错觉。因此，长期以来的招生制度安排和志愿选择使得普通高中的招生数量受生源数量波动的影响较小。在生源大幅增加或减少时，考虑到教学安排的持续性、基础较差学生教学困难等多种因素，普通高中也不愿意大幅增加或减少招生。这样，生源数量波动带来的影响和压力的主要承受者就是中职了。
普职比作为反映中等教育结构的关键指标，受到政府对不同类型人才需求的主观判断、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选择意愿、适龄生源数量、普通高中招生数、人们对职业前景的主观预测等多种直接因素的影响。而在多数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普职比会更多地受到一两种直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由于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普职“大体相当”的教育政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没有改变，影响学生升学的个人选择因素也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而最近几年中职教育招生却减少明显，其主要原因很可能落在高中阶段教育生源数量的变化上。
预测：普职“大体相当”几年后将成现实
笔者分别在市、省和全国三个层面上，对近10年普职比受高中阶段教育生源变化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作为大都市和高中阶段限制外地生源的特殊城市，北京提供了排除普职比受生源跨区域大量流动影响的例子。从统计数据中发现，2005年至2014年10年间，北京普高招收京籍生源比例随着高中阶段京籍生源总量减少而提高，反之亦然，相关系数为-0.892。这种对招生比例的调节缓冲了生源变化对普高招生造成的影响。而普职比走势与生源总量的变化方向相反，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将生源区域流动因素也考虑进来，笔者随机选择大连市作为分析样本。2005年至2014年10年间，大连高中阶段生源在5.39万人至8.04万人区间变动，整体呈连续下降趋势，但普高招生数较为稳定。
笔者又随机以中等发展水平的吉林省为例进行了分析，从省域了解普职比变化情况。吉林省2005年至2014年的普职比与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亦呈完全相反的走势，将上述规律体现得非常明显。笔者又将分析范围扩大至全国，2005年至2014年全国的普职比走势也分为两个阶段：随着前5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逐年增加（由2005年的1533.39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1698.86万人），普职比由2005年的1.339降至2009年的0.956；又随着后5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逐年减少（由2010年的1706.66万人减少至2014年的1416.36万人），普职比逐年增加（由2010年的0.961增至2014年的1.285）。可见，在全国层面，普职比仍与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呈相反的走势。
依据上述规律，我们从区域高中阶段教育未来生源总量走势大致可以估算出未来一段时期的中职生源量及普职比。鉴于我国初中毕业生总数量将于2018年跌入谷底，然后快速上升，至2025年增至目前初中毕业生数的2倍，所以未来20年间，随着初中毕业生的增加，中职教育招生数也在增加。如果各级政府保持极大的努力和积极的支持政策，最终普职比接近1∶1的情况会比预测年份更早到来。
建议：不可拆庙迁堂，保持中职资源稳定
我国现阶段实施的支持中等职业教育政策对中职学校招生产生了积极效果。各地政府应坚定信心，认识到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当前生源低谷期，不可盲目拆庙迁堂，保持中职学校资源的稳定，迎接即将到来的下一轮生源数量高峰。
其一，应继续坚持中职免学费等政策。很多学者根据免学费后中职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数依然减少或没有显著提高得出结论，认为中职免学费政策无效。但笔者发现，在2009年秋季开始实施中职免学费政策的前后几年，我国初中毕业生总数持续较大幅度减少，普职比理应大幅走高，中职招生大幅下滑，但实际上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当年中职招生甚至有较大幅度增加，因此，中职免学费政策实际是有明显效果的。如果没有该政策，不排除普职比会大幅升高，中职教育招生大幅下滑，后果或不堪设想。
其二，要求高职和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招收中职毕业生，占到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实行单独的标准和单独的招生制度。这样的政策持续三年以上，拉动中职招生的效应必将显现，这也将有助于建设真正的人才成长立交桥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在同一地区，过去的趋势不代表未来的趋势。如北京市，当前的中职招生下滑趋势是不可持续的，2018年后会迎来持续上升阶段，达到和超过北京市中职教育历史最高招生量。这样，仅根据当前的中职生源下滑趋势就采取大幅削减中职教育规模的措施将面临很大风险，几年后会面临仓促应对中职生源高峰的窘况。
此外，中职学校只以初中毕业生为生源和教育对象的传统观念，限制了中等职业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发展。因此，今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出发点，应以学龄人口学历教育需求、社会各类职业人才的技能学习需求和成人职业转换需求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范围。对适龄青少年开展学历教育、向普通高中学生提供技术课程、对各类成人开展技能培训、帮助无业者和失业者学到技能顺利就业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都是中职教育的应有功能，也应该折合在中职招生数之内。
（作者和震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谢良才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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